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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印度瑜伽的启示

 君德图书馆 2016-08-03

四、近现代印度瑜伽的启示

公元十三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故土绝迹,但在民间根柢甚深的印度教,却历经挫折而仍然根深蒂固,并随社会的变革不断有所革新。佛教禅学的一部分精华,被吸收进印度教的机体,在另一种血缘关系中传续不绝。各种印度传统瑜伽,在近现代社会尚未丧失生命力,瑜伽学者一般把它们分为王瑜伽、诃他瑜伽、智瑜伽、业瑜伽、虔信瑜伽、秘密瑜伽等几个系统。其中虔信瑜伽通过信爱神、念神,培养自心的神性,以期获得神的恩佑,最终归投于神,与梵合一。这种瑜伽早见于《薄伽梵歌》,十一世纪以来受伊斯兰教、基督教影响,曾盛行于世,出现过“虔诚派运动”。

在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到西方思想强烈冲击的印度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调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努力探索继承传统文化精华、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兴旺的途径。不少思想家提倡经过改革发挥的瑜伽,以之作为净化人心、改良社会的方法。如罗摩克里希纳(18361886)、辨喜提倡知识瑜伽,这种瑜伽源出《薄伽梵歌》,从哲学思辨入手,辨析真理,获得正确生活的智慧,掌握生活的艺术,把一切行为智慧化,终臻证悟神我、与梵合一,使个体生命获得究竟归宿。铁拉克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宣扬业(行为)瑜伽,这种瑜伽亦出《薄伽梵歌》,旨在从行为的道德化入手,把社会活动、日常工作看做对神的奉献,以无私利他为做人的根本原则。罗摩纳·摩诃梨希(18791950)简化知识瑜伽的体系,使之深入民间。奥罗宾多·高斯(18721950)综合科学与宗教,提出“整体瑜伽”,认为知识、虔信、业三种瑜伽殊途同归,每一条道路在其终归处都可集纳其它道路的效能。

在近现代科学的冲击下,印度瑜伽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摆脱宗教神学尤粗俗的祭祀宗教的束缚,把瑜伽术从宗教中剥离出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而予以世俗化,作为一种自我锻炼身心的技术,予以推广宣扬,并且力图给予现代科学的解释,用科学手段予以研究,使它与现代前沿科学接轨。典型代表是摩诃礼希正在传授的“超觉静坐”(Trancendental Meditation)。摩诃礼希(Maharish Mahesh)毕业于大学物理系,是印度瑜伽圣者古鲁·迭夫(Guru  Dev)高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走出隐修十余年的喜玛拉雅山坳,西游欧美,宣扬瑜伽。1971年建“创智科学”及“摩诃礼希国际大学”,以后又陆续在瑞士、西德成立了摩诃礼希欧洲研究大学,在英国建摩诃礼希自然规律大学,在华盛顿建摩诃礼希吠陀大学,近几年来在日本、香港、东南亚各地相继建立综合研究机构及超觉静坐中心。习练超觉静坐者已遍布全球,平均以每年45万人的速度增长,总数已达三百万人以上。

超觉静坐法完全源出古老的印度瑜伽,一般用曼陀罗瑜伽的方法,从缓慢念某些词句或上师所授母音入手,摄心入定,进入非醒、梦、熟眠的“第四意识态(第四境)——这是吠檀多盛期的多种《奥义书》中所述说。第四境定力增长,可以达到在梦中亦保持超觉意识的“启明”态。功夫深者,能离地趺坐(腾空),证明《奥义书》所言瑜伽师能府趺坐在地面移行、继而“离地腾起”,信然不诬。

从佛教禅的眼光来看,超觉静坐不过是一种较殊胜的修止法,所谓“第四境”、“启明态”,是一种定境,质多不超过第四禅,或仅为南传佛学所谓“有分心”,未必出于“世间禅”的范围,缺乏如实知见真实的智慧。

摩诃礼希一再强调超觉静坐并非宗教。他一方面继承、承认《吠陀》先哲的瑜伽学成果,一方面更注重用现代科学知识解释超觉静坐的原理。不少西方科学家参与了对超觉静坐的研究。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这种锻炼确能使人身心健康,有明显的社会效应,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工人的生产率、职员的工作能力和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可平衡心理,改造罪犯,治疗身心病,有益于个人与社会。如果说,这是一种宗教适应现代社会的改革途径的话,印度教瑜伽则走在了佛教的前头。如果说,这是一种从现代文明角度对宗教文化精华的继承方式的话,则对佛教禅学,当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予以继承发扬。这项工作在国内气功界,实际上已在开展。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气功热中,印度瑜伽也被受到重视,《中华气功》发表过林中鹏《浅论印度瑜伽的基础功》一文,同类文章还可找到数篇。美国人柏忠言与张惠兰合著的《瑜伽——气功与冥想一书》,用通俗的现代语言较为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印度瑜伽,对瑜伽练体、制气法介绍尤详,主张推广曼陀罗瑜伽(“瑜伽语音冥想”)。他们介绍的瑜伽之道,在中国佛教徒看来,大概不无“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印度瑜伽在现代社会的变革与传播方式,与前沿科学的搭界,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作为东方禅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大动向,意义深长,值得佛教界人士所深思,值得从事社会学、宗教学、社会心理学、气功学、人体科学等方面研究的学者探讨。

摘自:?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

第四章 佛教禅学与东方文化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兵,1945年生于甘肃武山。兰州大学中文系卒业后在新疆劳动、工作10年。1974年开始研习佛法。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现任四川大学宗教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市第12届政协常委。指导佛教专业的博士、博后、硕士生7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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