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他理所当然地是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人，被判绞刑，可谓罪有应得。但是为什么，他又认为自己是一个牺牲品呢？

一个月前，日本僧人花山信胜受联合国军指定，到关押日本战犯的监狱，听取信奉佛教战犯的忏悔。已知死期将近的松井石根，整日念经拜佛，也向花山信胜进行了倾诉。

据花山信胜回忆，松井石根表示，自己一想到南京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就感到难以忍受的羞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庭审，围绕着南京大屠杀进行。有包括五名中国人在内的十名证人出庭，诉方律师还宣读了17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这些证人证言和证词，还原了1937年冬到1938年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是怎样被一群闯入的魔鬼，变成人间地狱的。

贝茨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时任金陵大学副校长。他到庭作证说，屠杀的范围非常大，他能确定的有12000名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在城内被屠杀，城内还有许多他所不知道的屠杀。城郊附近也有大量的平民被日军屠杀，还不包括数以万计被杀害的中国士兵。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雇人掩埋的中国士兵尸体，多达30000多具。这些尸体大多在江边，是在放下武器后被日本兵用机枪屠杀的。

根据贝茨的指证：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手上有老茧，头上有帽痕，就会被认为疑似国军，而被日军抓走并枪杀，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平民。

日军除屠杀无辜外，他们的性暴行也令人发指。

贝茨回忆：“我个人非常保守的估计，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就有8000起强奸案”。

根据他的陈述，日军占领南京一个月后，一队队日本兵，通常是15一20人在城里游荡，挨家挨户的搜寻妇女，很多人目睹了在南京神学院操场上，17名日本兵轮奸一名妇女。

当时在南京圣公会任职的美国人马吉牧师，也陈述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强奸案，包括发生在城南新路口7号一家11口人被杀，3人被强奸；一名10岁女童在12月20日被强奸；1938年2月1日，一名15岁的女孩被日本兵强奸6次；一名40多岁的寡妇被强奸18次；一名77岁的老太太两次被强奸;一名80岁的老太太在日本兵企图强奸她时，反抗说：“我太老了。”而被日本兵杀死。美国人麦卡伦则回忆，他估计每晚都有上千起强奸。有的中国妇女一晚被15--20名日本兵强奸，漂亮的甚至被多达40名日本兵轮奸。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大量证言和证词已经足够给松井石根定罪。那么，为何松井石根还是不服，除了因为他想逃脱罪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东京大审判，自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庭审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英文庭审记录有约4.8万页，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长达1231页，法庭用了整整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

然而，虽然韦伯审判长最终宣判所有日本被告有罪，但东京审判仍然不够彻底，有相当一部分A级战犯嫌疑人被免予起诉。事实上当初有101人被确定为A级战犯嫌疑人，但只有28人受审，而在这28名中，除7名被判处绞刑外，其余基本都在五十年代被赦免或减刑，重新回归日本社会。多数原战犯日后甚至重返日本政坛。

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也难怪松井石根自怨倒霉，觉得自己成了牺牲品。

松井石根告诉花山信胜，日军确实在南京犯下了累累罪行。作为总司令官，他被气到了不禁流泪的地步。他在对日军高级军官训话中说：皇军的光辉，都被这样的暴行全部丢尽了。

然而，松井石根没有想到的是，在场的日本军官们居然都笑了，有的师团长还说，这不是很正常嘛！

松井石根暗示，皇室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此外很多人都参与了，最终却只追究了自己。他希望当时参与屠杀的那些日本军人们，多多反省。他告诉花山信胜：“当时朝香宫鸠彦殿下也在”。但是他没有在法庭上咬出皇室成员朝香宫鸠彦，他说，反正事已至此，就让我去死吧。

各种证据证明，松井石根指挥着这支部队，南京大屠杀正是在他的纵容甚至授意下发生的。他的责任是无法推脱的，但是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自然不可能只有松井石根一个人，多数人确实最终逃脱了惩罚。

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以最高战争责任者天皇裕仁为代表，包括南京大屠杀罪魁的朝香宫鸠彦等皇族，都逃脱了审判。

东京大审判没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让无数漏网之鱼，在日本的社会中仍然如鱼得水。对日本法西斯清算的不彻底，埋下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种子。

时至今日，在钓鱼岛事件中，一直潜伏着的军国主义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

我们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愿生者警惕，愿逝者安息。  

资料附录：

东京审判28名被告前十位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重光葵。

远东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月2日审判完毕审判期间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

国际法庭于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判：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1948年12月23日执行。

中国法官代表

梅汝璈（1904～1973）中国法学家。字亚轩。江西南昌人 。

20年代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清华学习期间，梅先生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从政治角度看，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保护正义力量、倡导世界和平、促使用战争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