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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要做自己的外交大臣 乔纳森·艾特肯 “我逐渐意识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真正喜欢母语不是英语的人，”卡林顿勋爵说道，“她不相信欧洲人，而且她对待他们的方式经常令人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她对每个人都很粗鲁无礼。” 尽管在与欧洲政府首脑的交锋中，不信任和没礼貌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最突出的特征，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最开始遭到无礼对待的对象是她，而不是欧洲其他的政治首脑们。始作俑者是法国和德国的领袖。 1979 年 5 月，她入主唐宁街后迎接的第一位外事访问者是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她刚开始觉得他很有人格魅力，但当发现他以高人一等的屈尊姿态对待她时，感到非常沮丧。然而，在比拼谁是自大狂的竞赛当中，他很快就被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超越。6 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理事会首脑峰会上，法国总统有意怠慢英国首相，在举行的所有宴席上都拒绝与她邻座。作为国家元首，他并没有如大多数与会者所期待的那样表现出谦恭礼节，让欧洲第一位女性领袖得到优先招待，而是坚持自己的优先权。“愚蠢的做法，”卡林顿说道，“所有人的评论都是负面的。”
斯特拉斯堡峰会的主题并不是怠慢玛格丽特·撒切尔，而是关于她认为当前至关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即后来被称为“该死的英国问题”，或者简称为 BBQ 的问题。尽管在英国驻布鲁塞尔的欧共体代表迈克尔·巴特勒爵士为首相准备的外交部简报上，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并非如此。 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巴特勒的材料很不满意，她认为这份材料表现出英国对欧共体预算问题的态度不够强硬，太过迁就，轻易做出妥协。因此她委托财政部提交一份备用材料。它的执笔人是一位年轻的副秘书长助理彼得·米德尔顿。她把他叫到契克斯乡间别墅对这份材料的相关内容进行详细询问。这是一次非常考验人的经历，但是他的表现很出色，给首相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促使他迅速升迁，四年之后就做到了他所在部门的最高职位，担任常务秘书。因为米德尔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斯特拉斯堡所提出的归还“我们的钱”诉求的最初创始人。 “我们的钱”斗争的根源在于英国进口关税和欧盟预算中“共同农业政策补助金”之间的收支失衡情况。之前达成的一致共识是这些结构性的失衡应当通过预算回扣的方式退还英国，予以矫正。未达成一致的是，关于回扣的数额（根据米德尔顿的数据应当是每年10亿英镑）以及此事应当被赋予的优先地位。 玛格丽特·撒切尔到斯科拉斯堡，就是准备为此而战。她想要把退还英国预算回扣作为议事日程中的首要事项来对待，并区别于所有其他关于预算问题的讨价还价。而这并不符合法国和德国处理事务的方式。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民族主义式的处事方式深感不满。他们对她抱有轻蔑的态度，只是勉强同意在下次会议上考虑这一问题。 卡林顿勋爵认为，欧洲领导人对待她的态度“非常愚蠢……目光极其短浅且极端自私”。相反，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自己的表现感到相当满意。“我觉得我给人的印象是并非随便说说，而是严肃认真，说道做到”，她说道。 在 6 月召开的斯特拉斯堡首脑峰会和 11 月在都柏林召开的下一次欧洲理事会之间的一段时间里，英国首相的态度似乎变得越发坚定。她宣布她正在考虑拒绝对欧共体支付英国增值税，而这种做法是违反规则的。1979 年 10 月 18 日在卢森堡发表的纪念温斯顿·丘吉尔演讲中，她把在欧共体预算问题上对英国的处理方式描述为“明显不公平”，而且是“政治上站不住脚的”。她继续说道：“当我自己的选民正被要求不得不放弃在健康、教育、福利和其他方面的条件改善时，我无法对欧共体扮演美德姐姐的角色。” 11 月份在都柏林的理事会上，美德姐姐变成了好斗姐姐。她收到了 3.5 亿英镑回扣的提议，这是欧洲人在协商谈判过程中的第一步举动。她对这个数字不屑一顾，称之为“面包的三分之一”，予以拒绝。之后，她花了整个晚上剩下的时间斥责其他国家政府首脑，卡林顿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次大声咆哮”，她滔滔不绝地用华丽的辞藻包裹着重复的信息，并不断提醒自己别喊出“我想要回我的钱”。 1980年，撒切尔夫人与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赫尔穆特·施密特假装睡觉。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读报纸。根据欧盟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的说法，“她让我们所有人在餐桌前待了漫长的四个小时……她的发言没有停顿，但并非没有重复……除了她自己之外，每位在场的人都明显意识到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是在使大家疏远。” 这种疏远是双向的。性格方面的冲突是问题之一。高傲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无法忍受这位过于喋喋不休的女士，他私下里嘲讽她为“杂货店主的女儿”。赫尔穆特·施密特对于这位杂货店主女儿的反共态度同样地蔑视。他走出都柏林宴席时，因愤怒而浑身颤抖，说道：“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无法与那样的人打交道。” 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对高卢人的轻蔑和日耳曼人的愤怒并未不安。她对于后来被她称作是“欧洲的法德部分”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并为此而自豪。 在她内心深处，她仍旧还是那个爱国的格兰瑟姆女孩，对于战争难以忘却。如果她听上去像是一个英格兰本土主义者，那是因为这就是她的本性。她透过英国利益的棱镜来看待一切事物，这种立场在她和大多数选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是一位英国首相应该采取的正当立场。 在都柏林那次糟糕的晚宴之后的第二天上午，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欧共体预算对英国的不公正性提出了更多细节性的论据进行争论。在这次峰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前 5 分钟时，她不甘地答应将这一问题推迟到 1980 年 4 月在卢森堡召开的下次会议上再次讨论。在那次会议上，她收到了 7.5 亿英镑的回扣提议，她的外交部顾问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公道的数字。但令人大为震惊的是，她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这只是一个两年的协议。这种对于她想要得到的面包的四分之三傲慢拒绝的做法，不仅使她自己的团队目瞪口呆，而且使欧洲领导人大感意外。现在该轮到吉斯卡尔怒气冲冲地走出去，说道，“我不会允许这样令人可耻的场面再一次出现”，这是他离开前撂下的最后一句话。 玛格丽特·撒切尔似乎很享受这种孤立的状态。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广播4频道，她很高兴那些欧洲人称呼她是一个“女戴高乐”。下议院对于她在卢森堡峰会上所做的发言给予了肯定。英国玛吉用手提包对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者们进行无情攻击的形象在全国反响很好。在当时国内的经济困境和欧共体内的谈判现实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方法。尽管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对此非常不快，然而这次争论涉及的金额对欧共体财政来说，仅占相对较少的部分。因此在 5 月 30 日，新一轮的谈判在外长会议中展开——不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
英国的谈判代表，卡林顿勋爵和他的下议院发言人伊恩·吉尔默比预期的表现要好。他们将回扣条款金额提升了 5000 万英镑，并将时间延期到三年。因此他们在经历了布鲁塞尔一整夜的谈判之后，回国时心中颇感得意。但是到了契克斯首相乡间别墅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对他们的表现极度不满，甚至都没有给他们倒上一杯咖啡。“即使我们是去夺取家具的法警，”伊恩·吉尔默回忆道，“我们可能都会得到更加友好的接待。首相就像是燃线已经点燃的爆竹，我们几乎都能听到咝咝的响声。” 这些爆竹磨炼了卡林顿。他的私人秘书助理史蒂芬·沃尔还记得“他的恼怒中夹杂着一些不情愿承认的敬佩，在他和吉尔默经过夜以继日地谈判才争取到协议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待他们竟然就好像他们是没有按照标准要求完成作业的学童一样。” 最后，学童智胜了女教师。吉尔默无视首相的严词谴责，向新闻媒体做了简短声明，宣布了这一外交上的胜利。卡林顿在内阁中坚定立场，坚持要求他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必须要得到履行。面对这样的反叛，而且还有政府中其他高层人物对此做法的支持，玛格丽特·撒切尔不得不做出让步。同僚的集体意志迫使她不得不履行她曾经强烈反对的做法，这在她掌权第一年几乎是唯一的一次。 这些欧共体高峰会的早期经历并没有教会玛格丽特·撒切尔，她本可以从中学到的一些经验教训。她本应当意识到在欧洲外交中，一味地像主战坦克一样将所有枪一起开火攻击前进的做法，并不一定能取得进展。她也许不会喜欢法国的一个短语“以退为进”，但是她需要知道采取更加细致的谈判方式才能达到预想的目标。 细致并不是她性格中天然的成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政治最终会成为她下台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论 1979—1980 年间她尖锐犀利的处事风格造成了多少不愉快，她的确为英国谋取到了比任何人预料到的都要多得多的预算回扣。因此就短期而言，她毫无外交策略的外交手段取得了成功。这是一次重大且持久性的成就。
特殊友谊的缓慢启动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在于加强英美联盟——这是她自战时格兰瑟姆童年时期就热诚相信的一项事业，那时美国军人在小镇驻扎，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到 1979 年时，这种同盟关系的特殊性正在慢慢退去。根据卡特总统 1979 年 10 月收到的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显示，“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这层‘特殊友谊’，最终，已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意义。与美国和其他主要同盟国家的关系相比，美国与英国的关系不再具有更明显地紧密性。”吉米·卡特总统对这一评论做了注解，“部分正确，部分错误”。 同样的矛盾观点体现在他对待新任英国首相的态度上。在她赢得大选后的一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给总统送去一份外交备忘录，给他提出建议，“应付撒切尔夫人咄咄逼人的个性，和她倾向于威吓的特点，需要有耐心。” 卡特似乎已经发现这个警告的准确性。“一位态度强硬的女性！相当固执己见，意志坚定，不能不承认她懂点儿政治”，是他在东京的七国首脑会议见到她后所做的私人评语。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与撒切尔夫人 他们下一次会面发生在 12 月初她对华盛顿的访问期间。美国正处于伊朗人质危机的困境之中，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被占领，52 名美国外交官被困。玛格丽特·撒切尔起初持有错误的看法，认为这是美国国内的问题，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不应对此公开发表评论。卡林顿勋爵不得不努力改变她的这一看法，并成功地做到了。 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首相发表了强有力的团结声明。“在这样的时刻，你们有权获得朋友的支持。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而且我们也将支持你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些话语与华盛顿当时急需亲密盟国慰藉的渴求发生了深深的共鸣，首相余下的访问行程取得了胜利的进展。在白宫宴会上，为向她表达敬意，由唱诗班为她演唱小夜曲，唱诗班中包括柯克·道格拉斯和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她在国会的演说和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所做的演讲得到普遍的赞誉。两次演讲的观众当中都有一部分人事实上爱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性。她回答问题时的直率，她对于从自由市场经济到苏联扩张主义一系列问题所持的鲜明坚定的观点，在美国保守党人中间形成了一个支持群体，其人数在很长时间都呈上升趋势。 在他们都当政的 20 个月的时间里，吉米·卡特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相处融洽，比他们两人所预期的都要好。她敬佩他坚定的基督教的信仰、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待人的诚恳。但是她认为，他对于经济方面和苏联威胁的认知不够。 在苏联占领了阿富汗之后，他认为她是一个懦弱的合作搭档，隐藏在合法性和技术性之后，避免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我希望你不会如此，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坚决”，他在 12 月 28 日给契克斯首相别墅打电话时说道，当时英国似乎对于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怀有太多的顾虑。很明显，美国总统在与英国首相打交道过程中还没有了解到，对大多数事情表现“坚决”是她的本性。 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外交见解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这两位领袖人物共同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合作。他们的战略协议包括通过采购三叉戟核导弹系统替换掉英国老化的北极星核导弹系统，并达成协议允许美国在英国位于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上扩建军事基地。但是吉米·卡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是志趣相投的人，那种私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伴随而来的“特殊关系”的复苏要等到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才能实现。
回顾 卡林顿—撒切尔合作关系为英国外交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缺乏经验，但她的确促使他和外交部门采取了更加坚定的立场。尽管他有着嬉笑怒骂式的玩世不恭，他却在她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刻坚决勇敢地面对她。因此，他们共同在罗德西亚问题上，在欧洲的英国预算回扣问题上，以及在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有时他们之间的合作像极了一位贵族驯马师和一匹性情固执顽劣的赛马之间的较量。卡林顿能够劝服或者使她离开他认为是灾难性的轨道，但是他从没有成功地束缚住她的粗鲁无礼，尤其是对待德国人的时候。 “我亲爱的彼得，请你跟我解释一下关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新上任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几次欧洲峰会中与她的不快经历之后询问道，“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她对待我就仿佛我是她内阁当中职位最低，最不重要的成员吗？” “我亲爱的赫尔穆特，”卡林顿回答道，“她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而且你很幸运，因为如果你确实在她的内阁里，她对待你的态度会比现在要差得多。” 玛格丽特·撒切尔之所以从没有与她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四位法德领导人——吉斯卡尔、密特朗、施密特和科尔建立友好关系，是内心、政治和个人原因的共同作用使然。在二战中还是个孩子的她，难以忘却纳粹德国和维希法国所造成的阴影。她虽然已经离开原地继续前行，但是却无法像那些 20 世纪 40 年代英国深处孤境的那些黑暗岁月里，同样处于少年时期的大多数英国人那样能客观地对待那时的情况。 如果要想说服她改变态度，可能需要欧洲重量级的领导人一方愿意通过法庭辩论的方式就欧共体的议事日程与她对战。但是这些领导人都是一些粗枝大叶的人，只懂得宣读意向书，而她精通的则是细节。这是一个难以弥合的差距。当她意识到他们都没有做足准备工作的时候，她对待他们的轻蔑态度，丝毫不亚于她对待国内大臣的蔑视。对于那些没有仔细研读他们简报材料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有多么显赫，都不会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之间存在任何对话或者思想碰撞的可能性。 欧洲四位大人物之中，她只对密特朗总统颇有好感。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私人间的情感，之后由于他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给予的帮助，这种情感也增强了。在他 1981 年 5 月赢得大选后不久，对契克斯首相别墅进行的首次拜访中，总统和首相之间建立了政府间友善的谅解。当密特朗一行驱车离开的时候，她的内阁秘书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祝贺她此次讨论进展顺利。“是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回答道，然后，在一个短暂的停顿之后，她说：“你知道，他喜欢女人。”
这个不同寻常的评论反映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外交政策当中很古怪的一个方面。她能与之相处最好的政治家都是那些她发现有魅力的人——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那些她觉得没有吸引力的，特别是身材高大肥胖的大块头科尔、爬行动物般的吉斯卡尔和贫血般毫无生气的卡特，都被划归到她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边缘地带。相貌对她很重要。这可能与她对待外交大臣们的不同方式有些关系。表情颓唐阴郁的弗朗西斯·皮姆和身材矮胖、喜欢东拉西扯的杰弗里·豪不是她喜欢的风格。体形匀称、风趣幽默的卡林顿勋爵对她则很有吸引力。他们之间的争论很激烈，但是他们很喜欢彼此做伴，丝毫没有任何对彼此的敌意。 她喜欢卡林顿，而且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有趣的是，在他后来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做出了请辞这一受人敬重的选择之后，她从没有邀请他重新加入她的政府，而那只是他名誉上转瞬即逝的污点。在他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之前或者之后，让他重回内阁本是很容易做到的。也许真正的问题在于，她想要做她自己的外交大臣。她不会欢迎一位外交事务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加入到她的政府高层中来，尤其是一个能够成功阻止她用太过对抗性的方式处理欧洲事务的人。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卡林顿作为一个政治家与她的合作对于她早期所取得的成功有着卓越的贡献。 作者：[英] 乔纳森·艾特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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