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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个地位很重要的内宫官署叫司礼监，设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若干名。 当时，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必须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呈送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做出最终批示，叫做“批红”。如果皇帝不勤于或无暇政事，便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为批奏。 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人无法比拟的特权，即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皇帝的旨意先由秉笔太监记录下来，然后交由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 这种制度，给心怀不轨的太监提供了篡改圣旨的机会，也为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 恰好，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一个玩物丧志、不理朝政的皇帝。他荒淫无道，怪诞无耻，有皇号不称，自封威武大将军，有皇宫不住，住自建的镇国府。这一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恣心所欲、专横跋扈创造了极大空间。 明武宗朱厚照的老爹明孝宗朱祐樘在位时，刘瑾就被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由于经常用滑稽戏取悦太子，而深得宠爱。 刘瑾在东宫的随侍太监中，纠集与自己臭味相投的其他七人，结为“八虎”集团，朝夕“为狗马鹰犬、歌舞角抵以娱帝”，当时的东宫被时人称为“百戏场”。 朱厚照登继位后，在刘瑾等人的蛊惑下，玩得越来越离谱，把后宫搞的乌烟瘴气。 明孝宗朱祐樘时期政治还算清明，给明武宗朱厚照留下了一套非常刚正廉洁的大臣班底。 以刘健、谢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不满明武宗以及刘瑾等人的所作所为，联名上书列举明武宗登基以来的种种不当行为，并准备于第二天一大早动手，铲除“八虎”。 人们常讲，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自己身边的内奸。内奸出卖，天地必变。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吏部侍郎焦芳在当天晚上就把这一绝密消息透漏给了刘瑾。刘瑾一听，大惊失色。 小人之所以为小人，他有两项常人没有的武器：一是随即恸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说哭就哭，而且撕心裂肺，痛苦万状，就像孝子死了爹妈似的；二是恶人告状，一旦获得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信息，就会捷足先登，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而且脸不红，心不跳，腿不抖。这两手是许多小人化险为夷、平步青云的拿手好戏。 奸猾狡诈的刘瑾得到焦芳的线报后，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来到明武宗面前，以头抢地，声泪俱下地哭诉告状，说文官们经常上书责备皇帝，目的是想限制皇帝的权力，把皇帝孤立起来好由他们施政。 明武宗本来就极其讨厌那些经常干预他尽情玩乐的文官们，听了刘瑾等“八虎”的谗言后大怒，当即下令，将刘健、谢迁等内阁大臣惩治的惩治、赶回老家的赶回老家，刘瑾等“八虎”集团则全面控制了生杀予夺的朝政大权。 凡小人必结党，结党者必小人。此外，小人往往以己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有个固有逻辑，就是自己结党，总认为自己的“小圈圈”之外的其他人也结党。 所以，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利用皇帝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所谓的“奸党”名单，将那些反对过或者有可能反对自己的人，尽数列入其中，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两人，尚书韩文等五人，还有侍郎、御史等总计五十三人。然后，把全体朝臣召集到金水桥前，命令他们全部跪着，听他宣读。 其实，这些人在奸人刘瑾眼里是“奸党”，而在海内都是公认的忠直之士。所以，在小人眼里，黑白颠倒，天地错位，忠直即为卑屈，善良即为邪恶，美好即为丑陋。由此看来，凡能与小人呼朋引类者，定是蛇鼠之辈；与小人水火不容者，必是忠正之士。 同年盛夏一天，明武宗御驾奉天门（太和门）早朝听政。将要退朝的时候，忽然在御道上发现一封匿名文书即匿名信。信的内容是揭露司礼监太监刘瑾的不法罪行。 御史将这封匿名文书上呈给明武宗阅览，明武宗看后，竟然在上面批示：“你所说的贤能之人，我偏不用；你所揭发的奸佞坏人，我偏要用。” 明武宗真是昏庸暴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当然会有小人当道、君子失意的黑暗局面。综观中外历史，一个概莫能外的现象是：凡奸佞小人横行霸道、祸乱朝纲的背后，必有一个荒谬无耻、昏聩无比的权力的支撑！ 刘瑾狗仗人势，当场大发淫威，他宣布文武百官不许退朝，都要跪在奉天门前金水桥南的砖地上。 刘瑾站在奉天门的台基上，态度恶劣，辱骂官员，威逼群臣供出写这封匿名信的人。 当时正是暑热伏天，烈日当空，热气袭人，没有阴凉，也没有水喝。官员们从早晨一直跪到傍晚，汗流浃背，口干舌燥，饥肠辘辘，痛苦难言。这些包括顺天府推官和兵部主事在内的一批官员竟然昏倒十多人，中暑而死三人。 心地善良的太监李荣见年老体迈的大臣焦渴不堪，便拿来冰镇瓜片分给他们解暑；另一太监黄伟见所有大臣都一起受罚，于心不忍，便大声喊道：“信上所说皆是为国为民的事，是谁写的就挺身而出，哪怕死了也不失为好儿男，干嘛冤枉连累别人！” 不想，就连这样的举动也会激怒刘瑾，当即勒令李荣闲住，黄伟逐往南京。 文武百官在一天的跪罚中，并没有供出写匿名信的人来。刘瑾盛怒之下，命锦衣卫将跪伏在奉天门前的文武百官三百余人全部逮捕下狱。 第二天，当刘瑾得知匿名信是他的同类内臣太监所为后，才让明武宗下令将三百余官员从狱中放出。 有了几次的较量之后，刘瑾感到，自己已经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经可以以皇帝的代言人的身份发号施令了！ 自此以后，刘瑾的气焰更加嚣张，行为更加暴虐。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便四处派出校尉，远近侦探监视，吹毛求疵地挑官员们的细微过失加以重责，还不许官员之间相救说情。 一些官员因为刘健、谢迁的离去痛惜不已，纷纷上书挽留。第一批上书的官员二十多人无一例外地受到刘瑾的廷杖处罚，有的还被活活打死。为了挽救廷杖处罚官员的性命，主事王守仁等很多人第二批上书，同样遭到刘瑾的廷杖伺候。 王守仁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他上疏论救被杖罚后，又被降职贬放到贵州龙场当驿站驿丞。路途中，王守仁被刘瑾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就在贵州龙场期间，他悟出了心学之道，成为心学集大成者。 刘瑾除了借故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冒犯他的官员外，在平时还肆意作践满朝文武：命令他们在早晨的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离朝，一天在朝时间竟达十四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有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排斥异己无需理由，而是随心所欲，由于翰林院官员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后来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二十多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还削职为民。 慑于刘瑾的淫威，朝廷上下政治气氛空前紧张与沉闷，许多正直的官员敢怒不敢言，有的因不愿与刘瑾同流合污，但又觉得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得不以自杀的方式加以抗议。 刘瑾曾把客居在京人员及佣工全部驱逐出去，下令寡妇全部再嫁，凡停殡不及时下葬的全部焚烧，以致京城纷扰，几乎酿出祸乱。都给事中许天锡因此想弹劾刘瑾，却不胜恐惧，结果怀揣奏疏，上吊自尽。 后来，刘瑾用人专横的程度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只要他在纸上写出哪个人做什么官，六部就得按照他的指示抓紧时间办理，谁若拖延或顶住不办，就会有被罚俸、杖责、降职、贬黜的危险。因此，无论是内阁，还是政权机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刘瑾都安插了自己的党羽和走狗。 刘瑾还很会控制皇帝为自己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游戏缠住爱玩的明武宗。然后，专门在明武宗玩得兴致高昂、痴迷专注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明武宗总是不耐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吗？”刘瑾便装作灰溜溜的样子退下，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柄政去了。 有了昏庸皇帝的宠信，有了无耻党徒的辅佐，刘瑾权势熏天，飞扬跋扈。 文武百官见到刘瑾光作揖还不行，必须下跪行礼，就连那些地位很高的公侯们见了刘瑾也要跪拜，不敢直视。 据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的王世贞在他的《觚不觚录》一书记载：“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 大臣们上的奏章都要准备一式两份，一份给皇帝，一份给刘瑾。皇帝忙于玩乐，没有闲工夫批阅奏章，大臣们只能听从刘瑾的指挥了。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在暗地里叫他“立皇帝”，而明武宗为“坐皇帝”。 这是中国古代权力场上一个难以破解的“怪圈”：明明一个奸佞小人，为什么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可以让所有的文武百官听其任意摆布，连站起来或者直视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反抗了？ 如果一个人怕枪打出头鸟的话，那么群起而反之，我想不管是谁，就是天王老子恐怕也得考虑考虑吧？更何况一个邪恶小人了！ 但是，中国皇权时代，权力场就是权力场，有些时候没有道理可言，只有俯首听命而已。权力是魔鬼，权力是屠刀，在它面前，任何人都是孙子，都要夹着尾巴，委曲求全是好听的，忍气吞声才是真的，只要你想在名利场里混，就由不得你自己，你就得由它摆布。小人是流氓，可以谁都不怕，但君子要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 所以，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埃德蒙·柏克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此话有理！但埃德蒙·柏克没有说彻底，他没有告诉人们善良者为什么会沉默？ 我们说，在正邪颠倒的权力场上，善良者之所以会沉默，就是因为缺乏一种制度或机制对权力的运行加以制衡与约束，对邪恶加以有效防范与惩治，对善良加以强大支持与保护。其结果，善良犹如羔羊，邪恶恰似豺狼，善良已成为邪恶的盘中美餐，善良能有机会吗？善良还能怒吼吗? 善良战胜邪恶需要时间和空间，需要付出血与火的代价，需要一套完善的自上而下的抑恶扬善的法则！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用来审美，也可以用来照妖，还可以用来正衣冠！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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