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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麻烦不够多，就买头山羊吧。 ——芬兰谚语 山羊有时被蔑称为“穷人的奶牛”。和牛相比，山羊确实在诸多方面处于下风。比如，它的体型小，性格过于活泼，导致代谢率高、产肉率低。比如，山羊奶无论产奶量和蛋白质含量都不如牛奶，而且因为每只个头小而大大增加了挤奶等人工成本。比如，山羊的脂肪更多储存在内脏附近而非像绵羊和牛那样以“雪花”状和肌肉相间，导致山羊肉口感发“干”。比如，成年公山羊的气味腺十分可怕……所有这些特点，都令山羊在规模化的现代肉类产业中难觅踪影。
但是今天世界上依然有9亿头山羊，90%是在非工业国家。它们如此广泛分布，不是没有理由的。 山羊（Capra aegagrus hircus），牛科羊亚科山羊属，最初驯化地在近东，是Capra aegagrus（波斯野山羊）的亚种；最早的山羊驯化证据是在9000年前。和几乎所有其他动物一样，驯化过程改变了体型大小，增加了毛色的多样性，还增加了交配欲望；然而和绵羊之类的动物不同的是，山羊保留了它祖先的敏捷、智力和好奇心。在所有的大型家畜里，山羊也许是和人类之间联结最紧密的动物（当然也意味着，它很多时候会非常顽固、非常好斗）。
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何山羊在早期宗教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动物驯化起源的标准观点是为了经济利益，但是大型动物驯化所需时间漫长，几代人都未必见效，经济利益并不显然；因此早期驯化过程中来自宗教祭祀的比重可能不低。 苏美尔神话里，一位名为恩基的神明就有鱼尾羊头。旧约以色列人将绵羊和山羊同等献祭。而著名的“替罪羊”的比喻，就来自祭司将手放在山羊头上，代赎罪恶的仪式。印度教和拜火教都有山羊献祭，女神迦梨的典型祭品就是一头黑色公山羊。祭司将会口诵迦梨之名将山羊斩首，因为迦梨是嗜血的神；流出的血由祭司喝掉，剩下的羊则放入火中焚烧，有时肉会被吃掉。
希腊艺术里，狄奥尼修斯和潘神的随从——萨提——被描述成半羊人的形态，拥有山羊的后腿、小山羊角和山羊一样的耳朵；而潘神本人也有羊的蹄子，酒神则是喝山羊奶长大、常常化身山羊。驯化山羊的天性加上酒神的设定，令山羊在欧洲文化里成了淫乱的隐喻——而这些古典异教神形象，加上新约时代对山羊和绵羊的区别对待，可能合力让山羊在中世纪成为了恶魔的形象。
山羊为人类提供肉、奶、纤维和皮。在非工业化的社会里，每一种都不会浪费。山羊的体型很小，最大的品种也不过140千克左右，最小的品种只有20-27千克。这对于工业化规模养殖是很大的不利因素，但私人散养就恰好相反。一头小型山羊在屠宰后一家人几天就能吃完，浪费很少，不依赖商品经济就能有效利用；不过这也意味着它往往不会出现在市场上，难以统计和记录其消耗量。 在非洲、中东和南亚，山羊肉是极为重要的蛋白来源，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的山羊几乎只是用来产奶。欧美人往往无法习惯羊肉的强烈膻味和干硬口感——显著的例外是拉丁人。山羊的代谢率高，6只25千克的小山羊所需的能量就和1只350千克的牛相当；而山羊的肉量也不如牛，下水比例偏高。加上山羊的脂肪含量低，这些都使得山羊在欧美国家比重偏低。不过，刚断奶的小山羊羔没有这些问题，在法国绝大部分山羊肉都是羔羊。
从商业角度，山羊奶也不如牛奶：无论是泌乳期、每次泌乳量、蛋白质含量还是稳定性，都不如牛。但是从个人和家庭角度，山羊就十分适合；何况山羊聪明、归家本能又强，养起来省事儿。（这一特征还使得牧羊人常常在放绵羊的时候加入几头山羊来充当领头羊的作用。） 非洲、西亚、拉美、地中海周边有饮用山羊奶的传统。在其他欧洲国家，山羊奶更多是用来做奶酪——这种奶酪气味十分独特，价格也相对较高。但熟过了的山羊奶酪是十分恐怖的，所谓“闻起来像酸，吃起来像氨”。
山羊虽然产毛总量不如绵羊，但安哥拉羊和开司米羊的毛却是无法取代的。而未鞣制的山羊皮也是羊皮纸的重要来源——绝大部分死海古卷是写在山羊皮上的。许多传统文化（特别是中东地区）使用山羊皮袋来装液体，这样的一大好处是水会逐渐渗透到皮袋表面蒸发吸热，让里面的液体在炎热环境也保持凉爽；坏处则是久用的皮袋容易开裂漏水。由此诞生了“旧瓶装新酒”一说——其实它原本的版本是“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羊皮袋里”，因为新酒尚在发酵，产生的气体容易让老化的皮袋裂开。
也许山羊和牛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它极强的适应力和极广的食谱——哪怕没有草，山羊也可以完全靠树叶和树皮为生。
山羊的上唇灵活，能贴地啃食吃到牛啃不到的草根，也能啃食很小的灌木叶子，就算是带刺灌木也不怕；如果食物短缺，它们能把整株灌木啃成光杆。山羊可以后腿站起来吃到和自己等高的叶子，还可以爬到矮树上面去。它们的蹄子十分锐利，除了能爬上陡峭的山峰，还能刨开土壤吃到吃到下面的根和地下茎。山羊散养时能跑得很远，平均每天9.7千米，相比之下绵羊只有6.1千米，牛则是5.3千米。山羊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不喝水——它能从植物中获得最低限度的水分。
在环境恶劣、土壤贫瘠的地区，这些优点是至关重要、对地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但这恰恰也是山羊的最大问题：当放牧密度太大的时候，山羊很容易把一片区域啃得寸草不生。山羊对环境破坏的最极端例子，发生在岛屿入侵种的场景里——而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 加拉帕戈斯常被称为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的“圣地”，因为达尔文在他著名的小猎犬号之旅途中，目睹加拉帕戈斯的多样性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灵感。作为远离大陆的群岛，加拉帕戈斯是没有野生山羊的。群岛最早的山羊来自数百年前远洋捕鲸船的“放生”——水手们经常会把山羊这样适应力强的动物留在大洋中的小岛上，任其自行觅食和繁殖，把它们作为大海之上的食物补给站。不过，最大的威胁还是那些大岛上的山羊——它们多半是20世纪的居民引入岛上作为新鲜肉食来源的。
山羊对陡峭的火山岩无所畏惧，可以在岛上活动自如——毕竟它们的野生祖先也能在山间自由跳跃。它们能把植被啃得一干二净，其下千百年累积的土壤失去了保护就可能在几十年内被雨水冲刷殆尽。山羊远比土生土长的加拉帕戈斯巨龟更加灵活，挤占了巨龟的食物和生存空间。 位于群岛中央的圣地亚哥岛就是这样一个岛，仅仅58000公顷的面积却在最高时有80000只山羊生存。2001年，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开展了在岛上剿灭山羊的行动，这是控制群岛山羊数量的“伊莎贝拉计划”的一部分。
计划的第一阶段是地面攻击：首先是骑马的人使用号角和朝天开枪，将大群的山羊驱赶到篱笆里然后人道处死；小规模的羊群则是在狗的帮助下步行追踪射杀，随后是一队人马排成长列对全岛进行扫荡。 经过三年的战斗，2004年进入空中打击的第二阶段，公园开始使用直升机搭载来自新西兰的老练猎手，发现和射杀残留山羊，摧毁巢穴。
到2005年，第三阶段启动，公园开始使用“犹大羊”和“玛塔哈里羊”。犹大羊是从附近岛捉来的山羊，带上无线电项圈然后在圣地亚哥岛上释放，便于猎人找到岛上山羊的藏身点；而“玛塔哈里羊”则是绝育的母山羊，服用药物以维持发情期状态，从而将最后残存的高警惕性公羊引出来。这些山羊会被当场射杀，尸体留在原地腐烂以滋养被它们破坏的土壤。
2005年底，圣地亚哥岛上最后的野山羊被消灭，全过程花费610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最后一千只山羊上。岛上依然留下了20只绝育的犹大羊用来监控；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漏网之鱼。“伊莎贝拉计划”前后长达十年，在品塔岛、圣地亚哥岛和伊莎贝拉北岛上彻底消灭了野山羊，总计超过14万只——但依然还有三个岛上有山羊残存。 在除了岛屿之外的其他地方，消灭山羊是不可能的——野化山羊种群的恢复能力很强。但更重要的是，这里之所以有山羊的出现，正是因为人的需求；山羊的破坏，归根结底是人的管理失败。很多草场的退化，归给山羊是不公正的——现实往往是一片草场先过度放牧牛群，退化之后换成绵羊，最后草场已经严重衰退、灌木大量入侵时才换成适应力强的山羊。它们只是土地侵蚀的最后一环而已，却背负了所有的责任。
山羊甚至不是什么现代问题：古典时代作者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在讨论山羊带来的退化了。而也没有理由认为现代人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山羊是家畜，就像所有家畜一样是因人而存在的。只要人有生存在贫瘠环境中的需求，山羊的环境影响就不可能消失；而它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生活质量改善，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哪怕是短期的。很多环境主义者会希望能采取某种措施来“一劳永逸”地把地球“修好”，但只要生命还存在于地球上，就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有完美的方案；所能做的只有在不断的妥协中找到前进的方向。
把责任推给它们，可不合适。图片：naturephoto-cz.com 好啦，如果你不想思考这么多（而只是单纯的馋），来听个歌放松下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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