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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堂之 无邪之思 1 严羽的观点白纸黑字钉在《沧浪诗话》里，他没有机会修改和增删了，而我们这些读者的认识却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扬弃”。 严羽先生在《沧浪诗话》开篇的《诗辨》中，起笔就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说得好！我初读时就记到本子上并时而温习之。但后面这句“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今天读来心有惶惑。我国的诗学经典当从“诗三百”始，可严老师咋让俺们从“汉魏”学起呢？我绝不会认为严羽先生瞧不起“诗三百”，更不会认为严先生没读“诗三百”；我给出的唯一的理由是严羽先生把“诗三百”当做《诗经》。所谓“经”者，乃哲学之谓。哲学者，理论之谓也。严羽先生可能认为：哲学怎么能是诗呢？既然把诗冠以“经”就让哲学家们去读吧！或者，严先生认为《诗经》中的诗无规可遵，无矩可循。于是，严先生就让后人学诗“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弃《诗经》而不顾。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猜测，只因严先生未提及《诗经》而猜疑。 《诗经》是不是哲学？是！《诗经》是不是诗？是！“诗言志”“文以载道”中的“志”与“道”都是哲学范畴。直说了吧，哲学论断大部分是诗的派生品。 但学诗还是要从《诗经》始，这是毋庸置疑的。《诗经》中的诗，对生活现场的表现，灵性的飞升，至今都是诗人们学习的典范。更重要的是：《诗经》中的诗，为我国诗歌的叙事与抒情的平衡，音乐性画面感与诗性意义的互补，立下了传统。理所应当为后世之师。所以，学诗从《诗经》起，才是“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苏东坡说：“熟读毛诗、国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吕居仁更直接地说：“学诗须以《诗三百》、《楚辞》、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好处。”黄庭坚在《大雅堂记》中谓：“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 这些人的说法都和严羽所提出的“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相左。其实，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诗体》部分有如下描述：“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唐宋律诗。” 古人们吵架我们劝不了，但在古人的吵架声中我们似乎悟到了这样一个结论：理论家撰文立论，切不可孤绝。 严羽当然有局限性。其认知的局限，经验的局限，时代的局限。 批评严羽《沧浪诗话》较为严厉的大概要数钱振鍠在《谪星说诗》中所言：“（严沧浪）埋没性灵，不通之甚。”此语我觉得偏激。我倒是觉得朱熹的观点可取：“盖沧浪论诗，只从艺术上着眼，并不顾及内容，故只吸取时人学古之说，而与儒家论诗宗旨显有不同。”当然了，说点大话：儒家论诗宗旨，我也未必完全认可。“诗言志”“文以载道”中的“志”与“道”，绝不是对强权的附和，不是政治需要的附庸；一定是个人欲望的倾述。 我对那些读诗、读论，从义理考据出发并以义理考据为终点者，无论诗人还是理论家，我都恭敬之再恭敬之，有距离地恭敬之。 师古是学诗的必经之路，但不是摩画之形体的言语，要师心师性师情师旷达。至于是从《诗经》师起，还是从汉魏师起，可能会各有偏爱。 有一点可以肯定：师当下为诗，必是屋内盖房，愈来愈小。 2 近一段时间，常听到看到一些从事格律诗词创作和研究的人士发出“抑李扬杜”的声音。也就是贬李白赞杜甫。其理由大多是站不住脚的，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这种“抑李扬杜”，历史上发生过几次，数宋代最甚。但李白仍是伟大的李白。 李白是个诗歌天才，毋庸置疑。其诗中的飘逸别趣不讲理是杜甫不具备的，当然杜甫的感时伤怀沉郁悲壮也是李白所欠缺的。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我认为此言极是。 诗人是否可以分优劣？当然要分。但要从人品、诗品上分。艺术是有阶级的，阶级是阶层。同一阶层的诗人，真的不必像夺锦标一样分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近些年，有人喜欢做排行榜，如果是商业炒作，无可厚非。商人嘛，怎么能获得最大利益就怎么做，甚至可以缺德不要脸、背信弃义耍流氓。诗人不能这样做，诗歌也不能。 就诗人而言，同一阶层的诗人就别排座次了，排出来一定诗歌笑话。 严沧浪说“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其实说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而李杜二人共同成为中国诗歌高峰的峰顶，不可比高低。现当代诗人呢？最好也别排名次，不然会留与后人羞！ 3 岁数大了，喜欢独处。独处有时是关闭感官系统和思维系统，像一座停摆的老座钟。有时却会陷入沉思。思以往自己的过失，相当于“闭门思过”。更多的时候，我的沉思会是在一个方面的事情或一个境遇接近完满时，思及另一处的缺失，有点“居安思危”的老年态。 突然就想起读《诗经·魏风》中《园有桃》时的过程。“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初读时，甚是迷惘。桃子熟了，长得红润漂亮，端上桌子，看上去就要流口水，还不痛快淋漓地大快朵颐狼吞虎咽，咋还“心之忧矣”？这不是矫情吗？ 近年才明白，这是诗人之思。诗人看到此处的饱满、香甜，思及彼处（一定是心底极为牵挂的人与事）的苦涩、无果实、缺憾，只能忧心地“歌且谣”。 诗人不是及时行乐的人；诗人不是遇事“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人。 诗人的心底一定要有忧思，有忧思方能见深情。曹操的这一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便是作为诗人的佐证。 由此看来，诗人年龄大了，不宜独处忧思。易患抑郁症、自闭症，甚而发生更可悲的事情。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经·园有桃》 4 我很欣赏苏东坡的一句话：“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行”与“止”是诗人创作时的度。“行”是丰富饱满地释放，“止”是言简意赅的含蓄与幽深。处理好“行”与“止”的节奏，才能让诗作完成有效传达。 诗人要知其行而行，不能没情没思强说愁；行到当止则止，别把酒精兑水。 每天都能写诗者，我疑；三月俩月无诗行者，似可自问：尚能诗否。 5 读到一本批评《沧浪诗话》的小册子，书名叫《严氏纠谬》（冯班著），说白了，就是冯氏给严羽的《沧浪诗话》挑错纠错。乍一拿起这本小册子，是很感兴趣，并满怀期待。可第一篇文章读完，我就想把书扔了。这不是“纠谬”，是哗众取宠，是矮子指责巨人长得太高。冯氏说：“（严）沧浪论诗，只是浮光掠影，如有所见，其实脚跟未曾沾地，故云盛唐之诗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种种比喻，殊不如刘梦得云‘兴在象外’一语妙绝。”这是违背诗歌精神的批评，是无自己观点的批评。不是“疑义相与析”的讨论，是强盗式的混抡。 我在此责骂冯班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当下那些所谓“诗歌批评家”们。自己给自己扣一顶“批评家”的帽子，不管是纸糊的还是铁打的戴上就敢招摇过市。弄得我们看到带这种帽子者太多，有才学者太少，只会借别人的观点来拼凑文章者太多。 其实，冯班还是较有才华的，只是批评的口吻不对。 批评他人的文本，是要拿出自己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来，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是要求批评家的解读能力超越作者的。这些是当下许多打着批评家幌子而无德无才的骗子所没有的。 6 一学生问我：怎样解释“思无邪”？ 这还真是一个诗人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我的解释未必是孔夫子“思无邪”的原意。 大自然有阴有阳，人心有善有恶，社会事件复杂多变，所谓得意处只占一二三，不如意处却占七八九。善人被欺，良人多难，好事多磨等等。人间满是委屈、扭曲、阴谋、倾轧，如何“无邪”？ 我理解：思无邪，不是盯着阴暗、阴谋、扭曲、不平，去愤懑，去刀出鞘、弹上膛，去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而是要以“思”去正“邪”。 诗歌的力量是诗人把自己的理想国展示出来，去影响去感化邪恶。这个力量肯定有限，但会长远。所谓道德力量，大部分来自诗歌。所以人类社会有怎样的阴暗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之“思”能否释放巨大的心灵美好、善良的力量。一首诗不会杀死一个恶人，但会让更多的善良人对恶人恶事抵制、拒绝。 诗人之思，只向往美善。 好人、善良的人受难、受委屈是正常的事，坏人、恶人是无法消灭的，或者，正因为有坏人、恶人，才让诗人们有强大的动力去向往美好。好诗人受点委屈不是坏事，受过委屈，可能会激发更强烈的激情，文字更具深情，此种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司马迁。 司马迁对《诗经》有一段话，似可作“思无邪”的解释：“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诗人便是“故述往事，思来者”之人，此等“思”，定“无邪”。 7 经常与从事格律诗创作的先生们接触和对话，他们投入的状态让我叹为观止，但他们偏狭的执拗也让我无奈。比如，“格律不工，就不是诗”这样的论调。我常对他们说：你写的是诗呢还是格律训练呢？一首诗不传达感情，只有工整的格律，能叫诗吗？此种辩论，有时我会把老先生们气得手发抖。我有时也真是于心不忍。我曾对一位酷爱格律的工程院院士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英语世界里是有格律的，可我们读的汉译本已没有格律，您能说不是诗吗？同样，李白、杜甫等格律诗译成英语也不会有格律，英语诗人同样把李白、杜甫当大师。格律是音乐的需要啊！尽管我古今中外地举例，苦口婆心地说，效果依然不明显，他们依然坚持：首先是格律，格律不工，就不是诗。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先生们的阅读不够，盲目地理解格律诗。岂不知，李白、杜甫等就没几首合律的。 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沧桑是人类情感，是诗人的内心欲望。情感、欲望释放得得体，诗歌自然就是工。杜甫的《饮中八仙》、李白的《赠汪伦》都是打油，但不是地沟油。 有些人写格律诗，就是打油。现代生活经验无法引入诗行，古人情怀学不来，只能打油。但会打油的太多了，觉得该给打油设个门槛，诗词格律就做了阻挡打油的门槛。其实，很多现在的格律诗，有了工整的格律，还是打油，而且是地沟油。 诗是情感的流动，不是词语格律的游戏。 8 曹子建的《洛神赋》一直有一个问题未解，即：子建是写给谁的？一说是写给甄妃的；一说是思念文帝的；一说是子建的个人精神审美追求。初读很相信是写给甄妃的，理由是，这么美的文章只配美人享用。后来读到詹锳的《曹植洛神赋本事说》一文，詹氏说：其从《离骚》出发，以洛神为贤人，怀贤念友，因为曹植“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故有此赋。此论，我不以为然。 我近日重读《洛神赋》，确定此赋是从屈原的《离骚》、宋玉的《神女赋》中所来。所不同的是，子建在《离骚》、《神女赋》的美丽躯壳里，用才情与学问充实了丰满的血肉。于是我相信追求精神审美一说。 说《洛神赋》从《离骚》、《神女赋》而来，并不是说曹子建在抄袭。子建当然不是抄袭，是借意境写个人的拓展。还有，我想一篇文学作品真的不必一定要确凿地指认是写给男写给女，写给张三和李四。有时，就是写给那么一个懵懂的方向。 至于《洛神赋》是写给甄妃说，真是大谬！就像最初读“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时，认为是一位新娘子写的一样大谬。 一篇诗或的赋的写作和诗人的当时心情、情绪有关，未必和具体的环境有关。 曹子建写《洛神赋》时，是他用“七步诗”赚的小命后，最松弛的时间。封了领地，拿着王侯的俸禄，不问人间冷暖。可曹子建是个诗人，有较高的精神追求。他可以思以往，也可以思未来。《洛神赋》一篇，我更相信是子建怀旧忧思心往神驰“明天会更好”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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