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4版） 三 石头、书展与契诃夫 真的，对于我，在如今的红场闲逛尽管轻松惬意，但细细想来，开头倒也并非如此。打年少言必称“老大哥”的时候起，漫漫岁月，也曾无数次在想象中走进这个以“红”命名的广场。年少懵懂，我猜那或与1917年那场革命有关，那样的命名，把一片寻常不过的土地与一场夹杂着枪炮声硝烟味的历史巨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大谬——当然，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恰如普鲁斯特在《斯旺的道路》写道的：“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就连“红场”这个名字，也如此。红场虽名之为“红”，其实此“红”并非彼“红”， 1517年，原来的广场发生过一次大火灾，因此也曾被称为“火灾广场”。它原名“托尔格”，意为“集市”，其前身是15世纪末伊凡三世在城东开拓的“城外工商区”， 面积达9.1万平方米。直到1662年，方改称“红场”，意为“美丽的广场”——那与革命、权力、军威、统帅等，都毫无瓜葛。 而那样一个广场，真会与契诃夫毫无关系吗？走在红场上，无论如何，契诃夫一直都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而直到那时，我还没读到过契诃夫有关红场的文字，但我猜想，如果他要真写到过红场，恐怕不会有什么言不由衷的颂词。这个有良知的作家，他的那支笔，从来都不是用来歌颂权力的。契诃夫的所有文字都在向我证明这一点。他以一个作家的方式，颂扬美好，抨击虚伪与卑鄙，抨击滥用的权力对普通人的无耻欺凌。众生皆苦。在契诃夫笔下，那些普通人正如红场上的那成千上万块石块，一直都在遭受着历史的踩踏。由此我才想到，其实，广场真正的主人，除了逝者如斯夫的时光，从来都是那些匍匐于地的石块。而正是它们，无论白天黑夜，都占据着那个巨大的空间，也充盈于契诃夫整整一生的文字书写。 我脚下那个著名广场的地面，是用略显长方形的石块铺成的，应该就是所谓的“面包石”吧，中间稍许有点鼓凸，一如俄罗斯人俗称的“列巴”。年深日久，那些来自大自然的石块，已被人世的时光磨得像锻制过的铁块，即便在尘土与垃圾碎屑之中，也显得乌光锃亮。每块石头都静默无声。在已然逝去的时光里，王公贵族、铁血武士、市井平民、远方游人，都曾从那里走过。不同的脚步，走在那个广场上，自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没人会指望，一个胸前挂满勋章、脚蹬高统皮靴、鞋底装着马刺的将军，或一队荷枪实弹迈着正步的士兵，会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样悠缓而行。自然，不同的脚步，也会给那些石头留下不同的印记，但再强大的印记，也禁不住时光的磨洗，会慢慢变得稀松寻常，变得无法辨认，无足轻重，最终以至于无。难道不是吗？权贵者可以把历史改写得面目全非，却无法改变一块石头的记忆。 那天，红场的中心位置，正在举办一个规模不小的书展。展位显见是临时搭建的，就像在国内通常看到的那样，却井井有条，显见并非头一次举办。各种开本各种装帧的书，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候着读书人的光临。那时我再次想起了契诃夫，要是能买到一本契诃夫的书，即便看不懂俄文，也可留作纪念——世上有那么多大人物，文学的、思想的、艺术的，等等。在那么多人物中间，你须找到你自己的亲人，找到精神上的血统。走到一个展位前，从我学过俄语却早已忘得精光的脑子里，勉强搜索出了“契诃夫”和“一个”、“书”这三个单词，书摊的主人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转身从身后的简易书架上，一下子搬来十多本精装书，大开本，深红烫金封面，摞在一起，足有两尺厚。书摊主人满脸笑容地用俄语跟我说着什么，可惜我一句也没听懂。那时我真后悔怎么会把当年学过的俄语完全给丢了。但带着那样一套契诃夫的书，对我后续的长途旅行，实在太重了。我一再用俄语说“一”本，但主人听了只是不断地摇头——到底是不肯拆零销售，还是怎样，我至今也没想明白，最终只好带着遗憾离去。但我并非没有收获：至少我知道了，契诃夫还在广场上，还在俄罗斯人的心里，没有离去。 至此，我终于明白，我是但又不完全是来看那个叫“红场”的广场，那个叫做“红场”的实在空间的。红场提供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广场的样本。我只是在那里随便走了走，想了想，什么叫做广场，明白了一个叫做广场的空间究竟为何物。契诃夫曾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恕我愚笨，对于广场，我至今也没找到那个最好的说法。我知道，红场是美的，是那种日常甚至庸常的美，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些不乏可憎却更多可爱的芸芸众生。如此，不妨说，契诃夫毕其一生的所有作品，营造的正是一个那样的广场。他让我们看到的，是广场上的那些石头，那些被践踏过也被擦亮过，接受过雨雪冰霜，也接受过汗水鲜血的石头，是生活广阔而惊人的真实，是无奈中如远方夜灯般的希望，也是沉默中隐忍的坚实。只是，一想到那个广场的曾经和当下，正如契诃夫在他的小说《美人》中写道的：“我的美的感受有点古怪。玛霞在我心里引起的既不是欲望，也不是痴迷，又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虽然愉快却又沉重的忧郁心情。这种忧郁模模糊糊，并不明确，像在梦里一样。”如此而已。 汤世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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