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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的研究以“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名称出现，是在20世纪初，但最终成为一门现代的学问，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了。这个学科的基本架构乃是“西化”的结果，其研究范式基本上采用了“西方视野”及其“问题方式”。当我们在描述《左传》《史记》的文学特点时，使用的往往是研究小说的套路，这对于传统文章学最为重视的史学文献来说，极为不妥。 在“西化”的问题视野下，古典文学研究采取了一种“剥离式”的研究，即从整体的、连续的古代文明中，剥离出符合literature标准的“文学”各要素，然后重构这些被剥离出的“碎片”，形成连续性的文学问题和文学史。基于“剥离式”问题的方式，前贤更多地采取了纵向研究。由此，古典文学研究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具有历史感的线性研究。这与其问题方式的概念先行有关。因为需要首先界定什么是“文学”，哪些是好的作品，所以在材料的选择上，必然会以“文学”和“作品”为中心，挑拣并分离出不同时段的文学材料。那么，发现不同时段文学材料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当然，这种思路也有历代的诗文评作为传统资源。诗文评恰恰也是剥离式的思路，二者合拍，故与诗文评一致的“品鉴”思维也自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在问题方式之一。这是“预设问题的研究”，而非“发现问题的研究”。因此，20世纪以来的主流古典文学研究，本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性解释”。 这种问题方式很容易造成以下结果：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以及分析手段的匮乏。以“文学与经学”研究为例，当下的研究更多的是摘取某一时段内的文学材料和经学材料，分头陈述，从文献记载、文本细部寻找关联，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一旦涉及经学问题，其研究深度又往往不及专业治经学者，更多的是采用经学史的“成说”或“常识”为基础，是相对浅层的经学研究。同时，因为经学材料和文学材料是从传世文献中剥离出来的，材料自我设限，所以二者的关联往往仅仅是人所共知、易知的那些方面，很少有学者能够有效地建立文学与经学的真正关联，更少有学者反思二者到底有无实质关联，这是分析手段匮乏的表现。有的研究，甚至一看题目就可大体预知结论。当然，上述情况并非学者学养问题，更多的是受到整个学科问题方式“规范”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按照“古典文学的方式”思考，习惯于“以作品为中心”，习惯于分享阅读经验和品鉴，习惯于简单的“关系研究”，习惯于分析各种技巧而非文化生态。上述种种问题，是这个学科自成熟之日起就留存下的缺陷。 古典文学文献学的问题其实更严重。中国传统的文献学乃是材料之学，由此，它本质上一定是“为他”的学问。即便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本身充满了魅力和趣味，且均自成体系，但它们总是要受到某种学术意图的规范。布局、收集、处理材料，是要为具有指向性的意图服务的——它们自身不是一座城市、一片区域，而是对构成这片区域、这座城市的所有存在物的检验和分析，最终是要规划出这片区域的“导航”。因此，文献学之于古典文学的意义，不可谓不大，只有因了它的存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才不至于成为无根之谈，才有坚实的材料基础和合理的研究逻辑，然而它终究是文学研究的附庸，不具备主体性。具体来说，文学文献研究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研究的基础，因此，它的研究范围受到了文学史、文学批评研究目的之约束，其研究对象由文学研究的对象所决定。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文学研究的各层面做好材料方面的准备。比如版本研究，其正讹文字、辨析版本源流的工作，解决的是作品文本的可靠性问题，至于各传本、各版本自身所具备的研究可能，则不在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既定目标之列。 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笔者以为乃是摆脱literature研究和传统的文献研究，进入综合的文本研究。当我们以传统的文献学手段备齐了材料，但不急于判断正讹，而是深入文本之间的差异，探索单个文本的内部肌理，发现新的问题，比如，文本的编纂过程与内部结构的关系、同一文本的渐次新变、不同文本之间的互动，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为准确理解文本的内容服务的，而是关注于文本本身，是从材料的清理中，发现古人的意图。在这种思路下，我们会摆脱作品中心主义，废置literature的选择性标准，进入综合的传统文本的“文章学”研究。这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即因文本概念并未有所限定，所以传统学术中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的写作，均可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前辈学者在此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却易与文献学相混，而没有意识到它与传统文献学之间的差异。虽然研究类型的命名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区别文献与文本研究的关系，也显得小题大做。然而，是否秉持研究方式的自觉，亦非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具备了范式的自觉，才会有新的研究形态发生的可能，才会使得我们在面对如此丰富的古代文献之时，有一门具备主体性的学问。 古典文本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从其写成，到其被经典化，乃至后来的各种重译，都与下述因素相关：历史情境和学术传统，人们的写作方式与阅读习惯，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流传方式，人际交往的模式与规模，共识的形成与传布，等等。这些因素不仅仅是文献研究或接受研究的问题，它们构成了连续性问题，关乎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思考。故返归文本的思路，并不局限于文本本身，它是对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是对经典塑成的追溯，是对经典重译的解构，更是对中国文学研究新范式的探索和尝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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