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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仁龙，山东枣庄人，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内容提要 写本时代关于“橘化为枳”的表述承载着地理知识、观念的传承与变迁。通过梳理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时人的地理观念取决于其所接受之文本知识及其对现实生态环境的认知，并随着二者的变化而改变。 提及“橘化为枳”，人们多会想到“晏子使楚”的故事，其名实转变的植物学意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逾淮为枳”还是“过江为枳”的问题上，前人似乎不够重视，或直取已见，或罗列异文，本文欲就此提出几点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两组较早相关文献的对比： 表一 《考工记》与《淮南子》相关记载比较
表二 《晏子春秋》与《韩诗外传》相关记载比较
表一的单纯表述和表二“晏子使楚”的故事化表述正是“橘化为枳”的两个表述系统，此后历代相关引述均基于以上文本。据现存版本《考工记》和《晏子春秋》，春秋战国时，已有以“淮”为植物地理分布界线的观念；而成书较晚的《淮南子》和《韩诗外传》，虽有分别抄引前两书的嫌疑，但均有“江”、“淮”之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雠图书，并利用资料编撰了《新序》、《说苑》。《说苑》亦记载了晏子使楚的故事： 晏子将使荆……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橘，树之于江北，生不为橘乃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 刘氏父子所校图书就包括《周礼》、《晏子春秋》和《淮南子》，又据徐复观研究，《新序》、《说苑》大量吸收了《韩诗外传》，则刘向必定见过此故事的不同写本；而从现存文本来看，在这个故事上，刘向依据的是《韩诗外传》或其同源资料。如果事实如此的话，刘向校书时并未对上述诸书的相关记载进行改动，但他认同的是以“江”为橘、枳地理分界线的观念。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东汉魏晋时人对“橘化为枳”的相关表述： 高诱：橘所生也，生江北则为枳。 王逸：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为枳也。 嵇康：橘渡江为枳。 张华：橘渡江北化为枳，今之江东甚有枳橘。 潘岳：在南称甘，渡北则橙。 《列子》：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櫾，碧树而冬生，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 可见，两汉魏晋时人多认同“江”为当时的植物地理分界线，橘为江南之树；至于《列子》的叙事，则可能是编者参照《周礼》、《晏子春秋》而作，用“淮”以托古。而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谈到“橘”和“柚”时，分别征引了《考工记》和《列子》的相关表述，显然他认同以“淮”为橘、枳的地理分界线。 在“江”抑或“淮”的问题上，隋唐以前文本虽有不同声音，但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而隋唐统一全国，南北学术融合，文本表述却产生了空前的混乱。以唐代四大类书为例，凡标明引《周礼·考工记》者并用“淮”无异，但在引用“晏子使楚”故事化表述时则错乱不一，参下表： 表三 唐代类书相关记载比较
《艺文类聚》所引前后不同，大概是其书出于众人之手而依据文本各异所致；后条虽主“淮”，但是“江”、“淮”并出，为前代文本所无，似是混杂《韩诗外传》与《晏子春秋》。白氏所引与《艺文类聚》前条相似，亦应引自《晏子春秋》，或白氏依据《艺文类聚》，或两者所据写本相同。同是标明抄引《晏子春秋》的《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前条，却独独在“江”、“淮”上产生分歧，再参照白氏，我们有理由相信：《晏子春秋》在唐代，或汉唐之间，对“橘化为枳”的地理界线表述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写本。这就使原本就存在分歧的表述更加错综复杂，从而引起唐代以来相关知识、观念的错乱。唐玄宗及唐武宗时，长安宫中的柑橘结实，大臣们纷纷献文以贺祥瑞，均讲到了“橘化为枳”，玄宗时群臣贺表称：“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盖以地气”，而武宗时李德裕却说：“度淮而枳，由地气而不迁”。其它的例子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不过唐人已经开始怀疑“橘化为枳”的说法了，陈藏器认为，“书曰：江南为橘，江北为枳。今江南具有枳、橘，江北有枳无橘，此自别种，非干变易也。”明确指出橘和枳是不同物种，不可能存在变易，其立论的根据则是：当时江南有橘和枳，而江北有枳无橘。据尚志均考证，陈藏器《本草拾遗》约成书于开元后期，但其前后均有诗文歌咏长江北岸的橘柚。如襄州，崔湜：“蛟浦菱荷净，渔舟橘柚香”，萧颖士：“秔稌蔗橘，杂荆衡之蓄；桑麻黍粟，侔冀魏之境”；舒州，“鳣鲂宜入贡，橘柚亦成蹊”；扬州，“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等等。可见，唐代江北也有橘柚种植，陈说不过简括而言，但他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部分唐人对当时橘的实际分布北界之认知与相关记载是吻合的，即以“江”为界。但这不足以改变唐代相关知识、观念的混乱局面，这些差异也随着不同文本一直流传到现代。 现在我们对“橘化为枳”的“江”、“淮”之变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系列变化呢？写本时代书籍的流传、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手抄，其中难免会有增减讹误，从而形成各异的文本表述；但汉代文献一致认为橘为江南之树、以“江”为当时的植物地理分界线，却不是抄错所能解释的。有一种可能就是，汉代的气候转冷，使橘的地理分布北界南移，汉人依据自己对现实生态环境的认知，在著述中对相关记载进行了修改，即改“淮”为“江”。 学界关于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颇丰，虽对西汉及唐代冷暖变化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为温暖期、东汉魏晋南北朝为寒冷期。汉武帝时、西汉晚期及王莽时代有大量的严寒记录，这必然对橘的生长、分布产生很大影响。据记载，西汉时，除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外，巴蜀、长安、南阳地区也有橘类种植，但长安和南阳均有其小气候环境因素，气候指向意义不大。龚高法认为，我国东部地区亚热带北界在春秋战国时较今北移2个纬度，在汉初、南北朝时则较今南移1个纬度。淮南王刘安的封地即在江淮之间，王都寿春，他与宾客自然熟悉当地的物产，则《淮南子》以长江为当时橘、枳的地理分界线当属事实，而非凭空修改前人的记载。因此，无论《考工记》、《晏子春秋》以“淮”为界，还是《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等以“江”为界，均是作者基于历史气候变化和植物地理分布变迁的表述。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寒冷气候，也许使人们更加认同以“江”为界；而唐代“江”、“淮”交错的局面，似乎也反映了唐代气候冷暖变化影响着橘类地理分布北界的南北摆动。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知识传承。西汉今文经学兴盛，《韩诗外传》之作者韩婴在汉文帝时为诗博士，而韩诗直到东汉末年一直保持其官学地位，大传其道。在这方面，《晏子春秋》虽被刘向、歆和班彪、固父子列于儒家，其地位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从接受人群及影响程度上来说，自然也远小于《韩诗外传》。而且《韩诗外传》的故事化表述，相比《考工记》的单纯表述，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和传播。因而，在两汉甚至到隋唐，人们在接受晏子使楚故事时，所依据的主要是《韩诗外传》，而非《晏子春秋》。甚至有人在抄写《晏子春秋》时，依据自己的经验改“淮”为“江”，因而唐代类书才会对此有不同的文本表述。虽然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韩诗外传》的地位下降，但经过数百年的传授，其相关知识、观念被广泛接受并存在于各种文本当中。 相比之下，属于古文经学的《周礼》经刘向、歆父子的整理，虽在王莽时一度被列入学官，但颇受质疑；其学真正的兴起应在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注，因而大行。诸书在谈到“橘化为枳”而称引《周礼》者，均为“淮”无异，自是因其为“经”的特殊地位。《周礼》的地位在后世日渐高涨，其所记载的相关知识也必然为更多人所接受。也许这也是《晏子春秋》中“淮”不被淹没的原因之一，因为其记载是与《周礼》相合的。 当然，以上仅就其本源的传播而言，其他文献在相关知识、观念的传承上起很大的作用。如前引潘岳诗“在南称甘，渡北则橙”，《文选》李善注引《淮南子》曰：“江南橘，树之江北，而化为橙”；而《文选》又是唐代士子的重要读物，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那么“橘化为枳”的知识、以“江”为植物地理分界线的观念也就随着诗、注而得以传播。 原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文章刊发获作者授权，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诚挚欢迎专家学者赐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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