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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风水的来历（风水简史）
风水的历史痕迹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在那洪荒的年代，你也许认为古人尚懵懵懂懂，智慧未开，但千百年的生活实践积累使他们懂得逐水草而居，懂得面水、背风，懂得向阳、采光……这些直感经验做出的选择已经具有合理的风水内核了。
现在的有关资料表明，上古穴居时代的两种穴居方式，或利用天然岩洞，或掘地为室，都是很有讲究的。一般都是具有向阳、避风雨、近水的特点。利于取得居所干暖、饮水方便、便于采集和渔猎的生活环境。
考古发现，新石器年代我国地域内开始形成巢居和半穴居南北两个不同特点的居住文化。而他们都懂得将房屋选择在近河地段，土地肥美之地。
在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所有的房屋几乎都是坐北朝南的，以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这已经具备后世风水师普遍提倡的“子午向”原则了。同时在遗址中我们还能发现当时选择宅址的一些其它基本符合风水理论要求的因素：
地形要选择在河床边，
土质要干燥，
地基要坚实，
地势要前低后高，
水源要充足，
水质要纯净，
交通要方便，
环境要幽雅，
四周林木要茂盛等等。
凡此种种说明，人类对居住环境的选择逐步地从本能经验走向有理性的能动选择。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四个风水基本构形中的方位神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确切的考证还难以确定。但有迹可查的“青龙”、“白虎”图形，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墓葬中，考古人员曾经找到，这两个图形是用蚌壳砌塑而成，图案清晰，分别位居埋葬者两恻。这也就告诉我们“青龙蜿蜒”，“白虎蹲踞”的风水思想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
商朝的祖先拒考为游牧民族，他们在从游牧到趋于过定居生活时，开始营造宫室，而且他们的建筑文化超于丰富，建筑技术也有了高度发展。《周礼．考工记》中对商人的建筑有这样的记录：“殷人重屋，堂修土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现在对商代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到，商人的建筑物不仅有房子，而且还有水井、灰坑。对河北 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商人在动土建房时要杀人和杀猪狗等来做压胜。
不过，商人最具有风水意义的建筑文化表现是他们有广泛的卜宅活动。这是商代极为流行的卜筮活动在建筑文化上的表现。用龟壳焙裂后观其仪象为卜，将草策揲折而观其数为筮。当时修造房屋，兴建宫室，都要事前占卜，所以在殷墟卜辞中留下了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据载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到商王武丁相土作大邑的卜辞，而且这个卜辞大概也是卜宅的最早文字记录。
从商人留下的卜辞可知，商人卜宅的主要目的是，一．决定建造就邑的地点和范围；二．决定动土兴建的时间。后世卜宅虽方法不同，但主要目的不过如此。
从了解到的史籍来看，自商而后的周朝人真正有了“相宅”的活动，并且还有了测量性的工作。见于史籍的周人相宅营都造邑活动有三次。一是公刘迁幽；二是古公迁歧山；三是成王营建洛邑。
公刘迁幽见于《诗．大雅．公刘》，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公刘观察和选择迁居地的工作做得很周到而有系统性。他审视了广大原野，了解土地肥沃情况；他登临丘冈，察看日光向背；他跑到水流处，了解水质和流向；他还测量了日影。似乎是利用土圭和日影测定朝向方位。这也就是说，第一他做到了全面巡视，对比观察；第二他懂得丈量土地，确定建筑基址，并估量粮产；第三他知道测量日影，相度阴阳，确定朝向。这已经是有一定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相地活动了。
古公迁岐山见于《诗．大雅．绵》。周成王营建洛邑载于《周书．召诰》。这两个相宅的记录除告诉人们当时的相宅活动外，还告诉我们当时相度宅地以后还要再卜宅。这也就是说当是相宅、卜宅相结合的，相宅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活动，先以这种方式确定迁居地各项条件，再用卜筮的信息来最后确定，然后才实施迁居和营建工作。这样，选择迁居地是否适宜的工作就显得更严密了。就这一点而言也提示我们反过来思考商人的卜宅活动，商人卜宅的活动见载了甲骨文，但是卜宅之前是否也应有相宅活动呢？毕竟卜宅是被动性的，不能见一地卜一地吧？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氏族尚懂得选择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条件，商人处于铜器时代，且有了较有系统的文字，难道会没有相宅活动，直接采取卜宅的方式吗？也许只不过史载不祥，不得稽考罢了。
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时代，也可以说这个时代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轴”。此前为文明探索和积累阶段，没有系统的思想总结，也基本不见于文字记载。此后两千年的历史则为春秋战国时代所总结创造文化思想的实施和展开。虽然在风水方面，此一时期并没有系统的风水思想专作，也不见系统的风水方法记载。但风水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思想系统化了，《周易》问世了。对天文、地理的认识也都深入系统了，对土地的认识也很学术和科学化了。如天文方面，甘德著有《天文星古》，石申著有《天文》。地理方面有《尚书．禹贡》、《山海经》。对土地的认识如《周礼》土宜法的记载，《管子》中对土地的分类等。尤其《禹贡》，它以自然的山川、河流、海岸为界对疆域的划分，对九州的界定，及对黄淮、长江流域间的山岭的记述，为后世“龙脉说”奠定了一定基础。
据载，秦始皇时有善于望气的术士曾对始皇说，五百年后金陵（今南京）有天子气。始皇居然大动干戈，又是“东游以压之”，又是更改地名，又是“堑北山以绝其势”。又有术士说长水县有座山有王气。秦始皇也遣囚徒去挖山。又据载，秦朝名将蒙恬被赵高矫诏而被迫自杀时还曾叹息说，自己无过而死，大概是奉命修长城，开驰道而破坏了地脉所致。以上都说明，到秦朝时地有气脉的风水思想已经影响相当广泛了。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樗里子，他是战国秦惠王的弟子，名字叫疾。据说他生前选了一块葬地，命人在他死后将他葬在渭南章台之东，且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到了汉代果然长乐宫建在此地东边，未映宫建在此地西边，武库则正当基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至少到战国后期，风水思想和方法都已相当成熟了。而樗里子也是见载于史籍的第一位风水名流。只是未见当时风水著作传世。
汉朝是中国史上第一个既统一昌盛又国运绵长的封建专制王朝。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成果，有了汉朝这样一个统一稳定绵长的载体，才得以在经济上、制度上、社会生活上及文化上等方面得以充分的实施、展开和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基本历史节律在风水学的发展上也得以充分体现。
汉代各种术数均得以较大发展并风盛一时，如龟卜、筮占、星占、相术、纳甲、求仙等。风水学的理论、方法、工具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得较完整和较成体系。
汉代已经出现了一批有关相地择宅的专门著述，见于记载的如《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大衍元基》等，虽均已散失，但从史书的记述可略窥这些风水专著的基本概貌。汉代的风水著作中较具代表性著述为《堪舆金匮》和《宫宅地形》。从汉书·艺文志》的目录来看，《堪舆金匮》有十四卷，列为五行类，讲的大体属阴阳无行干支朝向一类的内容，有些类似后世的理法，或者说是理法的早期形态。《宫宅地形》有二十卷，列为形法类，讲的大体属山川形式、地理形态、自然环境一类的内容，有些后世形法的影子。这大概也是形法和理法最早的分别。至少是记载的最早的形法和理法的不同论著。
从史科及考古资料来看，汉代已具有较完整的相地术理论和方法，这除了上述见于《汉书》的对于五行类和形法类的记载外，还可以从见于史料的当时将相地与观天相结合得到佐证，可以从司南技术已运用于相地术得到佐证，可以从出生的“六壬式盘“中所体现出的天地一体的世界观及干支、八卦、星宿均结合于盘中得到佐证。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天人感应“学说，这一学说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它标志着汉代世界观已很成熟且成体系，这一世界观也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阐释事物运动的八卦模式和干支节律，将时间、空间乃至万物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而这一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了“式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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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盘”中我们可以看到圆形的天盘和方形的地盘。盘中有体现天象的星宿，有体现地理方位及四时的八干四维、十二支等等，现今仍在广泛运用的二十四山向也已出现在当时的“式盘”中。这说明当时的相地术，已充分地运用了当时的对于天地万物的认识成果，并较完整地注入一个操作仪器中，形成了一个操作体系。
汉代还盛行一种“图宅术”，叫“五音相宅法“。这种方法将古代音韵学和五生生克结合起来，将宅主人的妊氏按读音区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种，由于宫、商、角、徵、羽属五行体系中在音韵学上的一种表现，于是就可以将宅主人的姓氏与时空中的五行信息论生克以定吉凶。
宫、商、角、徵、羽的五行归属即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徵属火、羽属水。凡发音在喉的即属宫音，发音在齿的即属商音，发音在牙的即属角音，发音在舌的即属徵音，发音在唇的即属羽音。读一读宫、商、角、徵、羽这五个字体会它们的发音特点，然后将姓氏读音和这几个音对照一下，以定姓氏的音韵归属。
姓氏有了音韵和五行归属，那么就可以决定择宅时门的朝向，以回避门的朝向克姓氏的音韵五行，如李姓，它的发音在舌尖上，属徵音，五行属火，则李姓择宅不宜北向，因北方属水，而水克火。其它可以类推。
这种方法一直流传到唐代，唐高僧一行还在其著作中，论述过五音图宅术，但唐以后即盛行以八卦方位为基础的八宅风水了，
以上诸方面都可以说明风水术的发展到汉代在论理论和方法上都已经有了较完整的形态，风水学已算基本在社会上确立了，以后的发展是更加深入、丰富和形成不同的风水流派。
既然汉代风水学已经具有较完整的形态，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风水学按理当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史料记载来看，却让人对这一段风水学的发展很难确定和说清，如果说这一段风水有了较大发展也有迹可寻。一是见于《晋书》、《南史》等记载了很多相地、相墓的故事，这是以前的史料上所少见的，二是这一时期出了两个风水史上的名师，一个是三国魏时的管辂，一个就是东晋时的郭璞。三是这一时期于史料中隐约可见有关阴阳望气理论和地脉理论的记述。据说东晋陶侃曾撰有风水著作〈捉脉赋〉。而这一理论对后世风水学的指导意义和影响很是深远。
尤其管辂、郭璞在风水发展史上的成就地位之忽出，可以说鲜有其它风水名流可与之比肩，史书上记载了不少有关他们相墓相宅测卦的事，神异无比。即使你不必相信那些故事都是真的，有的可能不过是附会在他们身上，故意神化他们，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在术数、风水方面的造诣和影响。可是，这一时期却仍然没有真正风水著作传世，甚至，史书上记载的这一时期的风水方面的著述还不如汉代多。
然而让人惊呀的是，流传至今的影响很大的几部风水名作却都伪托在这一时期的风名大家的名下。管辂的名气大，于是后人有人作了一部风水书叫《管氏地理指蒙》，甚至还象真的一样作了一篇序言。也是以管格的名字和口气写的。郭璞的名气大，于是后代又有人写了一部《葬书》，伪托在郭璞的名下。这部风水名作，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地形藏气、遗体受荫，方位构形等理论展开论述，已经具备了明确的风水思想体系，后世风水思想也基本不超出这一套基本理论。而“风水”这一概念也是在这部书中首次见到。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风水名作，据考证却为宋代某位风水师所伪托。虽为伪托，但郭濮却以此被后世称做风水鼻祖。
还有一部风水名作《宅经》，又叫《黄帝宅经》，在风水史上的地位也非一般的风水作品所能及，从而被称做风水经典。
据考证《宅经》也应产生在唐代中期以后，可是后代的风水界也要把它伪托在南北朝时期，称是王征所作。虽然都是后世伪托，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风水史上的地位也可见其一斑了。也许是在那个比较纷乱不定的时期给人的感觉比较容易出一些不世出的杰出人物，也许唐宋时的人把其作品托在这一时期的风水宗师的名下，显得比较古代一些。反正，这一时期在风水史上的特殊地位似乎就这样确定了，风水的真正成形的理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这一时期确定的，风水经典似乎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隋朝的国祚不长，但风水学发展到隋朝却已经是有了更清晰的历史记载了。这一历史时期很短，但载于《隋书》的相宅、相墓的书有10余部。这一时期仍以五姓五音理论为核心，没有进一步的理论发展，生气理论的发展还不足，这也说明《葬书》不是晋代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国势盛大，文化繁荣，风水学也是发展到唐朝才开始真正步入它的繁荣期和成熟期的。唐朝载于史籍的风水著作数量更多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共列出了15部不同的相地书名称，既有相阴宅的，也有相阳宅的。而在敦煌写卷伯三八六五号《宅经》中所开列的流传民间的阳宅书就有24种之多，流传于今天的《宅经》即是其中之一，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风水学繁盛的状况了。
而且这一时期也是风水学理论和方法的转型时期，起自两汉的五音图宅图墓和演式推算吉凶的方法到了唐代都已没落。堪称家们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出就的理论和方法来代替它们，并使风水理论和方法更趋合理和精细，这个探索和发展方向，一派思路就是抛弃干支、星宿、方位等数的工具，纯粹以山水的构形、土质水质的优劣等来观形察势以取穴定基，这一派很显然更重视自然的大环境，追求的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完整的构形和强气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合谐的境地，这也就是所谓的形法理论，或叫峦头法，这一派被称之为形势派，或峦体派。
另一派的发的展思路却是把理数方位的理论引向深入，方法翻新。五音不用了，式盘改良了，但阴阳八卦的理数模式还用，并变得更细致、更复杂、更神秘了，发展到后来也就成了风水罗盘、八宅吉凶、九星飞宫、玄空大卦等等，这一套理论也就是所谓的理法理论，或叫理气法，由于这一套理论方法主要用在建屋构宇的人居小环境之中，所以，这一派被称为屋宅派、或理气派、三元派。
唐代的风水名家也更多了。见于史载的如一行、李淳风、司马华陀、浮屠泓、邱延翰、杨筠松等，都是很有名气的风水宗师，在当时也大都有很有影响的风水案例。
尤其杨筠松在风水发展史上更是一个里程式的人物。据说，他本是唐末僖宗朝的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攻破长安，杨筠松带着一些官藏的书遁迹于江南，在江西一带广传地理山水之术，并成为赣派的祖师。他自称救贫仙人，后人又称之为杨救贫。他有三部很有影响的著述传世，即《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都是形势派有影响的作品。只是主要论述的是阴宅的相法。不过，我们知道，阴宅、阳宅本是一理相通的.
从历史上看，著名的风水家大都是兼具天文学家、历法家、地理学家、阴阳术数家素养的，或者是佛教名人、道教名人一类的人。他们学养深厚，悟天地万物，能把丰富的学识注入风水学中。
但唐代中期以后，风水学家的学识越来越专，出现了众多的考营风水学的人，这也是风水学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个标志吧。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唐朝不仅阴宅、阳宅理论和方法都发展得很繁荣.而且形法、理法这两条风水线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杨救贫的传世之作已是形法派的名作,《宅经》就属屋宅派的要典。我们今天见到的风水形态，唐朝已初步具备了。
宋朝虽然政治上妥协、军事上保守,但经济上很发达、文化上很繁荣,这后两个方面较之盛唐还有进一步的发展.风水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也就更加繁荣和真正成熟.
〈宋史.艺文志>载录的相地书有51种之多,可以说繁盛之状空前.而无论形法还是理法,发展到宋代也都基本定型了.
据史界考定<葬书>为宋代伪托在的郭璞名下的作品,而<葬书>为形法派的你表作,甚至经典。风水之称也是来自〈葬书〉”藏风得水”说,后世风水思想基本不出<葬书>的”生气论”.这也就是说,至宋代不仅形法派继唐末杨筠松而繁荣定型了。而且风水的基本理论也有了系统阐述.理气派虽然与形法派有不同,但不能偏离生气思想,只是更多地发展了屋宅环境中气的方位和动态吉凶理论罢了.
说到理气派,也是到宋代才得以大成.我们介绍过,形法、理法的分别自汉代就已露端倪了。到唐代两派的发展更趋异路。但是理气派在宋以前于史载终究不见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且理气派的重要标志性工具---指南针、罗盘在宋以前也未广泛使用。然而发展到宋代不仅罗盘已广泛应用于相地。而且终于出现了代表理气派的大风水家,那就是赖文俊和王伋。赖文俊,世称赖布衣,本为江西派的第三代传人。又为二代传人曾文遄的女婿。据载,当时广东一带的大姓人家的祖坟多为赖布衣所定穴。他曾在福建建阳做过官,但好相地术,竟弃官为民,自称布衣子而浪游。现流传的<催官篇>两卷为其所作，以二十四山干支阴阳论吉凶。于是他也成为理气派的典型代表。
理气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王伋早年致力科举,但后来由于科举不利,于是弃家浪游.成就了堪舆之学。他的代表性著作为<心经>，及《问答语录》。清赵翼在《陔余从考》中说: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
一门学问之中学派的发展成熟是该门学问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它意味着这门学问向深入化发展,向更专门化发展。如果一门学问其基本理论方法没解决没成熟，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虽然汉代已有形法类、五行类的分别，但毕竟比较初步,而且到唐代相地术又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形法又往往称之为赣派,理法往往称之为闽派，大体上也是和风水术在宋代的发展和成熟有关。形法、理法的分别其最初端倪时间上肇于汉，但地点上形法本来起于陕西，理法起于中原。到唐代这个流派的地理区域都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还在长江以北，黄河中下游流域，只是到了宋代以后，长江流域以南才由于宋王朝的偏安而得历史的机遇发展为经济文化繁荣地区。于是在这种历史大变迁的背景下，风水之术也向南发展和迁移。从而形成了形法以江西为代表,而称赣派，理法以福建为代表，而称闽派，这样一种历史状况。
风水学发展到明清呈现出在稳定中向更加系统化、精细化、公开化方向发展的就形志,并在整个社会上从上到下普遍运用。
中国传统文明形态发展到明清而趋成熟和稳定。这一历史阶段，王朝既缺乏外部文明的刺激，也没有足够的内部动力。它只是把固有的文明文化成果深一步地沉绽。这种历史大背景也反应到了风水学的发展上。
到了明清，风水学开始走向公开化、正规化、合理化。官方的学者受皇命进行研究整理，并公开录载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这种受皇命进行整理编纂的类书上。而且，此时民间的研究者也非常广泛，民间风水书也层出不穷。
这一时期，学者及风水家们对已有的风水著作做了大量的校注和阐释工作。许多著作都以“校补
”、“辟谬”、“笺注”等名称出现，如《葬经笺注》、《青囊解惑》、《阳宅辟谬》等。
这一时期对此前的风水理论著述进行整理编纂的文献大量出现，不仅有官方的，民间的收集和汇编工作也很多。所以，明清时许多风水著作都冠以大成、大全、全书之类的名称。如《阳宅集成》、《阳宅大全》、《地理大全》、《山法全书》等等。
这一时期，基本理论已经定型，但分支理论有了较大发展，理论著述有专题化的倾向。无论形法还是理气都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挥和阐述。如明代缪希雍著有《葬经翼》，他精通中医，遂把医学上的“气”、“脉”等理论用于风水，使风水的探穴方法有如中医的望、闻、问、切的诊断过程，真正让人感到“相地如相人”。
再如明代蒋平阶撰有《水龙经》，专论风水中的“水”，阐述气与水的表里关系，认为“平洋之地以水为龙”，“水积如山脉之住，水流如山脉之动”。为平地上寻找生气所在提供了理论依据。
又如清代学者沈竹礽发展了九星飞宫法，把理气之法归纳为“玄空”二字，是近代“玄空”学的开拓者。他著在《沈氏玄空学》、《仲山宅断》、《宅运新案》等。《沈氏玄空学》为近代“宗庙派”理气法的代表作，有很高的权威性。
还有明代徐之镆的《罗经顶门针》，清代梅自实的《定穴要诀》等等都在风水学的精细化、专题化发展上有独到之处。
明清在风水学的运用上比前代为盛，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明清在风水学的运用上达到了最高峰。当时不仅民间置宅定穴广泛运用风水，且风水尤其受到了皇家的重视。不仅阳宅宫室以风水为指导，更在皇陵的选址规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现在的明代和清代的皇家陵区都是典型的风水案例。
形法理法的发展难免要存在竞争，以彰显其方法更得阴阳易理真谛，以证明其门派更代表风水正宗。这种发展和竞争，到了明清得以判然而分。形法在社会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形法得到了皇家的宠信和重用，并在社会的高层---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中广泛流行。这一阶层饱学之士多，地位高，影响大，他们文化攻底深厚，对风水的根底理解得更加透彻，著述理通而词雅，并将其运用于国家的某些重要领域，如兴建宫室、城市规划、选择陵址等等。而理气派既然得不到社会上层的宠信，自然只能在下层社会保有一定市场。不过，由于在平原地区及城市内部的住宅选址和规划中，形法理论由于过于侧重自然山水构形，及龙穴砂水相配的理论，显得大而不当，无法施展其所长，不能置之宅中而皆准，于是在这种领域理气派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扬，畅行于民居的选址规划和内部的风水布局。
说到这里有的读者已可以意会到，其实形法和理气虽有分别，但决不是可以截然分开，互不关属。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在研究风水，研究人居环境中的气场，只不过形法理论着重于山川大势，自然穴场以形来观察和确定气场的强弱和吉凶。而理气派则侧重于不同的星位、方向，以及同一穴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气的吉凶和变化。有门派之见，自然可以“自立门户，不相通用”，无门户之见则可以统而合之，取长不短。所以前人早就有人说过，风水之学研究到深处，形法的尽头自见理气，理气的尽头自见形峦。正因如此，历史上才会有风水家的身影同现于两个门派，如大风水师赖布衣本是赣派的第三代传人，但却成为闽派的代表人物，这就很引人深思。
民国以后风水的历史比较简单，由于西风东渐，西方科学思想的极大传播。人们在积极要求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或者主张发展科学和向西方学习者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于是对包括风水在内的传统文化诸方面严加批判，甚至禁止。但是毕竟当时社会比较纷乱，风水学在民间和社会上还是有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四九年前以后，在大陆由于意识形志的原因和误解，风水及其它术数之学被当做封建迷信，严加禁绝。使风水在大陆二三十年间基本没有官方学术机构的研究。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对中国传统建筑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难以突破的地方，而传统建筑大多是在风水学的指导下构建的，于是开始有学者涉足风水这一禁区，并且发现通过风水这一突破口可以对传统建筑学有极多的发掘。加之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有学者也对中国风水学发生了极大兴趣，并有了许多介绍、阐释和发挥之作，西方学者的这种兴趣对国内产生了回归效应，国内也有了更多的学人和爱好者将目光和智力投注到风水学的研究上。而现在毕竟国内的环境也比较宽松了，于是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内相继有不少风水学介绍作品及古代著述译本面世，如《古代相地术》、《风水探源》、《神秘风水》、《中国风水文化》、《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阴阳宅大全》等。
当然以上是就官方而言。至于民间，由于风水学的实用性，又由于其中蕴含着天地万物之道。所以，好之者习之者从来没有间断，或于家族秘传，或于师徒间口传面授，使风水学既使在六七十年代仍有相当范围的流传。于今已无太多禁忌，流传自趋更盛。
我们用了上万字的篇幅对风水的发展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介绍。不过，最后我得做出提示的是，这只是就可见的史料和考证资料所做的介绍和分析。但是风水的发展用这样一种可见的资料和理论思维的思路所做出的，似乎是风水之学最初较原始，后来越发展越成熟的结论，是不能完满解释所有风水史上的现象的。
比如说《史记》记载秦代樗里子死前预言，百年之后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而到汉代却果然长乐宫建其墓之东，未映宫建其墓之西，武库正当其墓。按史料说，秦代风水学还很初始，甚至没有清晰的史料记载当时风水学的发展情况，可樗里子竟有如此风水造诣和神奇预言吗？
也许你可以认为这是史家记录，未必实有其事。那好，我们再简介一下黄帝陵。
黄帝陵在陕西省黄陵县中部村桥山。据史传，为黄帝在世时亲自选定。就黄陵帝的选址而言堪称绝妙。桥山，山势高拱，沮水河弯曲绕山而行。而恰恰在皇帝陵陵址附近，沮水河弯曲如太极图中间那条s形曲线。沮水北的盘龙岗为太极之阳仪，水南的印台山为太极之阴仪，盘龙岗南侧即为黄帝陵所在，而它正好位于阳仪的阴点上，如同阴阳鱼的鱼眼，水南的印台山位于阴仪的阳点，如阴鱼的鱼眼，整个构形正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负阴抱阳的组合，黄帝陵属阴宅，精妙地选在了阳仪的阴眼之上。
再说盘龙岗，它是桥山的制高点，形状就象龙头，岗南即为明堂，明堂宽55米，长210米，地貌如同龙口大开，龙舌长伸，而黄帝陵正位于龙舌的中心，如同龙口含一明珠，属典型的“龙珠在颔”的风水格局。
整个桥山上有82000余株千年古柏，据传为黄帝手植。82000余株皆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然而唯独盘龙岗（即龙头）两侧各有一株古柏长得刚劲有力，干立枝旋，却不长柏叶，就象龙头上的两支龙角，呈右旋的螺旋状，伸向蓝天。这两株奇异的古柏虽不长柏叶，却是活体，水份充足，生机盎然。
陵区四望，南边一山状如卧虎，蹲踞回视；东边一山形如凤凰，翔舞顾盼；西边一山则如万年神龟，左视翅首，向陵区凝望；加上桥山龙形，是为四灵俱备，为典型的风水格局。格局、阴阳、点穴等都精妙地附合风水学的原理，那么还有什么特别的效验呢？
据测试，在陵区在参天的古柏丛中使用电话和手机，其讯号不仅不减弱，反而会奇异地增强，这说明这一风水格局之内气场有序，接受微波能力特异。
黄帝陵有如此典型，甚至可以说很完美的风水布局。又有黄帝手植柏为千年佐证，还有现代的检测做为效验。可是它却又是四五千年前的一个风水布局，如此这般，你还会认为两三千年前的风水发展很原始、很初级吗？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异之处！其实也不只风水如此。中华文化在很多领域都有这种现象，即似乎某些领域的文明发展不是靠岁月的积累和一代又一代的智慧耕耘创造出来的，而是好象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突兀地崛起一座高峰，而后来者再难以超越，甚至为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周易》的创造，用简单的符号精准地图示了宇宙蕴含的真理，甚至还有人不能接受它的真理性的认识。又如《道德经》，两千年前老子写出了它，可是两千年来无数学者解说它，却也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真意。再如中医，也是两千年前就诞生了它的至高经典——《黄帝内经》。而后被中医师们奉为神圣，不能超越，甚至有中医认为，《黄帝内经》中的部分论述，如果学中医的人真正理解了都可以成为神医圣手。
以上现象说明了什么？它说明我们这个文明不能完全用西方文明的发展逻辑来理解，我们中华文明探索的方式特殊，思维的方式特殊，文明发展的线索特殊，文明的贡献也特殊。我们这个文明似乎在表面的文明发展后面总是有一只“神”的手在指导、在点拨，是真的有什么外星人或神灵在若隐右现吗？古人不这样认为，古人只认为创造这种特异文明成果的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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