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血缘关系| 独家

老鄧子 2016-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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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

张悦然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关于张悦然长篇小说

《茧》

两个生于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遭受着缺失父辈之爱的痛苦。他们追寻上一代的足迹，循着线索不断走向秘密的核心，最终发现了一个庞大而不堪的真相。1967年雨夜，废弃的德军建造的水塔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根铁钉如何造就了两个家族截然不同的命运？荣耀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悲剧？

一个是受人敬仰的院士，一个是意识全无的植物人。两人的交缠，渗透在儿孙背后的绵长岁月中，使他们永远活在爱与罪的阴影里……

张悦然暌违十年带来最新长篇力作《茧》。以80后一代人的视角，直面祖辈、父辈的恩怨纠葛，通过一桩骇人罪案层层抽丝剥茧的漫长过程，将几代中国人的现实际遇与心灵困境展开在读者面前。超过20余人不同时代的青春，层层追溯，同辈，父辈，祖辈，于我们，是隔断不了的牵引。

血缘就是将毫无感情的人绑在一起

张悦然长篇小说《茧》节选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能感觉到爸爸和爷爷之间有一股对峙的力量。每回他们坐在一起，空气就变得紧绷绷的，好像随时要爆炸。他们两个几乎不说话，如果要说，也是通过奶奶。奶奶经常对爸爸说一些话，然后补充道，这是你爸爸的意思。而爸爸对奶奶讲话，有时以“你告诉他”开头，那就是说给爷爷的。当时我以为，他们关系不好主要是因为我爸爸娶了我妈妈。这的确是一个原因，不过后来我发现，我爸爸正是为了和我爷爷作对，才娶我妈妈的。

　　我妈妈刚认识我爸爸的时候，还是一个脸蛋上顶着两团红的乡下姑娘，祖祖辈辈没有离开过那个叫作十八里庄的村子。要不是因为下乡，我爸爸永远都不会认识我妈妈。也可以说，要是没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因为某条口号而降生，听起来总觉得生命有些草率。不过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在这个国家，更多的小孩因为某条口号而没有办法生出来。

　　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乡野之间，我爸爸实在没有找到“作为”的事，就和我妈妈谈起了恋爱。当时他和我爷爷的关系已经很糟，为了摆脱家庭，他打算留在乡下。我外公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人多田多，吃饭不多他一个，干活也不少他一个。何况我妈妈是整个村子里最美的姑娘。她的美很幽僻，如同甘洌的泉水静静地流过山间。我爸爸一度为之着迷。他喜欢美人，我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总觉得这样会使他显得有点肤浅。我妈妈农活干得也好，养猪喂鸡样样在行，可惜后来去到城市，这些优势都带不走，唯一跟着她一起进了城的是她的美丽。美丽不像她的户口，它是可以通用的。因为那份通用的美，人们好像很容易忘记她是从乡下来的，没念过书，字也不认识几个，也容易忽视她忍受着的格格不入的孤独。当我发现她的孤独的时候，她进城已经二十多年了，那时候，她早就不再美丽了。

　　我爸爸是说过要永远留在乡下，不过那只是一时负气的话。他和所有从城里来的年轻人一样，很快就无法忍受艰苦而无聊的生活。后来城市招工，我爸爸就返城了。不久他向爷爷提出要和我妈妈结婚。直到这个时候，全家人才知道我妈妈的存在。

　　我爷爷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他想让我爸爸娶同事林教授的女儿。林姑娘是学音乐的，拉一手动听的小提琴，而且对我爸爸很倾慕，还特意上门送票，请他去听他们剧团的演出。不过后来听我妈妈说，她这个情敌皮肤黝黑，身材矮胖，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小时候我常常在心里权衡爸爸和林姑娘结婚的利弊：我将会被生成一个又黑又矮的小孩，有可能早早就戴上了眼镜，可是会拉小提琴，到了每个人都要表演节目的新年联欢会，就不用再和你、还有大斌合演一个根本就不好笑的小品，而是能够一个人走到鸦雀无声的教室中央，把小提琴放在肩膀上，演奏一曲悱恻缠绵的《梁祝》。

　　我爷爷说，我爸爸要是娶了我妈妈，将来一定会后悔。但是我爸爸说，后悔也是他自己的事，不用他管。一个下着小雪的早晨，他带着我妈妈去领了结婚证。就这样，他们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新房，没有彩礼。两个人暂时住在我爸爸朋友的房子里。那间十平米的简陋平房成了我妈妈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家。一个星期以后，我外婆和舅舅拎着两只活鸡和一袋年糕面坐长途来到济南，想去拜访一下亲家，结果被我爸爸拦下了。后来两家的人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刚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和妈妈也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毕竟这个小家庭冲破了重重阻碍才得以建立，让我爸爸觉得很珍贵。我妈妈呢，再也不用养鸡喂猪，站在烈日之下割麦子，陌生的城市生活对她来说很新鲜。我爸爸用他那辆很破的金狮牌二八自行车教会了她骑车。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摇摇颤颤地骑着车子上街，在百货大楼给自己买了平生第一瓶雪花膏。这时她已经褪去了脸上的两团红，从当时拍的照片来看，还是很美的。不久后，我爸爸托人帮她找了一份工作，在街道幼儿园当阿姨。她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天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等他们入睡以后，她悄悄地把剩下的饭菜倒进饭盒，带回家当晚餐。

　　当时我爸爸在粮食局的车队当司机。每天早晨他骑车到车队，换上工作服，戴上白线手套，发动他的那辆解放牌卡车，载着一车斗的面粉和大米在城市里穿梭。忙里偷闲的午后，他会开车来接妈妈，带着她到街上去兜风。那是一九七六年，这种卡车还很稀罕，据说整个济南不超过二十辆。当我妈妈站在巷子口看着爸爸的车驶过来，在路人羡慕的目光里跳上车的时候，她也许曾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有时候一直忙到晚上，来不及回车队，爸爸就把车开回了家。我妈妈欢天喜地地拿着扫帚和装米的口袋奔到胡同口。她爬上后车斗，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把漏撒在上面的一层薄薄的米拢到一起，拨扫进口袋。她一路小跑回到家，掂着沉甸甸的口袋告诉我爸爸，这些足够他们吃一个星期。我爸爸就笑一下，或许是觉得她很可爱。那时候她的节俭还是一种令他欣赏的美德。

　　这些是妈妈讲给我的，在爸爸向她提出离婚的时候。有那么几天，她一直都在回忆。她忽然不再是平日里那个粗糙简陋的乡下女人，悲伤使她超越了自己的理解能力，变成了一个很懂得爱情的女人。我很少像那几天那么喜欢她，那么愿意听她讲话。我喜欢所有懂得爱情是怎么一回事的人。

　　刚结婚的那一年，我爸爸和爷爷没有任何来往。忽然有一天，我叔叔来找他，说我爷爷要见他。我爸爸勉为其难地回了一趟家。我爷爷说，今年政府恢复高考了，你应该去参加考试。但我爸爸表示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不需要别人指导他该做什么。两人没说几句就不欢而散。为了这件事，我奶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程来拜访我妈妈。后来我妈妈一直后悔答应了奶奶的请求，帮他们去劝我爸爸。以她有限的见识，绝对想不到念大学这件事，对人生会有那么大的改变。

　　很难说我妈妈的劝说到底起了多少作用，反正我爸爸最终还是参加了高考。也许他本来就想参加，只是为了违抗我爷爷的意志，才差点决定放弃。但他没有像爷爷希望的那样学医，而是选择了中文系。他其实想去北京的大学，但最后还是留在了济南。因为要是把我妈妈带过去，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也无法给她找到工作。从那个时候起，她已经在拖他的后腿了。

　　我爸爸平时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星期一到星期六，他读托尔斯泰，跟老师、同学讨论诗歌和哲学，去学校的小礼堂看电影，到了星期天他带着脏衣服回家，去粮店驮回五十斤面粉，把蜂窝煤搬到临时搭起的雨棚底下，清理堵塞的炉子。住的地方常停电，他随时准备出去换保险丝，而我妈妈则继续在黑暗中包饺子。她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他的好，就只会每个星期天包饺子。这是我爸爸一星期的生活，浪漫主义的身子，拖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尾巴。

　　那时候我爸爸写诗，他的诗刊登在杂志上，被女同学们悄悄吟诵。每回他从校园里经过，总有几道目光默默跟随着他。小时候我曾在家里的旧杂志上读过他的诗。我读不懂，只觉得很美，很浪漫。那种浪漫，与爱情有关，和我妈妈无关。至少我很难把它们和我妈妈联系在一起。我爸爸还和几个同学创建了诗社，他是第一任社长。他们常常在一起读诗讨论，周末也很少回家了。诗社的影响力很大，当时的几个主创人员，后来都成了有名的诗人。除了我爸爸。虽然他们都说他才是当中最有才华的那一个。

　　我爸爸为什么停止写诗？这真是一个谜。很多年后我认识了他的同学殷正，据殷正说，大学毕业之后他和我爸爸都留在了学校，一边教书，一边读硕士。就是在读硕士的第一年，我爸爸忽然不写诗了。是无法写了，好像失去了这种能力。他很焦虑，整夜不睡觉，那是很黑暗的一个时期。同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我出生了。没有人知道二者之间有什么隐秘的关联。

　　那个时候，我爸爸对我妈妈的感情已经很冷淡。当时我们全家人搬进了教工宿舍，算是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但我爸爸很少回来，他情愿一个人待在办公室。也许他觉得失去写诗的能力和我妈妈有关，又或者他只是想独自度过那个艰难的时期。

　　我爸爸的大学同学里，有一个人和他的情况相似，也是下乡的时候娶了农村姑娘，后来返城读大学。大学毕业没多久他就离婚了，找了一个同班的女同学。我爸爸没有离婚，也没有去喜欢任何一个女同学，虽然据说当时爱慕他的人挺多。我猜想，使他坚守这段婚姻的，也许不是他和我妈妈的感情，而是他反抗我爷爷的意志。

　　我爸爸也做过一些努力，来缩小和我妈妈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他送我妈妈去上夜校，让她参加自学考试。我妈妈断断续续读了好几年，一门考试也没有通过。一直等到生下了我，她才终于不用再去了，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她因此就以为我是她的福星，会给她带来好运气，真是大错特错了。我上小学以后，我妈妈每次翻着我新发下来的课本，就会说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她还是常常会做考试的噩梦。除此之外，还有流产的噩梦。当初为了让我爸爸安心上大学，她打掉过两个孩子。我很为她惋惜，觉得她把那两个孩子当中的哪一个生下来都会比我好。在那两颗受精卵里，或许还有我爸爸对我妈妈一点残余的爱意。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我爸爸不爱我妈妈。只是因为结了婚，他们才生活在一起。我猜想婚姻就像我们的校服一样，从来都不合身，但是必须一直穿着。随着一天天长大，我学会了用爸爸的目光来审视妈妈，辨识出她身上那些无可救药的乡下人习气：她有时会忘记刷牙，洗完了脸从来不会用毛巾去擦干；她无法区分不同器皿的功能，把橘子汽水倒进碗里，红烧肉装在脸盆里。她不喜欢开灯，她对光线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人不一样，她对吃饭的理解也不同，有时会站在炉子旁边，迅速扒完一碗饭，然后洗掉那只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还有一些过分节俭的美德，比如把包装苹果用的发泡网都收集到一个大口袋里，用它们来洗碗，擦煤气灶，或是把刷锅洗碗的水积攒起来冲洗马桶。我知道爸爸讨厌这些，虽然他早就不再说了。这些日常琐屑充斥在生活里，像泱泱白蚁似的啃噬着他对她有过的一点感情。在我出生之前，那一点感情已经被吃空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里总是静悄悄的。只有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在说话，电视机、洗衣机，还有煤气灶。后来家里装了电话，我就很盼望有人打来找爸爸，这样就能听到他讲话，有时甚至能听到他笑。我很钦佩电话那边的人可以讲出令他发笑的话，这是我和妈妈都不具备的能力。你肯定不会想到，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电视剧是《成长的烦恼》。我不羡慕里面那三个孩子有各种玩具和忠诚的大狗，不羡慕他们总有参加不完的派对，也不羡慕他们一到暑假就在小岛度假，戴着墨镜躺在碧蓝的大海边。我羡慕的是他们的爸妈有那么多话可以说。当他们的妈妈站在水槽边洗碟子的时候，他们的爸爸会站在一旁和她说话。他们说着说着，爸爸走过去亲吻了妈妈。好长的一个吻，长得足够让我的眼泪掉下来。我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演戏，只有在戏里丈夫和妻子才会说那么多话。

　　在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好像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完整的对话。我妈妈其实很爱讲话，但是每次她想要发起一场对话，总是很快被我爸爸中止。

　　“你不懂。”

　　“别问了。”

　　“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这是我爸爸对妈妈说得最多的几句话。我妈妈有时咧嘴一笑，走过去把窗帘拉严实，或是“哎”地空叹一声，拿起指甲钳开始剪指甲。她好像从来不会生气。她的自尊心早就被收起来了，放在一个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她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模样，令人同情不起来。我从来没有怜悯过她。

　　不仅如此，我还怨恨她。我一直觉得是她连累了我。我爸爸是因为不爱她才不爱我。所以我很努力地和妈妈划清界限，苛责她那些粗陋的习惯，纠正她讲话时用错的词，嘲讽她土气的审美。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取悦我爸爸，虽然事实上收效甚微。我爸爸没有抱过我，更没有亲吻过我。有些早晨，我看到父亲新长出的胡茬，会想象它们蹭在我的脸颊上是什么感觉。我爸爸也不会逗我笑，或者惹我哭，我们之间是没有情绪的。我们也从来都不做游戏。他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我需要游戏，就像他小时候我爷爷没有意识到他需要一样。他们都把孩子当作大人来看待，在他们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童年这回事。

　　我爸爸有时会出差，但从来不会带上我和妈妈。我们一起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乡下的外婆家。他没有带我去过游乐园，也没有和我看过电影。我们全家一起去过一次元宵节的灯会，但我太矮了，看到的不是花灯而是奔走的腿。我爸爸并没有像别的爸爸那样把我举过头顶，让我摸一摸彩灯底下写满字谜的彩条纸，或是从插满糖葫芦的靶子上摘下一串。他也不知道我任何一个朋友的名字，不知道我的作文写得很好，最讨厌做鸡兔同笼的数学题。

　　他似乎早就假定我生活在一种和他不同的介质里，就像水缸里的金鱼，而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把脸贴近玻璃看一看里面的主人。我对他而言，可能只是一种装饰性的摆设。只有在问他要零用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交流。我喜欢问他要钱，他比妈妈慷慨很多。妈妈也喜欢我问他要钱，这样就不用从他给她的家用里出。每次我都会很具体地说明要买的东西：带一把心形旧铜小锁的硬壳日记本，外壳的颜色有深蓝和浅蓝两种，就像白天和黑夜的天空，我决定要深蓝色的，因为我更喜欢夜晚；一盒三十六色的水粉铅笔，洒一点水颜色就会晕开的那种，最适合画云彩和起雾的森林；一盒酒心巧克力，与班里要好的女同学分吃，上一次我们吃的那盒是她买的。描述它们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在描述自己的一部分，假如爸爸对我多了解一些，没准就会喜欢上我吧。事实上，带小锁的日记本我买的是浅蓝色的，因为深蓝的被别人买走了。这个本子在客厅的茶几上放了好多天，爸爸每次拿起报纸的时候都能看见，但他并没有抬起头问我：它为什么不是深蓝的？

　　没错，你会说大人听孩子说话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的，他们根本不会记得深蓝色还是浅蓝色这样的细节。如果不记得的人是我妈妈，我一点都不会介意。可是我对爸爸的感情不一样，它非常敏感和脆弱，总是不断受伤。

《茧》新书发布会，左起：杨庆祥、张悦然、梁文道、余华

　　在我们那个家里，他和妈妈好像分属两个阶级，他在高处，拥有无上的权力，他的爱是无法索要的，只能是一种恩赐。而我对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渴望。

　　我知道他最喜欢的时间是深夜，我和妈妈入睡以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那是真正属于他的时间。有一次我起来上厕所，看到他在沙发上看电视，手边的茶几上有一罐啤酒。他斜躺在那里，腿搭着沙发扶手，脸颊绯红。屋子里洇着很重的水汽，他刚洗过澡，穿着一身白色秋衣，看起来像一只软体动物。一只终于从紧闭的蚌壳里爬出来的软体动物。他看到我站在门边，轻声说，去睡吧。他那没有隔着蚌壳发出的声音湿漉漉的，非常温柔。

　　我爸爸很少带我和妈妈去他和同事、同学的那些聚会。虽然妈妈每次出现，都令他们感到惊艳，两人站在一起，非常符合才子佳人的古典爱情的范式，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但是我爸爸并不想在人前刻意伪装出家庭幸福的样子。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去爷爷家的时候。

　　小时候每年临近春节，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商店买新衣服，为的是除夕夜去爷爷家的时候穿。有一年我看上了一件有袋鼠式大口袋的苔绿色毛衣，但是妈妈说我上一个除夕穿的就是绿的，他们会以为还是去年的旧衣服。

　　到了年三十那天，中午就开始打扮了。新衣服、新鞋子，头顶戴着新发箍，脑后还绑着一朵新头花。印象最深的是亮缎子扎成的蝴蝶结，肥厚的翅瓣上缀满小珠子，走起路来小珠子就摇，像个宫里的女人。我有一个喜欢的头花，红底配墨绿的花格呢，但是妈妈不让我在除夕夜戴，嫌它太小了。她让我戴的那种，简直像一个大手掌似的捂在我的后脑勺上。好像戴上一朵很大的头花，就能让我看起来更幸福。

　　等我们两个都打扮好了，站在镜子前面，妈妈很满意地说，这下可要把他们气坏了。

　　“他们为什么会生气？”我问。

　　“因为他们不想看到我们过得好，”我妈妈说，“他们觉得你爸爸娶了我，就肯定不会过得好。”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表现出过得很好的样子。虽然我爸爸并没有这么说过，但我能感觉到这也是他的想法。怎么样算是过得很好呢？在路上我总是很忐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可是一到爷爷家，我好像很自然地就会了。帮妈妈掸去包饺子时蹭在衣服上的面粉印子，拉着爸爸的手让他陪我去阳台上看烟火，在十二点外面鞭炮声大作的时候，我会堵住耳朵把头埋在爸爸的怀里。而妈妈则会让爸爸给她挽袖子，或是在洗碗之前，摘下戒指让爸爸替她保管，并在这个时候不经意地告诉奶奶和婶婶，这个戒指是爸爸最近才给她买的。至于爸爸，他很少主动做什么，只是默默地配合着我们。不过，吃饭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妈妈夹菜--这样的行为对我爷爷简直是一种冒犯，他们家每个盛菜的盘子上都横着一双公共筷子。

　　我知道一切都不是真的。我只是在表演，可是我却真的感觉到很快乐。一种在表演的快乐中获得的快乐。我开始很盼望除夕夜这一天，盛装、表演，像我们三个人的一场联欢晚会。

　　七岁那年的除夕夜，全家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奶奶忽然问起我妈妈在幼儿园的工作。

　　“我让她辞职了。”我爸爸说，“那个幼儿园阿姨太少了，除了照顾小孩还要打扫卫生，太累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说谎。妈妈不是辞职而是被辞退了，因为他们招到了幼儿师范毕业的新老师。那时候我叔叔和婶婶还没有出国，婶婶也在医科大学当老师，就说不然她去托人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妈妈在后勤部门找一份工作。爸爸摇头说，后勤都是男人干的活。

　　“也有适合女的干的，”婶婶说，“比方说在食堂或是学生宿舍？？”

　　“不用了，”爸爸说，“让她在家里休息一段吧。”

　　吃完饺子，奶奶取出包好的压岁钱发给我和沛萱。大人们坐在电视前看联欢晚会，我们就在外面的房间拆红包。新的钞票有一股发甜的香气，很好闻。钱上面印着的人，脸上一道皱纹都没有，看起来很纯洁。我们数着粉红色钞票，结果发现我有五张她只有三张。相差这么多，不可能是奶奶数错了。我立刻跑去告诉爸爸。

　　爸爸沉下脸，转过头看着奶奶。奶奶放下削了一半的苹果，连忙说我妈妈现在没有工作，所以就多给了我们一点。房间里变得很安静，只有电视机里传出一浪一浪的掌声和笑声。我斜着眼睛看向屏幕，两个穿着中山装的人在说相声。其中一个正一口气报出一长串菜名。我又饿了。

　　“啪”的一声，我惊慌地回过神来，爸爸把茶杯重重地搁在桌子上。

　　“你这是干什么？”爷爷瞪着他。

　　爸爸也看着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对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情愿把目光放在离对方远一点的地方。我爸爸从我手里夺过那个红包摔在桌上，冷冷一笑，

　　“多谢你们的好意，老婆和孩子我还养得起。”他站起身对我和妈妈说，“去穿外套，我们走。”

　　我们出了门，朝大院的另一边走去，因为担心车子被偷，就把它们放在了那边的车棚里。天空板着脸，没有下雪，可是非常冷。我跟在爸爸妈妈的身后，哆哆嗦嗦地扣着外套上的扣子。这时，十二点就要到了。很多个阳台上伸出一串燃烧的火光。路边有人点起盘卷成蛇的鞭炮，捂着耳朵跑开了。我们穿过浓烟弥漫的马路，头顶上是一朵一朵烟火炸裂开来，把天空炸成了绿的，又变成了红的。车棚看门的老头把手抄在棉服的袖笼里，用一台收音机收听春节联欢晚会。那个相声早就播完了，女主持人正用颤抖的声音念诵边防战士发来的贺词。

　　“不看完晚会再走啊？”老头问。

　　妈妈“嗳”地含混应了一声。爸爸跨上自行车，妈妈把我抱上后面的车座，然后她跳上自己那辆，我们轧着满地的红色炮仗皮驶出了大院。

　　那时候南院附近还很荒凉，除了这座家属院，没有别的住宅楼，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抬起头，依稀能望见一角烟火，已经很远了，像是在别的天空里的。两辆自行车在空寂的马路上前行，爸爸骑得很快，妈妈拼命地蹬才能不让自己落下。迎着大风，她侧过脸来对爸爸说，“他们也太欺负人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有一种煽动性。爸爸什么也没有说。坐在后车座上的我却忽然大哭起来。他们以为我在响应妈妈，为全家人自尊心被伤害而难过。

　　我的确很难过。我在怪自己。要是晚一点再把红包的事情告诉爸爸就好了。晚一点，就晚一点点，过了十二点。我还有很重要的一场戏没有演。那就是当钟声敲起，外面爆竹声最响的时候，我捂紧耳朵把头埋进爸爸的怀里。你知道吗，整个除夕夜，只有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里，我会忘了自己是在表演。

(本文由张悦然授权凤凰读书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