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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解放，普通民众对于越来越“科学”的史学之距离也越来越远。在1980年代，史学界为了摆脱“危机”，曾将目光投向了史学的普及与应用，认为必须拿出“敢于开辟新路”的勇气进行史学改革。但是，“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学风在1990年代的突然到来，使史学界内部萌生的普及应用冲动被遏制。直到最近几年，普及应用型史学的一些形态才在体制外渐次发生，并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与舆论的关注。面对这一现象，史学界有人鼓掌，有人批评，却少有人进行冷静的总结。在此情况下，史学理论界应当主动地关注这一现象，并对其进行相关理论研究。基于各方面的考察，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有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概念使用混乱，二是与学院派史学的关系不明，三是缺少学科体系的建构。 1“通俗史学”、“大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优与劣 当前华语史学界用于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工具性概念主要有“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公共史学”、“公众史学”等几个。不过由于“诸概念内涵的宽泛，致使学者们使用时，出现混乱局面”，骊且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学术界对概念的混乱使用已影响到大众传媒，并有扩大的趋势，故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严复曾指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译文要努力做到“在己能达，在人能喻”，具体来说就是信、达、雅和“取明深义”。其实，严复对于“文辞”和“译文”的要求，也适用于评价一个概念是否恰当合适，即:一、范畴内容是否明晰准确，二、立义是否高远通达，三、言辞是否易懂雅顺。以此标准来考察“通俗史学”、“公共史学”、“大众史学”三个概念，虽然“通俗史学”和“大众史学”在某一方面较为突出，不过综合起来看，只有“公共史学”最能符合这三个标准。 舒焚曾经对“通俗史学”有所定义，认为“通俗史学是各个历史时期民间的或人民群众的史学”，并进一步解释说“俗史学带有很大的原生性质，和俗文学分不开。俗史学常常以俗文学的名义出现，以俗文学的重要构成成分的身份出现”，它“常常保留许多古代和近现代的民间传说，以及民间对历史、对刚过去的现实的看法或评议”。以此可知，“通俗史学”的立义点在于和“雅”、“朝堂”对立的“俗”、“民间”，从它和“俗文学”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来对于语言通俗易懂的要求。总结以上各点，或可概括为:“通俗史学”就是不用专业的学术性话语系统而用民众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话语系统叙述、表达富有趣味的历史知识，以期民众可以轻松理解接受的史学形态。 用源自本土的“通俗史学”作为表述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工具性概念具备突出的优点：一是方便和传统对接，二是顺口易懂，三是体现了对表现手法和趣闻性的侧重。不过这个概念也同样具备较明显的缺点：一，范畴过小，难以涵盖全部普及应用型史学;二，立义不能高远通达，有强调史学的娱乐作用而忽略史学对社会建设高层次功能之倾向。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通俗史学读物的热潮可以说已将它的优点展现得较为淋漓尽致，如让“史书成了畅销书”，“让百姓亲近历史”，不过同时也将“通俗史学”的缺点曝露了不少，如被“香艳隐私掩埋”，将要从“通俗史学”走向“八卦”史学等。 学界对于“大众史学”的概念缺少辨析，仅有罗义指出“大众史学”具有“通俗易懂，文字生动活泼，语言简练，选题广泛，同时集知识、趣味和科学性于一体，很容易为多种不同层次文化水平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特点，具备使工人、农民、干部及从事其他科学研究的人们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作用。在台湾学界，周樑楷给“大众史学”下的定义比较明晰:“在不同的文化社会中，人人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和观点表述私领域或公领域的历史。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社会大众阅读”。他认为“大众史学”是“史学里的‘大众部”’，所以要将“Public History”翻译为“大众史学”而不采用“公众史学”。罗义和周裸楷二人关于“大众史学”概念的阐述实际上可以更简练地概括为:大众史学就是大众站在个人的立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书写大众的历史，并给社会大众阅读的史学形态。“大众史学”这个概念的优点非常明显:首先极大地突出了大众作为“历史主体”、“历史书写主体”、“史学服务主体”的地位，是对书写“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最彻底的体现;其次是突出了传播受众的范围，即这种史学传播的范围不是某个特定的集团，而是整个社会;再次，明确了“大众传媒”作为历史学知识传播工具的角色。不过此概念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一是将历史分割为“大众”的历史和“精英”的历史。实际上，仅有“大众”的历史是难以想象的，“精英”和“大众”紧密交织在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来书写历史，都不能将另一方完全“屏蔽”；二是将历史学分割为“大众”的历史学和“精英”的历史学。实际上，普及应用型史学与学院派史学是历史学的两面，紧密联系、互为补充。二者只是在方式、目的、风格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并不存在着“大众”与“精英”的分立。三是掩盖了历史学的真价值。周樑楷自己也认可“历史的意义在于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不断锤炼与升扬”，不过“大众史学”这个概念却很难将对这些“意识”的强调凸显出来;四是未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历史学规划未来。在公民社会逐渐确立的时代，历史学要确保自己仍然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学科，就必须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贡献于公民社会，而不是仅仅取悦“大众”，显而易见，“大众史学”还欠缺这方面的考虑。 美国学者对于“Public History”的定义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认为“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公共史学就是史学家受雇于高校之外，并以史学技能为高校以外的机构甚至私人活动服务”；智纳德·J.格雷尔(Ronald J.Grele)则不赞成这种过分强调应用性和与学院派对立的取向，认为公共史学“是对史学家作用一次全新的阐述，使我们可以借此创建一个广大公众都能参与自己历史书写的社会”，并认为如果公共史学的发展能如期望的那样，那么“我们这些置身于公共史学领域的人会明白，我们是在为使历史意识变成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组成部分而斗争的伙伴”；在1990年代，美国学界又出现了综合以上意见的一个新定义：“公共史学通常指的是史学家在学界以外从事的与历史相关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众或与公众一起再释和重现历史的工作”。在目前的美国史学界，“公共史学”的定义已经演变为“公共史学是指普通读者能看到、听到、阅读和解释的史学形态”，公共史学家“扩大了学院派史学的方法，强调非传统的证据和报告格式，重新规划了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种独特的历史实践模式”。 从强调史学的实用性、与学院派史学对立到强调向公众传递普及历史意识，从重视“在学术界以外”这些外在限制，到重视公共史学产品为公众服务的内在因素，可以说美国“Public History”已经越来越走向成熟和完善。相比于“通俗史学”和“大众史学”，“公共史学”这一概念的优点比较突出：在范畴上，“公共史学”可以包容普及型、应用型史学；在立义上，“公共史学”不仅倡导轻松愉快，而且注重公共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的建构，使史学在公共社会的建构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在书写手法上，“公共史学”也突出了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话语系统叙述、写作;在参与范围上，“公共史学”真正体现了“人人都是史学家”的观念，模糊了职业史学家与非职业史学家、学者和公众的界限;在和学院派史学的关系上，即较为清晰地将彼此分野，又显示出二者的紧密关系。 2“公共史学”与学院派史学的关系及其特征 现代学术形态确立以后，专深的学院派史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史学和公众的关系也越来越远:穷经皓首的考据校勘只是极小一部分人的“名山事业”，枯燥无味到学院派史家也有不少人不爱读；动辄涉及“规律”、“形态”的大历史，不仅和普通大众距离太远，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太功利”，“变成了政策讲解员”。就连传播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历史课堂，也被人讥讽为“只有历史课，没有历史”。 造成史学如此困窘的原因有很多，不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的史学只靠学院派史学单飞，而忽视了旨在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之发展。从学术发展的轨迹来看，只有将创造知识的专深研究和将知识转化为常识、智慧及其传播应用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学术形态，才是较为健康的学术形态。从历史学的结构来看，以专深研究来创造历史知识的学院派史学和以普及应用来传播历史知识、智慧的“公共史学”是其不可偏废的两翼。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发展既需要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研究者旁征博引、皓首穷经地探索历史真相、创造历史知识，也需要一些人将研究成果吸收掌握后干净利索、娓娓动听地传播历史知识、宣扬历史智慧。就目前中国史学发展现状而言，学院派史学专深的研究无疑是创造历史知识的主力军，但是对于如何将这些历史知识传播给公众，如何将这些历史知识变成常识、智慧，学院派职业史学家所做努力是不多的。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较为重要的是由于学术评价体制等问题，他们对于史学的普及应用“不稀罕做”。所以，中国史学要想真正健康地发展，真正在公共社会的建构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就必须意识明确地发展能将历史知识转化为常识、智慧的“公共史学”。换句话说，从事专深研究的学院派史学和从事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构成了史学的两翼，只有两翼齐飞，史学才能健康发展! 虽然《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等引起的热潮已经持续了几年，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发展公共史学的契机而不是高潮，更不是结束。虽然当前公共史学发展的状况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不过已出现了一些值得肯定的现象:尽管仍有一些职业史学在“痛斥”易中天等人，但也有一些职业史学家开始涉足“公共史学”领域；尽管有一些打着“香艳隐私”噱头来赚钱的所谓“历史通俗读物”来浑水摸鱼，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将历史知识转化为历史智慧且好看耐读的作品；尽管要将“公共史学”作为学科来发展还遥远无期，但是至少已经出现了以“有识、有趣、有用”为宗旨，具有“公共史学”取向的刊物。不过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公共史学”的架构不明当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借鉴美国公共史学的发展经验和中国史学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公共史学应该包括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 口述史学具有“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是“一种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历史学”，所以美国公共史学家将口述史学视为公共史学的一部分，认为其是为公众提供准确又富有意义的历史的最理想工具。华语史学界的口述史学开始于唐德刚对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口述自传的实践，此后大陆也逐渐有人从事口述史学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事“口述史学”的人大多还是职业史学家，公众主动参与的较少;认为“口述史学”的价值在于寻找、抢救史料，而不是要通过口述史学书写公众的历史。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丰富多彩”使口述史学具备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不少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们都还健在，所以，在书写20世纪中国公众历史的事业中，口述史学一定会是最耀眼的部分。 作为历史学的“新生代”，“影视史学”，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在卫星电视、网络技术日渐成熟的今天，“影视史学”也成为了传递历史知识、解释历史最迅速有力的途径。就连史学界也承认“历史影视作品已经成为社会大众了解历史、认识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作为“公共史学”构成部分的“影视史学”，主要由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专题片组成。历史纪录片将历史资料变成了解说词，将当事人的回忆变成了同期声，能够感性、直接地将历史呈现给大众。如果说历史纪录片要受制于对“当事人”采访限制的话，那么历史专题片则能够摆脱这种限制来再现历史、诠释历史。至于充斥荧屏的“历史剧”，并不是“影视史学”的组成部分，因为“影视史学”尽管借助了“影像”来通俗、感性的建构、阐述历史，但是它必须坚持一个不能退让的原则—“真实”，“历史剧”不得不存在的虚构显然是与这条原则违背的。当然，也必须指出，“历史剧”和“公共史学”的关系也较为紧密，即“历史剧”所涉及的基本史实、语言、道具、场景等，正是“公共史学”构成部分的内容之一。 与学院派史学关系紧密且在中国比较具有基础的是应用史学。一般而言，应用史学主要出现在三个领域: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紧密的领域：城市规划、社会教育等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史学家以他们深厚的历史知识来讲解文物、诠释档案、介绍遗址、确保历史剧剧情史实正确、复制历史剧中的服装道具场景、梳理城市规划历史、分析公共政策的得失、撰写家族史、公司史等。这种以历史知识的形式直接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的史学，被美国学人称为“Applied History”或“Practicing History”，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在“城市史”领域，不仅有关于城市变迁、社区、郊区、城市文化的专项研究的专著、教科书、各种图册刊物纷纷出现，面向大众的城市家庭史、阶层史、族群史等领域方兴未艾，而且城市史研究会、城市遗迹保护会、地区与城市规划史学会、大众史学会等组织也都建立起来。①1949年以后，史学的“致用”功能被重视，史学研究在城市规划、经济规划等领域都或多或少地被运用。但总体来说，这种史学尚处于散乱的状态，或是附属于体制内的博物馆、档案馆、研究院等相关机构，或是一些职业史家零散地在研究，或是由缺少深厚修养史学修养的编剧、美术师来客串，也因此导致了不少的问题。 作为“公共史学”四个构成部分之一的“通俗读物”，情况相对复杂，大致可分为故事人物类、历史评论类、图册类三部分。目前这三类“通俗读物”在中国都已出现了代表性成果，并已经取得了公众的关注：易中天的《品三国》、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无疑是故事人物类中的佼佼者；吴思的《潜规则》、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是历史评论类的优秀作品；《老照片》、《图说中国历史》等都是图册类的勇敢尝试。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职业史学家看到“时代呼唤通俗史学”的萌动，进入21世纪，又有史学家指出史学家应当“转变观念，在社会及大众对史学的多元需求中各尽所能，多项发展”，才能避免让史学的路子越走越窄。从当前中国史学界的情况来看，不少职业史学家已开始对这些历史“通俗读物”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仅看看《历史学家茶座》十多期的内容，就能感受到学院派史学家史学观念的转变及他们参与“公共史学”的热情。 3发展“公共史学”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社会发展日益需要历史学为其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支持，历史学也需要走向社会、走进大众来摆脱被冷落遗忘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史学”可以说正面临着一个得以快速发展壮大的历史机遇。不过，在“公共史学”从“自发”向“自觉”、从“散乱”到“系统”发展的过程中，有志于提倡、从事“公共史学”的人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处理好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关系。对“公共史学”的肯定和提倡，并不是鼓励所有的历史论著都做文学化、通俗化的处理，更不是否定专深的学院派史学研究。“公共史学”和学院派史学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沟通的鸿沟。学院派史学不仅能为社会、大众制定相关政策、决定提供参考帮助，也为“公共史学”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知识支持。倘若将历史研究变成了“历史书写”而回避对“历史本身”的研究这个史学的主体性问题，那么这样的史学就走向了另一种不健全的道路。所以，创造知识的学院派史学和传播应用历史知识的“公共史学”应该是历史学同时重视且能同时重视的两翼。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有意识地促进学院派史学和“公共史学”的合作和合流，才能使公共史学具备更深厚的基础，才能纠正“体制内史学日益疏离现实社会公共生活的趋向”，并促进“既具有历史意识，又运用公共词汇的新型史学者”的产生。 第二，有意识地将“公共史学”引入历史教育体系。从欧美、东亚等地“公共史学”发展的经历来看，真正要使“公共史学”健康发展就必须使它纳入系统的史学教育体系。当前中国大学的史学教育分为旨在培养中学历史教师的师范学校系统和旨在培养职业历史学家的综合性大学系统。虽然二者的教育目的不同，但是在课程设置上并无太大的不同，都是延续“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历史文献学”、各专门史等这些自民国以来的模式，并没有培养公共史学家性质的课程。“公共史学”倘若要真正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就必须有自己培养人才的课程和模式，而对当前史学教育系统进行适当改造可能是最简洁有效的方法。 第三，应重视影响“公共史学”发展的现象。在这股历史“通俗读物”的热潮中，也存在着一股力量不小的破坏力量，那就是在商业利益刺激下的粗制滥造。一些书商用较低的价钱雇用一些在校的研究生，追着学术界、出版界的热点来炮制一些外表装帧精良，内部注水剽窃的书籍，其结果不仅伤害了读者，伤害了这类出版物的市场，更是败坏了公共史学的名声。要遏制或杜绝这一现象，除了从法制上加强对}J窃等行为的制裁，学术界中的有识之士也应该站起来，通过书评等形式“惩恶扬善”，形成一套自我保护的系统。 编辑：思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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