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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北美校友会于2016年7月30举办活动上的发言整理） （续） 低国际贸易流量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低迷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球贸易量增长率明显低于金融危机之前。在1990-2007期间，世界出口量平均每年增长7%。而2012-2015平均增长不到3%。今明两年世界出口量增长预测仍然停留在3%左右。 二是国际贸易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年中，世界贸易平均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两者之比为2：1。而目前接近1：1。 世界贸易增长放缓的原因 周期性因素包括，主要发达国家需求复苏乏力。例如，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增长明显低于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需求不足影响世界贸易增长复苏。 此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推出了一些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允许范围的临时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贸易流动。例如，20国集团成员国自2008年以来通过了一千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还没有取消。 这些保护主义措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限制还在不断积累。 结构性原因也很明显。 为了简化分析， 假定各国国内贸易增长与各国GDP增长基本同步。世界贸易是各国国际贸易之和，世界生产总值则是各国GDP之和。 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多年里，世界贸易平均增长率是同期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两倍以上，意味着各国国际贸易增长是国内贸易增长的两倍。 这两者的增长之比也是衡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项指标：如果国际贸易增长高于国内贸易增长，则表示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深化；如果国际贸易增长等于国内贸易增长，则表示经济全球化在停止深化；如果国际贸易增长低于国内贸易增长，则表示经济全球化在倒退。 从经济原理上分析，世界贸易增长要持续不断地高于世界生产总值增长（即国际贸易增长高于国内贸易增长）其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是国际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各国国内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呈不断下降趋势。 而促成这种相对价格的下降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降低国际运输成本，新的贸易协定减少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 1990-2000期间，世界贸易增长之所以能够以2：1以上的比例高于世界生产总值增长的确受益于这两类因素。 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降低了国际贸易成本，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将制造业生产流程分解成不同的阶段，再分布不同的国家去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全球价值链的确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夸大了国际贸易增长的统计数字，因为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国际贸易中有许多是重复统计：典型的例子是苹果牌手机在中国组装，其来自日本、韩国的零部件价值被重复统计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出口数据中。 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取得的成果降低了关税和其它一些贸易壁垒。 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原来比较封闭的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开放开发政策，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减少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过程中对世界贸易的推动。 苏联解体后，转型经济体国家也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国家与西欧贸易增长明显。 欧盟，尤其是欧元区货币一体化，降低了贸易成本，不但促进了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也促进了欧洲与其他地区的贸易。 上面这些曾经促进国际贸易加速增长的因素目前似乎都明显减弱，或消失。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过去14年进展甚微，没有能够继续降低国际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虽然一些新的区域贸易协定仍然可以促进一些地区贸易，但区域贸易协定对世界贸易的长远和整体效果并不确定，无法取代世界多边贸易协定的作用。 中国，以及前苏联和中、东欧转型经济体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经过二十多年的加速阶段之后，目前已经达到稳定状态。中国对外贸易经过二十年多年平均20%以上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已经从微不足道增加到12%，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随着工资明显增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过程的逐步完成，以及与工业化相关的环境成本上升，中国出口增长很难再以20%速度增长。 目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主要来自三方面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贸易大幅度下跌（世界出口总量在2009年曾经下跌12%左右），一部分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国际组织中的经济学家，认为过分依赖国际贸易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呼吁发展中国家摒弃“以贸易促增长”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这一思潮是上一世纪50-60年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比较流行的“进口替代”和“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延续。70-80年代之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中国以开放促增长，以出口促增长的成功经验使得这一思潮失去了影响力，但目前它又以“贸易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形式有所抬头。 随着国际贸易占GDP比重上升，国际贸易波动对各国宏观经济稳定带来的影响的确加大。但因此而限制国际贸易是“因噎废食”。长期而言，国际贸易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作用肯定大于一旦发生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国际贸易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各国可以通过加强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来减少国际贸易波动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例如，一些以石油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建立的“宏观经济稳定基金”对降低由国际贸易波动给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定作用。 第二，世界许多国家的贫富收入差距在过去30年里有所扩大。一些分析人士和政治家，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认为国际贸易（或经济全球化）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试图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就业，保护中低收入水平工人的工资不再下降。 开放国际贸易的内涵是对原来在国内配置的资源重新在国家之间配置，其结果必然会改变原有的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 古典贸易理论认为， 国际贸易可以缩小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但会增加国内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30年里的确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如果将全球人口放在一起（不安国别）来计算收入分布， 其收入差距（全球Gini指数）自2000年以来也在缩小。但是，人们，特别是各国的政治家们，往往最关心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 古典贸易理论认为（Stolper-Samuelson定理）当两个国家开放贸易后，两国国内原来相对富余的要素会受益，而相对稀有的要素会受到损失。例如，美国相对中国而言，高技术劳动力是相对富余要素，而低技术劳动力是相对稀有要。当美国与中国相互开放贸易时，美国高技术劳动力收入会提高，而低技术劳动力收入会下降。这是因为两国开放贸易之后，美国生产更多的高技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出口一部分到中国），而同时减少生产低技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一部分从中国进口）。其结果是美国低技术工人失业上升，工资停滞或下降。 一些研究表明，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开放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美国低技术工人因为国际贸易而遭受的损失。因此，从理论上讲，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把国际贸易中受益人群得到利益的一部分重新分配给国际贸易中受到损失的人群。 因此，各国解决由国际贸易引起的收入差距问题应该主要依靠国内的再分配政策，而不是用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贸易。 第三，国际贸易给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些国家加大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国际贸易时的确不够重视，甚至完全忽略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往往为了逃避发达国家比较严厉的环保法规而将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将一部分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损耗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随着世界各国对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重视程度的上升，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措施是必然的。关键是要通过加强“多边国际贸易机制”和“多边环境保护机制”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来解决贸易与环保之间的矛盾，避免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各国应该寻求以国际贸易促进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以环境保护促进国际贸易的积极政策。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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