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伦敦奥运。 图片来源：网络 奥运会从来都并非真的关乎体育。正如戴维·戈德布拉特在《赛会：奥林匹克全球史》一书中揭露的，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推广世界观的方式，这种世界观常常基于丑陋的政治和虚假的科学。一旦政治目的隐退，奥运会就转向了商业，但仍然不是体育竞争。早期的奥运会依附于贸易博览会——1900年巴黎奥运会，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1908年伦敦奥运会——这些奥运会也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巨型广告。 在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人类学部”在“文明人和土著人”之间举办了特殊的比赛，以衡量他们各自的体育素质。官方报告总结称：“土著和未开化的部落代表证明了他们是能力较弱的运动员，极大程度地被高估。”当希特勒把1936年柏林奥运变成一场关于他的种族理论的盛大宣传时，他没有违背奥运会的精神；他不过是把奥运精神带上了一个台阶罢了。 要怪就怪现代奥运会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他是一名法国的天主教贵族，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但对他来说国际主义意味着欧洲高级文化据说拥有的普世价值。其中首要的美德就是男子气概。 顾拜旦认为女性的体育是“人类眼睛所能见到的最不美观的景象”。1912年，他宣布“奥林匹克运动会必须只为男性举办”。女人只被允许参加那些装饰性的运动，比如箭术。有时候，女性参赛者会收到恶意的邮件和嘲弄，比如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四块金牌的荷兰跑步运动员范妮·布朗克斯-科恩(Fanny -Blankers-Koen)。直到1960年，梵蒂冈还“禁止神职人员观看女性赛事”。在更晚近一些的年代，还有女性运动员不得不忍受侵犯性和羞辱人的性别检测。  范妮·布朗克斯-科恩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四块金牌，之后收到恶意邮件。戈德布拉特强调了奥运会拥抱改变的行动有多么迟缓。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女性终于被允许参加800米比赛，她们奋力冲刺后，其中很多人摔在跑道上（像她们今天一样），“这是个可悲的场景，”一名记者写道，“看到这些女孩冲线后像死掉的麻雀一样跌倒在地。”这被拿来当作理由，说明激烈的运动比赛不适合女性这种脆弱的物种。不可想象的是，直到1964年以前再也没有举办过200米以上的女子赛跑项目。 戈德布拉特还描述了与兴奋剂的长期斗争，他提醒读者们，使用能提高运动成绩的药品，在早期的奥运赛事上是“公开的事”。国际奥委会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还不是因为考虑到运动员的健康。他们担心的是，兴奋剂会威胁“业余”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最终被丢弃了）。 坏政治，坏科学。但戈德布拉特说明的是，奥运会还无疑是可恶的宣传。希特勒努力展示他那千年德意志帝国的至高无上，但他的努力却被美国黑人运动员Jesse Owens的成功致命打击了。莱妮·里芬斯塔尔的电影《柏林1936》看似让人印象深刻，但德意志帝国在十年之内覆灭了。新近的一些以政治目的办奥运会的企图也没有比这更成功的。 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奥运会陷入冷战的宣传大战之中。美国抵制莫斯科1980年的奥运会，因为苏联在前一年入侵阿富汗。俄罗斯人试着把他们的奥运会变成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宣传，但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现出来的只有枯燥的疲惫。然后俄罗斯人也抵制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以示报复。美国人又试着把他们的奥运会变成资本主义美德的宣传，但他们所做的不过展示出庸俗不堪。 洛杉矶奥运至少赚钱了（部分功劳归于可口可乐的赞助，这意味着迈克尔·杰克逊不能在闭幕式上表演，因为他代言的是百事可乐；但还有莱昂内尔·里奇呢）。但是总的来讲，现代奥运会的商业记录充满了失败和管理不当。1976年奥运会后，蒙特利尔市差不多破产了（最后一笔债在2006年才还清）。2004年雅典奥运为挫败希腊经济添砖加瓦，而希腊的经济危机几年后又差点拖垮了世界经济。 所有最近的奥运会都承诺过让被忽视的城市用地重现活力，以及重燃当地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他们几乎没有成功过。愿望和现实的落差的最好例子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赢得奥运主办权意味着这个南部边陲城市要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城市站上世界舞台了。但这届运动会成为了灾难，暴露了亚特兰大交通系统不足，气候不宜，当地政府领导力欠缺。还不止这些，他们还让世界看到了最近成为美国生活一大特征的事物——国内恐怖主义。曝光，互相指责，自吹自擂，强行推销：奥运会以这些方式呈现，再经常不过了。  1936年8月1日，柏林，火炬传递进入体育场。也不是只有厄运和昏暗。2012年伦敦奥运就很有趣，还有趣了一会儿——尽管纵观英国往后的四年，今天你还能看到多少那种开放包容和激情洋溢的精神呢？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做了很多事情，让这个城市变成了世人向往的目的地（虽然这样做加剧了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其他地方之间的紧张，到现在这仍然让西班牙政治很头痛）。最成功的奥运会是那些目标最适度的奥运会，宏伟浮夸的政治图景被回避，只想展示出奥运还在进行的时候。1948年伦敦奥运让全世界知道生活还在继续，知道即使在勒紧腰带的时候还是能办一场大活动的。1956年墨尔本奥运——“友好之赛”——让游客记得澳大利亚不只是一个荒僻的殖民地。 1960年罗马奥运和1964年东京奥运做了大努力，在二战的灾难之后为自己的国家重建名声。比起展示全球野心，奥运会更适合复原振兴。 所有这些对于里约奥运来说都并非好兆头。巴西希望本届奥运象征他们成为全球秩序的一个主要玩家——金砖四国中的巴西——通过第一次举办世界杯，不久后又举办奥运会做到这一点。世界杯是一件好坏掺杂的幸运（国家队的表现不能代表一个国家是否崛起）。正在举行的奥运会可能会圆满结——他们没有过高的期望，这当然是有帮助的（亚特兰大正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发现这一点）——但这次奥运看起来更像穿插在巴西来年要面临的严重挑战的助兴表演。顾拜旦对奥运会的展望总是希腊式的而不是罗马式的：古典贵族精神的复兴而不是赤裸裸的权力展示。但是奥运会从来都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活动。  1906年的雅典奥运会戈德布拉特在写这本书时带着他惯有的理解力和社会洞察力。他对细节保持着超凡敏锐的眼睛，尤其是在人们熟悉的英雄式成功的故事之外，那些个人失败的小故事。有些故事不易忘怀。1964年东京奥运上，马拉松运动员Kokichi Tsuburaya奋力拼搏只拿了铜牌，在祖国观众的面前，最后那一段赛程他已经慢得和走路无异。后来他说：“我在日本人面前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必须要在下一届奥运会用跑步让日本国歌响起来，作为补偿。”他训练了三年，但背部的伤患让他无缘比赛，他写下遗言为他的错误道歉，自杀了。 戈德布拉特也擅长讲述主活动之外的分支活动。早期的奥运会在举办体育赛事的同时，也常常举办荒诞的艺术和音乐比赛。有时候也会有与奥运会竞争的抗议性活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正赶上大萧条的高峰，“反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芝加哥组织了一场自己的工人运动会，揭露出奥运会假装的包容性。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之前，加泰罗尼亚举办了一场“人民奥运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工人团队参赛。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或许也可以举办一场类似的活动。 戈德布拉特对奥运会的未来表示悲观。国际奥委会仍然是个私密操作且难以理解的组织，它推广的赛事都是大公司展示实力和人工提升的人类表现的盛大节日。戈德布拉特担心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会变成“高科技玩意儿的展示会：接送运动员往返奥运村的自动驾驶车辆；让日益老龄化的人口也能参加体育锻炼的助力肢体和机器人套装；新一代更高清的摄像机和屏幕，更快的智能手机，以及为外国人服务的新一波智能翻译机器人。”然而为什么不干脆一干到底，让机器人也参加体育赛事呢？在盛大的贸易展览之外，附加一场人机大战以测试人类的创造性。这至少很符合顾拜旦的原初设想的精神，而且看起来也更有乐趣。  《赛会：奥林匹克全球史》(The Games: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Olympics)，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著 （翻译：刘卓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