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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德国人文学者、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说。 问题是，对文学艺术之美的激赏，与人性之“恶”，两者如何共存于一个身体？ 在20世纪的人类史上，那些文明的传播媒介，比如大学、知识分子、媒体、艺术，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 以上这些问题，深深困扰了一代西方人。 今天推送单世联新书《知识人的关怀与压力》第12章，他介绍了西方学者、当代最卓越的知识分子之一乔治·斯坦纳对于大屠杀溯源的研究，在文化、文明、伟大艺术与暴力之间的关系，颠覆了我们的习惯性认知。 此为第一篇。   希特勒在报考维也纳艺术学院时的绘画作品 欣赏艺术能否遏制恶行？刽子手是否具有文化修养，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比如，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就另有一说：“有时候，人们说到或写到德国死亡营的头子喜爱并理解巴赫或莫扎特，等等。还说他们听舒伯特音乐时流下泪来。这些话我不相信。这是谎话，是记者的撒谎。从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真正理解艺术的刽子手。” 肖斯塔科维奇认为，暴君是又卑鄙又聪明又狡滑的人，他知道装出一副风雅饱学的模样又露出无知粗野的腔调好得多。暴君手下有一套庞大的机器为之服务，他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专家、艺术家。如果领袖没有写过书，光会宰割人民，那他成了什么人呢？而且所有的走卒爪牙、谄媚之徒和卑鄙小人都希望他们的领袖成为无可争议的思想巨人和大文豪。但纳粹刽子手的修养和行为表明，一个研究莎士比亚并在其中获得乐趣的人，并不真的就少些能力管理集中营。 从斯坦纳的观点看，肖斯塔科维奇的说法是不对的。人文艺术并不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它们在黑暗来临之前都失败了。 这就是说，西方文化对犹太文化的憎恨之所以导致反犹主义，一方面固然是犹太文化的“超越的讹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文明的精华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在配合着野蛮化冲动。所以，对西方文明的反省，固然可以借助非西方文明的比较，但更应该内在化：西方内部就已经暴露出文明的不清白。纳粹大屠杀把这点公开化了。 在战后有关大屠杀的种种论述中，流行着一种“进步叙事”：纳粹主义是社会之恶，大屠杀是历史中的黑暗。但文明人类终将克服这一邪恶，文明之光终将驱除这一黑暗。纳粹的失败就证实了这一点。 斯坦纳摆脱了这一廉价的乐观主义，他看到在大屠杀面前，伟大的文明不但是软弱无力的，而且也参与着暴政与邪恶。这一观点并不孤立。 还在战争尚未结束、纳粹暴行还没有广为人知的194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e Adorno）就在《启蒙的辩证》中悲愤地追问：经过启蒙的西方为什么不是在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态，而是在堕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他们的 “启蒙”概念不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是整个西方文明史的主题：“就最广义的前卫思考而言，‘启蒙’自来即旨在祛除人类的恐怖，令其成为主宰。然而，完全启蒙了的地球，却满溢着得意忘形的灾难。”  希特勒画作 西方的“启蒙”就是“从荷马到现代”的“统治精神”。在两位作者看来，在西方历史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作用的启蒙，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将人类从迷信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并一劳永逸地使人获得主体自由的进步历程，而是内在地具有启智和蒙蔽、主体化和异化两个方向：一方面启蒙除魅神话并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和幻觉，这一过程唤醒了世界也建构了人的主体意识。 另一方面，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与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同步增长，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活的安逸，而统治也以更沉稳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自然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而人类也不断落入更加严厉的统治形式之中，这就是促使启蒙转向神话的另一个过程，此即“启蒙的辩证”。 如果说霍克海默、阿多诺分析了西方理性主义与野蛮神话的辩证关系，那么斯坦纳则探索其互为依赖的原因。阿多诺曾经指出；“只要文化存在并衍生于一个同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相同的世界里，也就是说，无论在南非还是越南，对于我们知道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努力掩盖——在这样的世界里，文化以及我们所推崇的那些高尚而宏伟的事业，其实就像遮掩垃圾的盖子一样是用于掩盖真相的。” 但在斯坦纳看来，不是高尚的文明在遮蔽罪恶的真相，而是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古典欧洲文明自身内部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成就——文学、艺术、哲学——这些成就都与专制主义、极度的社会不公甚至疯狂暴力盛行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有许多灿烂的文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Periclean Athens）,梅第奇时代的佛罗伦萨（Florence of the Medicis），16世纪的英国，大世纪时代的凡尔赛和莫扎特时期的维也纳——这些灿烂辉煌的文明都与政治专制主义、森严的等级体系以及周围依附性的民众息息相关，能说这是一种偶然吗？伟大的艺术，音乐和诗歌，培根(Bacon)和拉普拉斯(Laplace)的科学都几乎是在极权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实现了繁荣。这可能是危险的事情吗？政治权利和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是起着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呢（这种关系开始于教学的过程中）？文化的概念不正是精英主义的同义反复吗？还有多少主要的能量去供养这样的暴力，被规范约束却又在传统社会内部清晰可见的暴力？ 灿烂文明与专制暴政之间不是表里关系，伟大艺术也没有刻意遮蔽极权主义，它们同时存在且共生共荣，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对西方文明的观察，不能停留在其高雅文化和伟大艺术自身，还要看到与之紧密相联的专制政治、暴力行为乃至种族屠杀。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不能满足承认它还存在着暴力，而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伟大的宗教传统、文化杰作没有促进西方的人性化，文明与暴力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知识人的关怀与压力》，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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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atonement111 > 《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