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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族入侵的结果往往是被汉民族同化?

 茂林之家 2016-08-10

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第一次统治农耕文明,还摸不到门道,建立的政权接二连三的失败。经过不断的尝试、总结经验,以及向汉民族学习后,游牧民族的领袖逐渐掌握了统治农耕地区的技巧。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北魏孝文帝的迁都和改革,就是游牧民族模仿汉人统治模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为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族入侵的结果往往是被汉民族同化?

在游牧民族儒化的队伍中,北魏孝文帝是最激进的一个。

他不是部分的学习儒家思想,而是要把自己所属的鲜卑族从头到脚全盘儒化。不光要读儒家的书,模仿儒家的官僚制度,甚至连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语言,都要改成汉民族的。

虽然历史课本上对孝文帝的做法持肯定赞扬的评价,并且他的确对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但我们还是得说,孝文帝的想法是对的,但实际执行上却有很大的问题。

孝文帝继承帝位的时候只有5岁,当然管不了国家大事,大权掌握在他的祖母“文明太后”的手里。文明太后是汉人,也是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北魏的汉化政策其实从文明太后就开始执行了。

文明太后制订了几项非常重要的汉化政策,如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朝廷给官员发放俸禄等。这些政策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进行汉化改革,也就是说,是从“法”的角度去改革。

原先的北魏有很多从游牧民族延续下来的制度,比如王室之下是很多部落,王室并不负责各部落的花费,各部落如果缺钱就从自己领地里征收或者自己去劫掠,拿多少也没有定数。显然,这种模式不适合统治农耕文明,既不利于百姓农业生产(天天过着被抢的日子,谁还愿意生产?),财富也都流入了部落首领和地方汉族豪强(他们帮助部落首领向百姓征收)的口袋,时间长了很容易造成地方分裂。

文明太后的几项改革政策改变了上述情况,把税收大权抓到王室的手里。这对于北魏的长久统治是很有必要的。

到了孝文帝执政的时代,他汉化的愿望比文明太后还要强烈,亲政不久,他就要把北魏的都城从今天的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去。

南迁的理由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是大同这里鲜卑旧族居多,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的压力太大。

二是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想要向南继续征服中国南方。大同太靠北方,不利于组织南方的战争。

三是大同的粮食产量太低。大型帝国的首都附近必须驻扎大量的中央军,这样才能保持中央对地方具有军事优势,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食。古代运粮成本太高,因此古代大帝国的首都大多选择在粮食产量较高的地区。

洛阳符合以上几点要求,粮食产量高,位于中原的中心,交通便利,易于防守,是很多中原王朝的都城。

总的来说,北魏迁都到洛阳是个利大于弊的决定。但除了迁都这件事外,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也有特别不靠谱的几条,而究其原因,是因为他并没认识到儒家政治的精髓,只看到了“儒表”,却没有看到最关键的“法里”。

孝文帝知道儒家对统治有好处,但只看到了表面的礼仪那一套,只看到了各种复杂的规矩,特殊的仪式,繁多的名目,他以为模仿了这些表面的东西,就掌握了儒家统治的秘诀,这当然是错的。

比如“将鲜卑族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两晋南北朝是门阀政治,大门阀能左右朝廷局势。那些大门阀家族显赫,以本门姓氏为尊。孝文帝改鲜卑族姓氏,就是想学汉族的门阀制度。他不光是改姓氏,还硬性划分出八个高级姓氏和一些低级姓氏,选拔官员以姓氏门第论。

而门阀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弊病丛生的制度。只能说明孝文帝照葫芦画瓢,把坏的地方也一并学了来。

还有一条当时争议很大的“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简称“禁胡服”。这个政策乍一看是没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非常重视穿衣打扮。在古文中,就有一个词叫做“左衽”,用来指代“少数民族”。“衽”本来是衣襟的意思。古人穿的大袍子,前面的两片衣襟压在一起,在胸前形成一个类似“y”的样子。以穿衣人的角度来说,这个“y”下面这一撇,撇向左边,就叫“左衽”,撇向右边,就叫“右衽”。

汉族的传统习俗是,穿衣服一定要右衽,如果是左衽,说明你这个人不懂基本的礼仪制度,肯定属于外族。所以古时就普遍用“左衽”来指代少数民族。

另外,在传统习俗中,死者穿的衣服也用“左衽”,以示和生者的区别。日本曾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影响,现在仍旧有生者“右衽”,逝者“左衽”的习俗。大家去日本旅游,穿和服或者日式浴衣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不要闹笑话。当然,现在的时装并不在这种规矩约束之中,所以今天我们日常着装怎么穿都无妨。

在我们今天看来,衣襟朝哪边压,实在是个很小的事。但就仅从这么一点服饰上的细节,竟然能区分这个人是哪一个民族,是活人还是死人,不难看出,传统文化对服饰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儒家对于该怎么穿衣服,怎么戴帽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呢?

这是因为,儒家认为社会必须有严格的等级秩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身份,他的行为必须符合这个身份。用通俗的话说,当百姓就得有当百姓的样,当官就得有当官的样,当皇帝就得有当皇帝的样。

可是,一个社会里有那么多人,人们怎么知道对方的身份呢?毕竟身份不是天生就带来的东西,而是社会外加给人的。所以需要一个外在标记来表示人的身份,这个标记就是衣冠。因此古代才特别看重服饰的样式,错穿一点都不行。穿错衣服代表着身份的错乱,而身份一乱,社会秩序也就乱了。

因为衣冠的重要性不在于具体的样式,只在于它能区分出每个人的身份等级。

如果魏文帝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大可以继续用胡服的样式,只要模仿儒家衣冠文化对各种制式做出严格规定,效果是一样的。比如后来清朝就全面模仿儒家的礼仪制度,他们的衣服是在满族服饰的基础上参考儒家衣冠制度设计出来的“旗装”,样式和汉服不同,却不妨碍使用儒家礼制。

最后一个改革,是当时最受反对的,那就是“禁胡语”,简单说就是“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提倡说汉话的确有好处,因为当时亚洲最重要的著作都是由汉语写成,全部都翻译成其他文字是不可能的事。鲜卑族统治者要想尽快用知识武装自己,最好的办法是亲自学习汉文。而且长城以南的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是汉民,政府从上到下也要任免不少汉族官员,仅从交流方便的角度讲,提倡学习汉语也是对的。五胡十六国中的其他游牧民族统治者,也都提倡学习汉语。

问题出在学汉语的同时,他还禁用鲜卑语。

还是拿后来的清朝做例子。满清入关以后,为了维持统治,皇帝会学习汉文和蒙文,很多皇帝的汉学造诣都相当不错。但与此同时,清朝皇帝并没有放弃满语,他们称满语为“国语”,要求八旗官员必须熟练掌握满文技能。在日常生活中,在和满族官员对话时,在批改满族官员的奏折时,清朝皇帝都会使用满语。

所以,从技术角度来看,魏文帝禁胡语和禁胡服这两项改革其实都不是必须的,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大。

民族自豪感人人都有,鲜卑族也不例外。平白无故的要一个人放弃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服饰,对于任何人都是感情上难以接受的事。

可以想象当时孝文帝的改革引起鲜卑人多大的反感。不但大部分鲜卑族官员都是阳奉阴违,甚至连太子都反对他,私下里偷偷换上鲜卑族的服装,甚至还组织了一场政变。

孝文帝是一个锐意进取,有着雄心壮志的君主,但他虽然正确的意识到学习儒家思想的必要,却没能分清哪些知识必学,哪些可以不学或者缓学。导致他的改革政策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违背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感情诉求,只能靠武力的手段强制推行。偏偏孝文帝执政的时间又不长,迁都之后五年的时间就死了。之后北魏政局日益糟糕,境内叛乱四起,很快就被其他游牧民族取代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在了一起。比如鲜卑族,经过长时间的农耕生活,他们学习了很多汉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到了隋唐时,鲜卑族和汉族彻底融为一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已经不存在了。

历史上,还有不少民族的情况也是类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答案是,这和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所谓民族文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活环境决定的。比如长城以北的民族文化,都和游牧生活有关。长城以南的民族习惯,都和农耕生活有关。当两个不同民族的人民由于迁徙、战争等原因混居在一起时,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同,生活习惯必然趋同,最终民族习俗也就会趋于一致。再加上长期混居很容易打破语言的障碍,而通婚会消弭血缘的差别,久而久之,两个民也就会融为一体了。

比如,五胡十六国期间有很多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一开始,他们都会保留本民族的习俗,甚至有些人还坚持住帐篷,坚持骑马放牧。但是中原地区的人们整日都在农耕,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不得不接受包饺子吃米面,按季节到村子里收税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那些在中原地区出生的后代,他们很自然的觉得,以汉族的生活习俗在中原生活,要比坚持游牧民族的习俗更舒服和更方便。几代人以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和汉族没什么区别了。

满清入关以后,想了很多办法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要求八旗子弟说满语,习骑射。一开始这些要求还有用处,但是在汉地生活了几十年、上百年后,大家也觉得还是汉族的生活方式更舒服。等到民国再看那些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擅书能画,一嘴的京片子,他们的身上已经没有一点游牧民族的痕迹了。

同样的道理反过来也成立,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汉族人跑到长城以北生活,时间一长,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和当地的游牧民族相同,身上看不出汉族习俗的痕迹了。

最后是宗教的原因。

不同民族的人群长期混居,绝大多数下最终会形成融合的局面。但在当有宗教影响时,也会出现例外。

这是因为宗教的约束力要大于生活环境的影响,而大部分宗教都要求信众严格遵守独特的生活习惯。虔诚的宗教信徒不会在生活习惯上随便和教外人士混同,融合也就难以实现。所以西方有一些地区即便很多年以来都是多民族、多教派混合居住,但是却依然泾渭分明,并没有融合在一起。

中国的情况不同之处在于,古代中国由于儒家道德占绝对优势,宗教对人们的影响要小的多。在历史上,传入中国的宗教都要先在教义上向儒家妥协,在不和儒家思想产生冲突的情况下才能传播。所以中国传统宗教对民众的约束力很差。中国百姓更相信“仁义礼智信”这些典型的儒家教条。比如在中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和尚老道见面依然可以像朋友一样攀谈论道;老百姓前脚拜完菩萨,后脚就去给太上老君磕头;甚至还有不少同时信奉儒、佛、道,推崇三教合一的教派。

为什么在古代中国民间,各个教派之间很少发生冲突?正是因为大家在儒家道德上找到了共同点,连宗教本身都趋于混同,宗教也就不会在造成族群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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