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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赵普 《论语》 半部论语治天下 【作者】陆敏珍，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
“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据说为宋代宰相赵普所言。一向以来，人们对这句话（或词语）及其背后所关联的故事所持态度不一，信之者、用之者有之，辨诘之、斥之为谎言者亦不乏其人。与之相对应的，比如这句话是否确为赵普所言、赵普所行是否与《论语》主旨相为印合、半部《论语》又如何能治天下等问题同样聚讼纷纭。毫无疑问，对此话的理解、应用以及相应的态度背后均有着不同的历史情境，反映着各自的思想与立场。不过，无论是信其为真实的历史记载，抑或只是一则发明出的谎言，两者都会导向一些最原初的问题，即，“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是如何形成的？这则故事或是发明出的故事本身是否承担着深思熟虑的文化功能？又如何理解它所折射出的一个时代或一种文化中最关注的问题？本文拟以这些问题为发端，对历史文献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记载略作考论，以展现并理解一个故事与一系列故事形成的过程及其意义。
一、故事：“半部论语治天下”
“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又以“半部论语”或“论语半部”四字出现在词典中。现存最早的韵书就曾列“论语半部”一词，换言之，最迟在宋末元初，“论语半部”已沿用为典故词藻。今天的《辞海》与《辞源》则列为“半部论语”，语序不一，但所寄寓的掌故大致相同。古代韵书注者用“赵普以半部治天下”释之；现代词典附以相同的人物与故事，比如，《辞源》与《辞海》在“半部论语”词条下，均引了赵普对太宗所说的“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来解释，后来修订的词典中虽增入了该典故的最早出处，但显然，自古至今，“半部论语”或“论语半部”一词及其所关联的赵普故事并没有显现出更多的解释性与不确定性。 面对这则绵延了千年的词语，人们通常用它来表达观点，有时又寄寓“治天下”等抽象的概念。例如，黄震（1213—1281）在讨论“博学”与“不学”的大臣时，借用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说明“必若是，斯可言大臣之读书矣！”陆文圭（1252—1336）在一篇讨论儒者该如何学习吏治的文章中，运用“赵普之半部论语，寇准之不及读书”等例证，说明这些人“皆足以寄大任、临大节”，可“无待于学”。谢应芳（1295—1392）则用此语鼓励友人说：“昔赵忠献以半部论语决大政，卒成相业，人到于今称之。……况公之家学青璮，一经渊源有自，诚能慎终如初，仕学俱进，则何施而不可、何往而不达哉！”李濂（1488—1566）将之用于一篇《藏书阁记》，却取另一层意思，他讲：“书贵于多乎哉？曰：不贵多也。有一言而终身可行者矣，有半部论语而足以治天下者矣，奚以多为书不贵于多乎哉！”孙廷铨（1613—1674）在论述十三经时，也取用了“半部论语”的说法，认为：“汉博士以五经待诏，每国有大政大疑，则各以所名一经奏断，而朝廷称制决焉……况其果能以《禹贡》治河，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以《周礼》致太平，以《论语》半部佐定天下者哉，则其穷经致用，执此以往，有不可胜用者矣！”从经典之中去寻找治理天下的良方良策，这种想法与表达显然并不陌生，但作者径取“论语半部”的说法来论证思想，仍然较为少见。 上引“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证均是作者借用锁定的历史事实或历史典故来证明自己所持的观念与思想，此外，亦有人仅借用词语的比喻意义，而不直接涉及典故本身，用以彰显某种抽象概念。今人于这一层面上的取用较为明显。例如，有人在追忆创刊于1932年、由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时，就使用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标题；干祖望在介绍《千金方》时，亦用此标题。最有意思的用法是丢弃所有的隐喻、明喻与借喻，使用“半部论语”作为标题来辑录半部《论语》。著名的例子是初刊于1936、再版于1943年的《半部论语与政治》（重庆艺新图书社）一书，该书托名为赵普所作，原作者实为赵正平，共汇集《论语》语录166条，并逐条解读。 随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用词的流行，追索句意中的实际含义也变得迫切。比如，所谓半部究竟是哪半部？日本僧人瑞溪周凤（1391—1473）答道：“赵普以《论语》半部辅宋太祖，恐非自一至五又五至十之义，于一部之中以可半部之事佐耳。”表面上看，这一问题与答案的给出似乎是完全孤立的现象，但如果将之置入整个中国文化脉络之中，显然它并非那么无根无据。宋代以来，朱熹就曾指出，《论语》后半部与前半部不相类似。“半部论语”这一词语的产生与这些论调虽没有显示出互动的一面，但宋人对《论语》的整体印象与“半部论语”涵义上的印证，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更为激进的观点。吕柟（1479—1542）对学生讲：“《论语》意无穷尽，心紬绎始得。昔赵韩王说‘半部论语佐太平’，若果有得，道千乘之国，一条足矣，何必半部！”毋庸置疑，“一条足矣，何必半部”的思想并非是吕柟单个个体的想法，后世对此多有强调。崔述（1739—1816）在评价《论语·子路》“仲弓问政”条时讲：“昔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此外，《论语》中一些句子，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被人反复拈出，为“一条足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当人们笃信《论语》治天下或一条即足以用治天下时，另一些人则对这则典故进行了反击性的回应，“半部论语治天下”被谴责为谬误或者具有逻辑上的污点。在这些诘责中，大约可以区分出两个面相：一是对赵普为人处事的发问，一是对故事设计结构的发问。两者均力图说明赵普与《论语》的勾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够格与不可信。 所谓“不够格”，是以赵普一生的功过来论，认为他并没有秉持《论语》之道来处理政事。这一观点在宋代就已出现。罗大经（1196—约1252后）在记录赵普对太宗说，昔以半部《论语》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之后，评论道：“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明代以来，学者在叙述这一问题时嵌入具体事例，使之表达得更为明晰。薛瑄（1389—1464）讲：“赵普自谓以半部《论语》佐赵太祖定天下，盖亦大言而已，其实未见行《论语》一言也。如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使赵普真知此理，其肯定陈桥之策乎？”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来自何乔新（1427—1502），他讲： 赵普谓“以《论语》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太宗定太平”，何其言之不怍也！考之于史，普之相太祖也，收藩镇之权、迟幽蓟之伐而已；其相太宗也，上彗星之疏、谏北伐之书而已。其于《鲁论》所谓四代礼乐之制、五美四恶之说，盖蔑乎其未之及也！至于营邸店以规利，不可谓之廉；市巨材以治第，不可谓之俭；诬冯瓒、李檝等以快私忿，不可谓之公。意图再相，则媒蘖廷美之过；追怨先朝，则进不可再悮之说。以若所为，果取于《论语》何章乎？史称普每归私第，阖户诵书，次日临政，处决如流。呜呼！普特借圣言以资谈说，而掩其不学无术之迹耳，果何得于身心哉！ 以赵普一生行为来对应《论语》，认为赵普只是借圣言以资谈说，论者的立场显然并非怀疑《论语》治天下的效力，他们不否认“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出于赵普之口，但却以“体之于身，措之于用”的原则来反观赵普以信其不够格。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剖成两面分作评说的做法，逐渐成为后世的主流。袁了凡（1533—1606）曾评论道：“普临政处事，自是渠习于吏事，非关《论语》。普事中《论语》有几？”清人周召（生卒年不详）讲：“昔赵普自谓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其言未尝不是，但普之行事，未能尽照书本，不免负却《论语》耳。”王士禛（1634—1711）也有同样的评论，说：“赵普自言以半部论语佐太祖取天下，然跡普生平于《论语》，似无所得。”汪绂（1692—1759）说：“窃谓赵普既读《论语》，亦必自有用著《论语》处，但究竟未识得用《论语》耳。”最重要的评价来自清高宗，他批道：“普于忠恕之教，且未能服膺勿失，则亦徒知记诵而已。今乃云半部定天下，半部致太平，尤为卤莽可笑。” 所谓“不可信”，则是从事实层面去论证赵普与《论语》故事的不真实。今人在研究中多取这种态度。比如，洪业曾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文献来源作了详细的考证与梳理，从《论语》之为书、赵普之为政、史料之重轻等三方面入手，认为：第一，《论语》在宋代非稀世罕本，赵普闭户私读，不近情理；第二，说《论语》中一篇、一章、一句、一字，可用以治天下，则其说言之成理，用半部治天下，乃荒唐无稽之谈；第三，根据史料来看，赵普在六十岁后，早已成为强记默识经史百家，捏出太宗与赵普问对的场合，又将“臣实不知书，但读《论语》”以及“半部治天下”这类话放赵普嘴里，既不近情理，又不合事实。由此三点，洪业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则撒谎的故事，并呼吁道：“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传说，而今而后，可已也夫！”尽管如此，洪业仍然强调，《论语》中有很重要的政治原则，凡为政者，不可忽略。蒋非非则直接以“流传千载的一句谎言”为题，从赵普与宋太祖、太宗的关系、赵普“半部论语”传说的由来等角度来分析这则谎言在后世传播的原因。在文章结尾，作者重提洪业的研究结论，说：“30多年过去，这个‘撒谎的故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为人津津乐道，广泛传播，实乃一件憾事。” 从赵普的行为中去评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讨论进路，但只是辨认出不符合《论语》之道的赵普，得出有野心、“借圣言”以掩盖自己不学无术的赵普形象，显然对于理解广泛传播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故事是不够的，更无助于去解释这一典故所涵盖的意义及其承担的文化功能。同样，将“半部论语治天下”斥为“谎言”，从考据事实的角度去解读故事，虽然有其立论基础，但纠结于文献中的记载是否指向真实世界所发生的情形，却遮蔽了很多问题。事实上，“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意义庞大、微妙，并且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
二、赵普的故事：山东学究所学止《论语》
历代文献中，几乎任何一篇关于赵普的传记中都会提到他与《论语》的故事。《东都事略·赵普列传》讲： 普佐太祖、太宗定天下，平僭伪，大一统。当其为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议，才归第，则亟阖户，自启一箧，取一书，而读之有终日者，虽家人不测也。及翌旦出，则是事决矣，用是为常。后普薨，家人始得开其箧而见之，则《论语》二十篇。 《宋史·赵普传》则将这则故事略写为：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晩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但是，那些表面上与赵普形影不离的故事，可供追溯的记录时间模糊不清，故事主角更是隐没不彰。关于“启箧读书”的文献记载，根据洪业的考证，最早出现在龚昱（生卒年不详）讲述老师李衡（1100—1178）的一段话中，他说： 先生所至授徒，其教人无他术，但以《论语》朝夕讨究。能参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或曰：“李先生教学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论语》。”先生闻之，曰：“此真知我者！”太宗欲相赵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艺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太宗释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辈，平生蓄一异书，虽子弟莫得见。及其终，发箧以视，乃《论语》一部。 此段文字至少涉及了三个人物：李衡、赵普与无名前辈，三者并无交集，只是因为各自与《论语》的故事，他们被关联在一起，并由此串结成具有特定意义的类型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启箧读书”的主角并非是赵普，而是一无名前辈。上引《东都事略》《宋史·赵普传》中对“启箧读书”这一故事主角另有其他候选人的问题，只字未提。南宋同类记载中也不见有任何无名前辈的说明。例如，蔡絛《铁围山丛谈》中讲： 赵安定王普，佐艺祖以揖让得天下，平僭乱，大一统。当其为相时，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议，才归第则亟闭户，自启一箧，取一书而读之，有终日者，虽其家人莫测也。及翌旦出，则是事必决矣。用是为常，故世议疑有若子房解后黄石公事，必得异书焉。及后王薨，家人始得开其箧而视之，则《论语》二十卷。 与上引记载不同的是，蔡絛的记叙中除了不忘述及家人，还增加了世人的猜测与议论。而吕中（生卒年不详）在记载此事时，却抽取掉所有的细节，包括通过家人、世人的质疑而所注入的旁白，只是就“启箧读书”作了十分简略的介绍，说：“（普）每朝有大议，则阖户自启一箧书阅之，乃《论语》二十篇耳。” 无名前辈的故事在后世叙述中为何变成了赵普？究竟是龚昱记载出现误笔，还是后世习焉不察、或有意替换？这些问题的追索似乎从来没有开始过。 毫无疑问，试图将龚昱所记载的无名前辈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宋代人物建立关联性，这一角色存在着多种选择。比如，同样是北宋前期的宰相，爱读《论语》的李沆（947—1004）完全可以成为启箧读《论语》这一故事的候选人。据记载：“（李沆）喜读《论语》，或问之，沆曰：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对比后世对赵普为政处事不符合《论语》主旨的指责，处处以《论语》作为自己行事理据的李沆似乎更有资格成为《论语》可治天下这一理念的宣讲者。吕中用一则具体事例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讲： 寇准屡言丁谓之才，沆久未用，准以问沆。沆曰：“如斯人，才则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之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当思吾言。”沆尝读《论语》。 本则故事以寇准与李沆品评丁谓之为人作为主轴线，文本在书写中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转折点。历史上丁谓被目为奸臣及其最后与寇准的交恶，证明李沆具有识人之明，此事在魏泰（生卒年不详）、朱熹、赵善璙（生卒年不详）、江少虞（生卒年不详）等人笔下，均以寇准信服“文靖之识”来结尾。记载上的同一性与相互参看、传抄显然有很大的关联。但吕中并没有承袭一般的写法，他不以赞美李沆的识人之处来结尾，而是以“沆尝读《论语》”作为总结。将这一表述看作是吕中散漫所记，显然有违作者的本意。尤其重要的是，吕中以“沆尝读《论语》”作结尾时，似乎没有想过是否有必要去建立读《论语》与李沆识人之处的逻辑关系，对他而言，这是一种不言自明、无需自证的过程。 无独有偶，南宋许多学者将李沆能读《论语》及其所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与赵普读《论语》并列一起，成为宰执之中善于读书的典型代表。元代张光祖（生卒年不详）亦参照前人的做法，将这两人与《论语》故事并列入《学问门》。 除了李沆外，同样爱读《论语》的北宋宰相还有韩琦（1008—1075）。据叶梦得（1077—1148）记载： （韩魏公）每为人言：“自少至老，终始所践履，惟在一部《论语》，中未尝须臾散离。”文若云：“公晚镇北门，已六十余矣。玉汝为都转运使，公时多病，不甚视事，数谒告家居。玉汝母尝遣文问候，至则直造卧内，几案间不见他物，惟一唾壶与《论语》尔，乃信传者不谬。” 从他人亲眼所见、亲口所论中去窥探韩琦与《论语》的亲密关系，无疑增加了故事本身的说服力。相较于众人眼中生平于《论语》无所得的赵普，韩琦一生将《论语》随身携带,又被人目为终身以《论语》为行为践履，“真读《论语》者”韩琦似乎更有理由成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始作者，成为龚昱笔下无名前辈的替身。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事实上，“启箧读书”作为赵普颇有标志性的故事，无论是源自与无名前辈故事之间漫不经心或有意的结合，还是完全独立的记载，以赵普作为主角，并与其“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的言说场景共同构成了连贯故事，它们包含着相当多的合理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此理解一个时代中的重要问题。 赵普掷地有声地说出“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时，是有其历史语境的。除了上引龚昱的记载外，其他文献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个相对一致的说法，例如，《自警编》中说： 太宗欲相赵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艺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太宗释然，卒相之。 “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原本是赵普反对者所持的论点，但却成为赵普与“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最重要的勾连点。要从真实的框架下去考据身为山东人的赵普，是否只能读《论语》的立论，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比如，赵普是否为山东人？若答案为否，又怎能从山东人的地域身份中去质疑赵普？此外，相当多的宋人记载表明，赵普本是不学无术之人。宋太宗所撰《赵中令公普神道碑》指出，赵普“本俊迈，幼不好学，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曾巩（1019—1083）说：“普初无学术，太宗勉之，晚年颇该博。”李焘也讲道：“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这些记载用词不一，但意思却是统一的，即：不学无术的赵普在皇帝的勉励下，成了手不释卷的该博之士。尤其重要的是，当太宗向赵普征询“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的疑问时，赵普已六十岁了，此时，太宗已知赵普为强记默识经史百家，又哪里会有但读《论语》之言？ 毋庸讳言，对真实历史语境的考辨确实会导向“这是一则谎言”的结论，然而，对真实性的追求很可能遮蔽了对故事本身的解读，甚至也有违整个故事的语义。特别是那些存在于文字之中的隐喻，尚需要进行精妙的抽象思考。很明显，在这个故事的解读中，可以赵普为中心来看其政治智慧，也可以《论语》为中心来看宋代儒学的渐次勃兴。在后者的视域中，太宗与赵普之间的对话可视为象征性的过程，双方在讲话时，依据无意识预设的语言代码并各有立场。比如，山东人惟能读《论语》，与其说强调地是赵普的山东人身份，不如说隐含着对儒学地域特性的质疑；太宗之疑，与其说怀疑赵普之能不能为相，不如说是关于儒学能否佐治天下这一问题的考量；赵普“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一些人则记录为“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与其说是对自己不好学的辩白，不如说是对儒学正统性的辩护；至于“佐艺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自然可以看作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极富纲领性的宣言。只是，在这里，以一则富有对话性的故事作为支架带动这一宣言，而不是直白的讲述，显然更有其特别之处。 毫无疑问，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宣告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加入其他要素与之匹配。“启箧读书”就成为整个系列故事中的一环。在这个故事中，人们不厌其烦地记下赵普在遇大事、定大议时，回家即闭户、启箧读书终日，家人未知其所读，死后发箧，始知乃《论语》二十篇。同样，将“启箧读书”的故事放在事实层面下去思考，亦有难以索解的地方。就如洪业所指出的那样：《论语》之为书，既为学塾儿童皆读之书，赵普又何必“扃箧深藏”“闭门私读”，成为奴婢女“闲谈藻绘之辞”。但若从“真实的”思考中抽离出来，故事中强调赵普决大事时闭户启箧，强调家人莫测的神秘书籍，事实上赋予普通的读书以庄重的仪式，在这一仪式下，赵普将《论语》奉如宗教经典，以获得治国经邦之智慧，这一叙述不仅是为了增加故事的张力，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信息：曾经被怀疑为地域性阅读的《论语》正切实地在一位宰相手里实现着“治天下”的理想。
三、《论语》的故事：孩童书与“半部治天下”
从一定程度上看，赵普与《论语》是一个偶发的故事，故事最初的叙述以及最后的成型较为混乱。多数学者判断赵普与《论语》的故事当始于南宋，也有学者通过梳理故事记录者的生卒年份来厘定历史脉络，认为这些故事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经流传较广了。尽管结论并不统一，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赵普与《论语》故事的发生与流传，“大体言之，正宋儒表彰四书，约定俗成之际也。” 北宋建国初期，《论语》即以经典的形式颁行天下，正式纳入儒家经学体系之中。此后，宋代的士人们不断致力于重塑《论语》的经典性及其深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两宋时期关于《论语》的著作数量超过了前代，也大过于后世。据统计，宋代《论语》著作共有217种，元代为20种，明代49种，清代193种，民国176种。 除了研究之外，士人们也在不断向整个社会推广与宣讲《论语》一书的重要性。在唐代，“《论语》为儿童之书”，宋人继承了这一想法与做法。朱熹《家礼》中就明确规定，儿童七岁时，“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不唯如此，许多士人还从年少时的阅读体验中不惜笔墨赞美《论语》。程颐（1033—1107）讲：“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颐所刻画的一系列《论语》读者，画面感甚强。在他看来，《论语》虽是年轻时必须阅读的书目，但更需要“读之愈久”，方能“意味深长”。显然，很多人均有着相类的观感。林之奇（1112—1176）说：“余内兄李倅脩年尝读《论语》而有感于夫子之言，至于一唱三叹，味之不释。”陆游（1125—1210）《读论语》一诗称：“壮岁贪求未见书，归常充栋出连车。晚窥阙里亲传妙，数简方知已有余。”朱熹（1130—1200）讲：“某少时读《论语》便知爱，自后求一书似此者卒无有。”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记录了吕祖谦讲述的《论语》施于人的实际案例。吕祖谦“少时性气粗暴，嫌饮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后因久病，只将一册《论语》早晚闲看，忽然觉得意思一时平了，遂终身无暴怒。” 除了从个人的阅读体会中去讲述《论语》、强调“此书诚不可不读”之外，它还被赋予了更高的教化功能。仁宗时期，胡瑗（993—1059）建议设立武学，在思考规范武人道德节操等问题时，他提出，只要给那些习武学之人“每日只讲《论语》”，便能“使知忠孝仁义之道”。宣和三年（1121），进士考试落第后的李衡亦在被人告以《论语》一节后，醍醐灌顶。兹引录如下： 宣和庚子岁，某以舍选贡京师入辟雝肄业率性斋，同舍生赵孝孙仲修者，洛人伊川先生高弟赵颜子之子也，于某有十年之长。辛丑春，同试南宫，仲修中优选而某被黜落。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庸何伤，姑归读书可也。”且曰：“曾读《论语》否？”某意颇不怿，即应之曰：“三尺之童皆读，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读此，果曾从头理会否？”且道：“‘学而时习之’一句，以何者为学？”某未知所对。仲修徐曰：“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絺章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既欲学圣人，不可有作辍之伪，出入起居之时，学也，饮食游观之时，学也，疾病死生之时，亦学也。人须是识得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方可以学圣人。”某闻其言，顿若有悟，请益曰：“为学之道，敬闻命矣！敢问事业何如？”仲修曰：“事业正自为学中来。今且未要论大事，只如作一郡，若行得《论语》中三句，便做个好知州。” 这段经历以对话形式记录，行文中，作者不忘加上个人的心理描述，使得整个故事读来亲切、生动。无疑，这段话可供分析的层次是多样的，比如，李衡强调赵仲修洛学传人的身份，坦言一般学子心中学做圣人与事业两分的想法等均值得玩味。由于无关主旨，且存而不论。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文中强调“若行得《论语》中三句，便做个好知州”无疑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另一地方版本。 不仅武人文臣，一切人都能从《论语》中获得道德的成效。叶梦得讲：“人果欲修身于《论语》，未论尽得，但能行其数十言，随人高下大小，无有不为善人君子者。”《论语》是入德之门，是善人君子“修身”之书，更是圣人之道一以贯之之所。谢良佐（1050—1103）讲：“夫圣人之道，无显微，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本末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地看。”这一观点在后人的叙述中，表达得更为直接，认为：“夫《论语》者，诚修、齐、治、平之本也。”至此，《论语》一书是儒家宗旨的体现被表达得完整无缺。 当大量学者讲述个人阅读《论语》的体会时，当有关《论语》的著作数量猛增时，学者对《论语》一书所寄寓的情感与理想人所共知。但在这些情感与理想的表达与传递过程中，其中领受的人群却是有限的。相反，与这些充斥着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数量庞大的著作相比，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以一个生动简单的故事，将抽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转换成成形的叙事，它能迅速给人留下印象，并将信息传递给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半部论语治天下”无疑是整个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最通俗的宣言。 其次，“半部论语治天下”以故事的形式来表达，无论其语言是如何生动、叙述是如何有条理，叙述者却不能决定这个故事所带来的意义，事实上，当后来的学者从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历史认识中去解释这个故事时，每个人都在试图重新决定或造就这个故事的意义。有意味的是，这个故事的意义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后世多从赵普生平事迹中去追究其是否践行《论语》所要求的圣人之道，而不怀疑《论语》是否能治天下，实际上在侧面提供了证据，即，宋代以来对儒家治天下理想的宣讲是相当成功的。在意义的脉络之中，“半部论语治天下”所承担的文化功能得到了完整的诠释与继承。 当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在南宋流行时，王应麟《三字经》中将之收入其中，以“赵中令，读《论语》”六字，再次将这个故事化约为符号，流行于世上，如此，“半部论语治天下”故事的受众得以超越了社会层次和文化界线。 总之，放在“真实故事”的叙述框架中，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及其启箧读书的故事无一例外地被人证明是谎言。然而，当试图对历史故事记载及其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作出说明，而不只是拘泥于对故事本身作简单的真伪等评价性工作时，我们可以发现，故事本身所代表的思想结构及其象征意义是那一个时代的历史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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