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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研究管理体制依据苏联的模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这是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现职人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留在大陆的学者及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人员合并组成的。其管理制度还是按照史语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考古组的一套制度和办法进行。 考古所成立时，郑振铎担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任副所长。在此之前，国家文物局已经成立，郑振铎特意请夏鼐担任文物处处长，负责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当时考古所的人数很少，研究人员老中青加以来才8个人，连同技术员、技工都算上共有14人。1950年7月，在郭沫若院长的关怀下，对考古所的工作做了研究和布置。当时决定下半年秋季开始发掘，地点定在情况熟悉且埋藏丰富的平原省辉县琉璃阁一带。由夏鼐带队，能工作的人员全体出动。辉县发掘是考古所成立后第一次培训型的考古发掘研究实践。 这次发掘的目的地定在辉县，是有其考虑的。一是，这里是比较熟悉的地区，抗战前曾经在这里做过工作。1935年因土塌伤人而停止，1937年纳西发掘收获颇丰。二是，有利于科学的积累资料。三是，便于田野工作为新中国培训考古工作者。 1950年10月5日，考古队一行到达辉县。夏鼐全面负责，主要负责田野工作实践；郭宝钧负责指导工作；苏秉琦负责业务管理，掌握工地勘察的全面情况，墓葬的编号和分配，向所里写汇报等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10月12日正式开始工作。工作科学有序的进行。老前辈在田野里手把手的带新同志，坑怎么挖，测量坐标怎么定，图和现场如何对照......就这样辛勤而紧张的工作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专家们觉得这里的学术潜力和文物蕴藏量有限，郭宝钧先生便提出到固围村去发掘大墓。抗战前他曾在此处进行过发掘，但中途停止，墓葬保存的还好。考古发掘工作也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参加发掘工作的，每人每天5角工资，可以买五六十斤红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一号坑发现了两组重要文物：（1）是出土了200多件玉器。（2）是发现了鎏金马头为首的一组车马器。 回到北京稍事休整后，即开始编写发掘报告的工作。凡是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每人承担一部分任务，由梁思永筹划主持，夏鼐所长具体安排和指导。在编写报告的同时，所里还开展了培养干部的工作，即导师带学生。当时所里这样安排便于青年学者的快速学习和成长，一边新手能尽快走上田野考古之路。 《辉县发掘报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考古报告，大家全力以赴，无论在绘图、图版和文字表述方面都是一流的，至今仍可评为佳作。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既有了很大的收获，又锻炼了年轻的考古队伍。至今还为世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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