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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大家，他对制度改造的贡献影响了我国后世几千年。司马迁也可以说是专业史家第一人，他所创立的纪传体史书也开了职业史书的先河。司马迁在他有限篇幅的《史记》中，给各位名人安排的住宿环境还是很拥挤的，大多数名人挤在一套房子里住。但他还是给了商鞅一所单独的院落。《史记·商君列传》的内容基本上是《资治通鉴》甚至《东周列国志》的蓝本。然而读到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令作者不禁产生了一些困惑。 《史记》中，司马迁最后是这样说的：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我们仔细分析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大致持有这几个观点，商鞅是一个刻薄的人，言论华而不实。见秦孝公是由宠臣引见的。等到当权后，对公子虔施刑，欺骗了魏国将军公子昂，不听赵良的话，证明他是个不感恩的人。读了他写的书，感到他的言论和行为是一样刻薄的。在秦国得到的恶名，活该！ 以上是司马迁的结论。但我们仔细想想，为什么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如此负面。首先司马迁是儒家。当时的汉朝，汉武帝已经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基调。法家在秦朝的建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由于秦朝的灭亡，法家彻底失去了话语权。汉朝建立后，儒家得势，便从各个角度打击法家，使得法家不能翻身。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理论和路线相左，解释了司马迁为什么要否定商鞅。“不师赵良之言”足以证明这一点，赵良是秦国在齐国留学的士子，儒家学说的支持者。以儒家学说来要求商鞅，这明显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用刑这一点，是司马迁极为反感的。司马迁自己身受宫刑，这确实是个悲剧，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但司马迁把自己受刑这一点带到了自己写的书里，在这方面，他没有秉持客观的历史观。法家讲究轻罪重刑，这一点确实是法家的一个弱点和局限。强调人性本恶，要用刑罚来约束人的恶，所以法家所立之法，附加了极为残酷的刑。但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立法在先，商鞅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对人施加刑罚。对公子虔施加刑法，只能从正面说明秦国贵族犯法，与庶民同罪。 此外，《商君列传》中也说到，商鞅相秦十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这难道不是商鞅治秦的功劳吗？司马迁自相矛盾，避重就轻，不去强调商鞅的功劳，只用一些诸如宠臣引荐之类的细枝末节去评价商鞅，这只能说明他作为职业史家，还是不够职业，不够客观。 所以我们读者读《史记》，还是要多思考一层，多想想历史大环境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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