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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征在云南会馆大门前
2015年底，刘征把自己十余年来对北京会馆的研究成果整理总结，出版了《北京会馆纪事》一书。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先生为其题写书名，并嘱托他要把会馆研究继续做下去。
目前，记述北京会馆的著作已有不少，《北京会馆纪事》的突出之处，正如刘征本人的研究定位：“本书介绍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会馆祠堂，希望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使各方有所参考借鉴。”
会馆是明清时期同籍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业聚会、寄寓之用。会馆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主要分布于北京宣南地区。刘征建构了会馆的人类学研究框架，向人们展示了宣南文化的魅力。
“这些年我只是坚持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对会馆进行调查研究、写提案、申请文物认定、做宣传，取得实际效果很难，只能一点点推动。”刘征自我评价。十多年来，他凭着高度近视的眼睛、不太灵活的双腿，丈量了老北京的每一处会馆建筑。
在持续的旧城改造中，结束历史使命的老北京会馆建筑已经消失了很多，刘征所做的会馆保护与研究，试图唤醒人们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尽快把老胡同记录下来”
刘征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串”在胡同街巷里的他对老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
“小时候听了很多老北京的歌谣民谚、传说故事，都是老辈儿人传下来的，非常有意思。”刘征说，学会骑自行车后，他便到各处胡同里转，并对胡同里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兴趣，“很多名人在里面住，发生过很多重大历史事件。”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正读高中的刘征发现他所居住的胡同面貌不断发生变化，很多道路被拓宽，胡同被拆除。实际上，在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放弃了建筑与规划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在西郊另辟新城的方案，选取了苏联专家指导制订的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的单中心方案。此后，对北京旧城的改造就开始了。
1990年、2000年，北京市启动了两次大规模危旧房改造，旧城遭到大面积拆除。有关数据显示，1949年，北京旧城共有胡同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剩下1571条，2005年北京旧城内胡同还剩1353条。
为了能给残存的胡同留下一些影像资料，在爱好摄影的父亲支持下，刘征开始用胶片相机拍摄老街道、老房子。“我用胶片相机拍了一千多条胡同，那时候是随机照的，艺术效果差，主要是为了尽快把老胡同记录下来。”在刘征将胶片相机换成数码相机之前，他拍摄的胶片已经多达数万张。
“我父母都是教师，他们希望我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对胡同的研究需要很大投入，不过这能够为将来留下很多记录，我感觉很值。”在父母的支持下，刘征卯足了劲，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长时间过度劳累，刘征的双眼发生病变，已经做了三次手术。因高度近视，他的工作学习比正常人慢了半拍。
“除了眼睛不好，自己理论基础的缺乏也是最大的障碍。”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毕业后，刘征2005年进入北京市委党校文物与博物馆管理专业学习，以夯实理论基础。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总体规划要求对北京旧城施行整体保护，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停止大拆大建。
“但当年7月，‘大吉片’胡同群‘危改’拆迁启动，几十家会馆被拆除，那时就促使我开始着重研究会馆了。”刘征说。
中国古代科举制使同乡会馆应运而生。会馆由同乡会和朝中文武官员集资兴建，安排本省人士住宿、学习、聚会，所以，北京的会馆又叫文人试馆，会馆数量众多，分布集中，形成了全国最具特色的“会馆集群”。
因文化内涵鲜为人知，缺乏保护，会馆也是消失最快的遗产类型。北京的会馆从1415年开始出现，到1956年北京市房管局全面收取会馆建筑的管理权改做他用，会馆在北京存在了541年。清朝末年，北京外城曾分布460余座会馆。据原宣武区档案馆2006年调查，当时北京会馆建筑仍有147座。经过十年时间，现在已经不足百座了。
成为专业研究者
“之前对于胡同的研究主要出于爱好，2005年开始做会馆调查之后，我就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研究者。”刘征说。
清代，北京宣武门以南地区被称作“宣南”，进京赶考的学子到这里的会馆住宿，形成了特有的士人文化，它与民俗文化一起，逐渐演变为具有独特意蕴的地域文化概念——“宣南文化”。
“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评价说，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刘征说，要了解宣南文化，就要了解宣南文化中的精髓——在会馆基础上生发出的士人文化。
如今尚存的会馆建筑，大多已经成为拥挤的大杂院，它们正是刘征多年来的调研对象。他出入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档案资料、碑刻拓片，加上多年在会馆的实地考察，一段段尘封的历史逐渐被他发掘出来，诸多会馆建筑见证着当时影响颇大、显赫一时的人物、事件。
南海会馆的康有为故居、达智桥的杨椒山祠，是清末“公车上书”活动中，举人聚集、签名的地方。甲午战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于各个会馆，联合各省举人上书请愿。杨椒山祠内，康有为书写的奏章在十几个省的举人中传阅讨论。在法源寺后街，江西会馆管理的谢枋得祠也是举人热议的场所，文廷式在谢公祠内与翰林院同仁集议，提出“联英抗战、反对割地赔款”的38人奏章，谢公祠也成为了“抗击外侮、爱国保家”精神的传承之地。
刘征一边收集史料，一边实地走访。姚江会馆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中的介绍不足50个字，文物价值似乎一般。随着查访深入，刘征有了意外的收获。2009年7月，刘征第二次到姚江会馆走访，恰好会馆正在修缮，姚江会馆碑露了出来，刘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买来碑拓工具，给石碑做了拓片。通过读碑文、查档案，刘征终于摸清了姚江会馆的来龙去脉。而当他8月份再访姚江会馆时，石碑已被砂浆白灰糊住，完全看不出痕迹了。
“刘征身体情况不是很好，但他做学问、调研非常扎实，手里总有个小本子，随时随地做记录。”老北京网创办人张巍评价道，“他是一个对得起历史的人！”
“北京的会馆文化历史悠久，很难对会馆现象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界定，除了传统方法之外，还要为会馆研究搭建专门的学术构架。”长期从事北京老街、胡同研究与记录工作的张金起认为，刘征在多年探索后，终于找到了人类学这个平台，并加以运用，取得成果。
2009年，刘征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系学习，开始用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会馆文化。
新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提出文物古迹的价值除了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还有社会、文化价值。“人类学的视角，就是从会馆存在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挖掘其内涵。”刘征说，之前关于会馆的著作多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难以对会馆遗产价值做出全面的判断，借助人类学则可对会馆研究进行补充。
在《北京会馆祭祀分析》一文中，刘征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会馆“祭祀仪式”、“祭祀目的”、“祭祀对象和参祭人”等做了详细分析。他认为，如果不从人类的社会、文化、艺术等角度看待会馆，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馆会生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国，也很难理解会馆为什么是“中国乡土社会”在大城市的集中反映，为什么会馆所代表的文化，仍在当今社会广泛存在，等等。
2015年，刘征多年的调研成果被编入《北京四合院志》，他说:“这让我感到真没有白干！”
“不能眼看着这些古建筑消失”
从2005年开始，刘征多次为会馆建筑的留存奔走请命。
“我读研究生时的方李莉导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2015年我协助她做了如何保护梨园会馆的议案。”刘征说，过去十年，他协助不少北京市政协委员做了许多文保提案，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文物保护的诉求。
他把没有薪水的文化遗产保护作为自己的“全职工作”，这也让他体会到了遗产保护的艰辛，促使他不断思考群众参与保护的可行方案。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鼓励专业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形成专兼结合的基层文化工作队伍。
保护文物、典籍、古迹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具备相应条件的文化志愿者与专职文化工作者密切合作。
“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杰出人士，多是有一定经济、人脉、学识等资源的特殊人群，但他们毕竟是少数，文化遗产保护的被动局面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就必须降低群众参与遗产保护的难度。”刘征认为，群众参与古建筑保护的便捷途径，就包括做好文化遗产的信息记录工作。
“在历史建筑的实体难以保留的时候，将建筑及其相关信息保存下来的保护方式就是‘虚拟保护’。”刘征说，“文献信息真实性”是建筑遗产真实性的内涵之一，现在借助手机等工具，人人都可以成为一名记录者。
“不能眼看着这些古建筑消失，我们把会馆建筑的信息收集、整理出来，将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提供资料，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资源和基础。”刘征强调。
为深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工作，已近不惑之年的刘征正准备博士研究生考试。今年，他编撰的《北京胡同歌谣集》也将出版。“传唱歌谣是记住北京历史、文化、地名的便捷方式，里面的插图就选用了我之前拍摄的老胡同照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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