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徐景洲） 如果问一位普通的《红楼梦》爱好者：“《红楼梦》是深刻探讨人生问题的小说吗？”想来都会做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以为这简直就不是问题，《红楼梦》当然是探讨人生问题的，而且比所有小说的探讨都要来的深刻。 如果再问他一个问题：“《红楼梦》的精髓是写人吗？”回答也应该是肯定的，而且他可能要哑然失笑，以为是在跟他开玩笑：《红楼梦》不是写人的写什么？它的伟大之处，正在把人写到极致，塑造出了千古不朽的人物，从头至尾，都在写人，而且写得切骨入髓！这也应该是常识，而且应该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对于红学家来说，问题却没有这样简单。 有位非常著名的红学家，在以“《红楼梦》的思想”为题的学术座谈中，谈到与王蒙的见解有哪些不同时，说到：“我为什么看重王蒙对《红楼梦》思想的评价，就因为他曾独到地指出，《红楼梦》深刻地深讨了人生问题。人与人之间是应该真情相待，还是互相倾轧。人究竟该怎么生活？重视《红楼梦》思想的“人本”内涵，这从根本上来讲，还是王蒙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红楼梦》的精髓是写人。这是他作为一位杰出作家的感悟，给我很大的启示。”（见《百年红学》第12页）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本是普普通通的见解与问题，著名红学家为何不知？又为何说成是王蒙的独到见到？ 显而易见，王蒙关于《红楼梦》有“人本“思想，并深刻探讨人生问题的见解，就其结论与观点来讲，本不是什么独到的无人所知的，而且这样的观点，在许多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中，都曾出现过，这位著名红学家感到富有启示的，应该是王蒙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而非这个观点。在他看来，王蒙的探讨有别于他人，是有独到发现的。但是，他的探讨再怎么独到与深刻，也不能把这个观点的发现归功于王蒙一人，或者说，更不应该把一个人们早有共识的常识性观点，作为独到的发现，让王蒙独享其发明权。 反过头来看，这位红学家为何这么缺少常识，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视而不见？ 应该说，这位著名红学家的话是真诚的，他也确实在其长期的大量深入独到的红学研究中，从未涉猎过这个问题，“舍本而求末”，“舍浅而求深”，反而忽视了最基本的红学主题研究，甚至从未想过《红楼梦》与人生的问题。于是才有大梦初醒感，于是才有发现新大陆感，于是才有对王蒙的超高的学术评价。这也可能与许多大学者脱离生活搞研究，不食人间烟火色，为学术而学术，把小说研究与人生社会割裂的治学态度有关。 再者，红学成为显学，引来许多学者终身乐此不疲进行研究，每个人都走着不同的路径，都想与众不同，独辟蹊径，有独到发现，“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因而钻牛角尖，离开小说本身故弄玄虚、落入左道旁门的“重大发现”时而“雷人”惊现，这种江湖气的学术研究常为人们所诟病。而红学界互相攻讦与互相吹捧，也为人们所冷眼——这是题外话。 应该说，这位著名红学家的大惊小怪的见解，确实发自内心，也有一定道理，而他的红学研究已成名山事业，是红学的标志性成果，自己成成为红学的标杆性人物，凭心而论，他对王蒙的评价，可能更多出自学者的谦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