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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典礼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我便赶往火车站，奔赴十天前预定车票的终点站，也是我十年前就想要去的远方。 火车抵达广州站时正是拂晓，五时一刻，天还未亮。下车时能感觉到一股热气扑腾到怀里。陈旧的车站，拥挤攒动的人群，这种在小火车站司空见惯的场景，让我以为这似乎并不是想象中的国际大都市。 沿着出站口的指示牌，背着被塞满的行李包，拖着彻夜辗转未眠的疲惫身体，开始寻找地铁口，地铁口并没有设在车站内，就证明这车站也有些年历史了。 走到地铁口时发现关着门。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早看地铁口的样子，外面陆续排了好多人。他们似乎迫不得已地来到这里，或焦急或静默地等待，等待着生活将闸门打开并由命运将他们送向远方，从此不再归来。 大概六点，门开了。我等人流散去再进入地铁站，因为不赶时间，所以悠然自得，用惺忪的双眼打量这城市的内脏。它整洁、干净，匆忙却不慌乱，井然有序。 按照二姐再三交代的线路，我坐地铁并换乘后来到了中大站。人很少，出站时按二姐再三交代的出口出来。在拐角后刚准备上楼梯时，看到二姐从电动扶梯上下来。 二姐瘦了，虽然还是偏胖体形，但比起以前确实瘦了很多，面容看起来也有些呆滞，没有预想中碰见人就满面堆笑的样子。 二姐是我大伯家的二女儿，年纪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在我脑子里关于她的记忆很少，只记得胖胖的，又爱笑，和蔼可亲的样子。她常年在广东，早些年很少回家过年，后来才在春节时回娘家。而婆家应该很少去过，可能是因为那边山区路难走。 听母亲说起过她以前的故事，让我对她产生了一些微妙特别的情愫。一九八几年，二姐那时十几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家里人给她找好了婆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小伙子挺帅气，人也老实本分。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她突然变卦，说要去广东闯闯，一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小伙子追她到省城的火车站，却仍旧没能把她挽留住。 外人并不知道她刚去广东的那段日子如何，只知道后来她领了一个驼背的四川男人回来，这个男人比我父亲还要大两岁，面相和身材都有些像四川电视剧《王保长》里面的潘驼背，奇丑。听说大伯母的鼻子就是那时被气歪的。母亲说，可能她刚去广东，在外面大城市里人生地不熟的肯定遇到过不少难处，他应该是搭救过她，所以她才会和他在一起。具体的情况外人都不大清楚，也没有谁去过问这个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故事。但可以想象，这其中必定包含了无数的辛酸苦楚与屈指可数的甜蜜幸福。 他们有一个女儿，小我两岁，寄养在外婆家，和我一起长大的，如今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女儿不久将出嫁，而为人父的姐夫是看不到了。 去年四月，总被二姐称为“酒麻木”的姐夫，在喝完他人生最后一场酒后，一头栽倒在酒桌下，送进医院在重症监护病房里呆了数天后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和在县城刚买还未装修的毛坯房。 今年春节吃年夜饭时，我去过他们的新房子，因为豆腐渣工程队后期不负责任，所以房子至今还是没有通电的毛坯房，卧室摆了一张旧床，餐厅摆的还是我家给的旧桌子，厨房只有一个煤气罐和一口小锅，腊月二十六，在这个家乡习俗中专为亡人准备的特殊日子，带着对故去的亲人的思念，在堂前烧把纸钱，在昏黄的灯光下，二姐、外甥女、堂哥、我们一起吃了顿年夜饭。二姐把上座位置留给姐夫，为他摆好碗筷，并添上一杯上好的酒。 听说地铁站离她的店铺不远，我就要求走过去不要坐车了。中途路过中山大学校门，她告诉我晚点可以来这里逛，穿过中大到对面就是珠江了。 二姐是做裁缝的，在广东三十来年，先在深圳给人打工，后来在广州自己开店，来广州也有五六年了。 路上我问起店子情况，她告诉我说每月两千元租金，每三年两万五的入场费，以前是她和姐夫一起经营，如今只剩她一人。 本以为会是个有头有脸的门店，没想到竟是如此普通的、逼仄的，比老家小卖部还要小的店面。店内两张桌子，一大一小，几乎就占满了整个房间，桌子上摆着剪刀皮尺直尺等缝纫工具，下面都是衣服和纸样，大桌子上方一米高处是用角铁焊成的阁间，仅够铺一张床板，角落摆了两台小缝纫机，墙壁上挂着小柜子摆放杂物，饮水机只能摆在厕所旁，厕所在另一个角落，不足半平米。碗柜挂在外墙壁上，普通的圆餐桌只能放在屋外。隔壁同样大小的是房东阿公阿婆的住所。 家里人都戏称的广州大老板，原来生活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我不禁有些失望。不过细想起来，二姐还是挺有能耐的，在大家都只会在农村里伺候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年代，她独自一人来到广东，后来又带出了许多人，她的幺弟和弟媳，大侄子，还有四侄女，都是初中毕业就到她这里。如果我不读大学，说不定也会到她这里来学裁缝。 广州天气真热，下午下了场暴雨，稍微缓解了一下。吃过晚饭，七点多钟，雨停了，我带着相机准备走到广州塔。 按照来时的路走，但道路晚上和白天大不相同，以至于我走错，误打误撞进了广州国际轻纺城。琳琅满目的布匹绸缎，构成了一场视觉盛宴。 导航到中山大学门口，穿过校园走到珠江边，回头看到中大高耸的牌匾，端庄大气。 珠江旁的人行道上人流攒动，有情侣散步，有人夜跑，还有卖水和饮料的，好不热闹。江中波涛汹涌，江上有游船，船上霓虹灯十分惹人注目。江边高楼大厦林立。远处，广州的小蛮腰在夜色中显得越发迷人。 也许这些才是广州城的真实面貌，二姐那狭窄的店铺只是一场错觉。 我又回想起那些情景，从我有记忆开始，每年大年初八左右，二姐她们都会坐上大巴，从县城的家开往遥远的祖国南疆，去开始她们生命中又一年的奋斗。她们会带上塞满行李箱的腊肉腊鱼腊肠，像带着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在早春里出发，在寒冬中归来。从那时，我小小的心里便播下了一颗大大的种子，定要到她们挥洒青春热血之地去看个究竟。 现在我千里迢迢奔赴这里，亲眼看见她的生活，那逼仄的房子，脏乱的城中村，又是那么让人心疼。 我问二姐一个人在这里撑着多累，为什么不回去。她说她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故乡是如此格格不入，等老了做不动了迫不得已了再回去吧。 我能预见她往后的生活，同那些有能力扎根在大城市的人不一样，她会在老后——失去裁缝这个一技之长的时候，重回故土，在用青春和心血在大城市中打拼换来的家乡的房子里面安度晚年，会给她的孙子说起她以前的故事，回想起来像做了一场梦的故事。 也许这也会是许多奔赴大城市，为自己明天而奋斗同时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青春的年轻人的共同归宿。似乎有些凄凉，但比起那些从未走出大山的人，他们的经历也是值得扬起嘴角向后人诉说的故事。 我最终没有走近触手可及的广州塔，也许那遥不可及的繁华只适合远远地观赏，就如同那些奔赴大都市里的农家子弟的所有希望与梦想，仿佛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也或许，二姐那狭窄的店铺是这个城市的真实面貌，而广州城的一切繁荣只是错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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