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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大家都知道，儒家二圣之一。正所谓孔孟之道成仁取义。是一个极为了不得的人物。 有一次他去见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其实就是魏惠王。当初赵魏韩三家分晋的时候，魏国就叫魏国，因为是当初的晋国权臣魏恒子开创了魏国，就像赵襄子开创了赵国，韩康子开创了韩国一样。之所以魏国在后来又被别称为梁国，是因为后来魏国把国都迁到了大梁【今天的开封一带】。孟子去见梁惠王的时候，都城就已经在大梁了。 但孟子之所以把魏惠王称之为梁惠王，我觉得还有他自己的思想在里面，并不是赶时髦，弄个新鲜的称呼来炫耀自己的博文广识。我们都知道，孟子取义。所以在孟子看来，魏国这个国家来路不正，是篡权谋位得来的，所以，他视魏恒子为不义之人。那么他就不屑于用魏国这个称呼来放到自己的文字里。于是，在他的文章里，魏惠王，也就变成了梁惠王。 不过，很显然，梁惠王并没有怪罪这个倔脾气的老头。所以，还是频繁的召见他，希望孟子可以为自己的王霸之路提供好的建议和智谋。于是也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段对话。 “老人家，你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大梁，有什么好处带给我吗？”梁惠王是一个孜孜以求王霸之路的国君，虽然本事不大，但野心不小。所以，他一见面就迫不及待的问孟子，有没有什么定国安邦的锦囊妙计。 “大王，你又何必一见面就问好处呢？我带给你的只有仁义二字。你想一想啊，你我一见面你就问我怎样才会有利于你和国家，大夫就会想怎样才会有利于自己的家，老百姓也会想怎么样才会有利于自己，这样的话，大家的利益就会相互冲突，相互碰撞。如此一来，你的国家也就危险了。万乘之国，弑君取国的人必定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君取国的必定是百乘之家。按道理说，在万乘之国拥有千乘之威，在千乘之国拥有百乘之力，也算得上是权倾朝野了，可是一旦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忘记里应该遵守的君臣之义，那么除了夺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他了。而我们也看到，从来就没有一个仁爱的人去遗弃自己的亲人，一个忠义的人去背叛他的君主，所以大王你只要广布仁义就好了，何必一见面就和我谈好处呢？” 孟子在这里说的话可谓很正义，说得也很有道理，而梁惠王很显然也很厚道，这要是换成秦始皇，说不定当时就把孟子咔嚓了。因为孟子虽然说的有道理，但其实是犯了魏国的忌讳，因为他通篇里面的说辞都可以理解成对于魏国立国基础的讽刺，魏国正是一个从万乘之国里面分裂出来的千乘之家。所以，孟子的潜在含义也就是魏国无义。但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这篇说辞也是在开导梁惠王，要广布仁义才会终成大业。所谓先天不足后天补之。 可是单纯以仁义就能立国吗？历史给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此之前，徐国的徐偃王可谓仁满天下，最后还不是落得国破人亡？那位历史上著名的宋襄公可谓是义薄云天，不肯对敌人半渡而击，最后弄得自己铩羽而归。所以，在其后，诸子百家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韩非子明确指出，仁不可以为治，欲治其国，唯法而已。 但即便如韩非子这样的集大成者，也有其历史眼光的局限性。在我看来，欲成大国，必施仁义，欲固国本，必备其法。 在当今的世界大环境中，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我们也像美国那样用利益去勾结他国的同盟，用武力去逼迫他国屈服，用价值观去颠覆他人的世界，那么结果我们其实已经看见，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中国只有广布仁义，才能成就王者之路。利益是相互共赢的，武力是维护和平的，价值观是彼此尊重的。也只有这样，才会让他国心甘情愿的跟着中国一起奔赴康庄大道，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世界。 但很显然，如果单凭仁义，只怕不能服众，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人心不古，已然成风；各为私利，势在必然。那么法的制定也就必然要成为仁义之道的辅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依法治国才见成效。当然，这里的法字要比韩非子笔下的法更加宽泛一点。并不单单是为君王之法，也是民众之法，保护和巩固的不是君主的利益，而是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以及将来中国崛起之后的世界利益。 持义为剑，握法为盾。二者结合，虽千万人吾往而无忧矣。 说了这么多，但其实，我想说的还是千乘之家。 韩非子有一段话“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候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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