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实录： 我本来以为那里会有一个讲台的，现在我有点害怕了。（笑声）克里斯让我再讲一次我们是怎么破解DNA的结构的。我一向都是听从他的指令，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但说实话，我是觉得挺无聊的。（笑声）我写了一整本书，所以我不得不说点什么——（笑声）——我打算讲一讲我和弗朗西斯是怎么发现DNA的结构的，以及我们搞这项研究的原因所在。然后我希望能至少有五分钟的时间，让我讨论一下我现在的动力所在。 我身后是一张我17岁时的照片。我那时在芝加哥大学，读大三。我之所以能在17岁时就读大三，是因为芝加哥大学在我读了两年高中之后就录取我了。摆脱高中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我长得很矮小，又不擅长体育，也没其他的特长。 但我得提一下我的生长背景——我的父亲从小到大都是一名圣公会教徒，是一名共和党员。结果才上了一年大学，他不仅不信神了，还变成了一名民主党员。（笑声）我母亲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但她从来没把宗教太当回儿事。所以11岁那年，我就不再去听星期天的弥撒了，反而是跟我的父亲去到处观察鸟。我很早就听说过达尔文，我那时候猜他也算是个大英雄。你们也都知道现今的生命是通过漫长的演化而来的。 而我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又是主修动物学，所以我就想，要是我够聪明的话，搞不好最后能从康奈尔大学得到个鸟类学博士学位。恰巧当时在芝加哥的报纸上有一篇书评，是介绍伟大的物理学家薛定谔写的一本叫做《何谓生命？》的书。当然了，那也是我一直都在探求的一个问题。达尔文是解释了生命的演变，没错，但生命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呢？ 薛定谔认为这精髓就是信息，是我们染色体里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必须由一个分子来承载。我之前从来没怎么想过分子。是，我听说过染色体，但我们现在是在说一个分子，而且所有的生命信息都很有可能以数码的形式被写进这个分子中。啊，问题就来了，你要怎么复制这些信息呢？ 那本书就是讨论这些问题。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遗传学家——通过理解基因来理解生命。我当时也有了自己仰慕的英雄。不是什么棒球英豪，而是鲍林。所以我就申请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没想到他们竟然没要我。（笑声）没办法，我只好去印第安纳大学。其实那里的基因专业和加州工学院没什么差别。再说了，印第安纳的篮球队可是相当不错。所以我在那里的生活也算得上是快乐。而且正是在印第安纳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们的DNA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基因。等到我拿到我的博士学位后，我就可以去研究DNA了。
哥本哈根成了我的第一站，因为我觉得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生物化学家。但后来我才发现生物化学真的是相当无聊。它跟基因的本质完全没什么关联，只是一味地探讨核科学。哦，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本书，不长，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但我之后在意大利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原本不在节目单上的演讲者，而他演讲的主题恰恰是DNA。这是莫里斯·威尔金斯，物理学家出身。二战后他决定从事生物物理学，而DNA正是他的研究对象，因为当时洛克菲勒研究所已经证实染色体上的基因分子很有可能就是DNA。但很多人却觉得应该是蛋白质。不过威尔金斯还是认为DNA才是最有可能的遗传物质，并且展示了这张X光照片。有点像个结晶体。所以DNA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尽管说不同的分子很可能肩负着不同的职责。但至少所有DNA分子的结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当时就很想跟他合作，但他并不需要一个鸟类观察家。没办法，我只好去英国剑桥。 我之所以会去剑桥，是因为那里才是研究射线晶体学的最好地方。现在的射线晶体学，通常是化学系的研究对象。不过在当时，那可是物理学家的天下。所以研究射线晶体学最好的地方就是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而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了弗朗西斯·克里克。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他那时候35岁，我23岁。不过一天之内，我们就决定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一条捷径来破解DNA的结构。并不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来破解，而是直接构建一个结构模型。用X光照片里的那些长度坐标什么的来构建一个电子模型。直接来思考这个分子应该怎么叠起来？
为什么这么叠？这个照片中间的那位就是鲍林。大概六个月前，他已经提出了蛋白质的阿尔法螺旋结构。也正因此，是彻底击垮了站在他右边的劳伦斯·布拉格爵士。布拉格当时是卡文迪许的教授。这张照片是几年后拍的，布拉格只能是强颜欢笑。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可是完全笑不出来。因为他觉得鲍林的阿尔法螺旋发现让他丢脸了，剑桥人的失败让他丢脸了，毕竟他们并不是化学家。当然了，我和克里克也不是什么化学家。所以我们才想要直接搭建模型。弗朗西斯那时候认识威尔金斯。威尔金斯当时觉得DNA应该是个螺旋结构，他觉得那个X光图片看上去像是个螺旋。 所以我们就构建了个三股的螺旋结构。伦敦的那帮人就过来看，威尔金斯和他的合作伙伴罗莎琳·富兰克林过来看过我们的模型后，对它有点嗤之以鼻。他们觉得我们的模型相当烂。它确实是挺烂的。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再造模型了，我们没这个能力。（笑声）于是乎，我们就不再造模型了。弗朗西斯继续研究他的蛋白质。我则是除了读书以外，什么都没干。要知道读书总是件好事，你可以增长知识。我们当时就一直告诉伦敦的那些人鲍林要着手研究DNA了。如果DNA真的那么重要，鲍林肯定是知道的呀。他肯定会构造一个模型，到时候我们就都算是落伍了。 事实上，他的确是给伦敦的人写了封信：他想看看他们的X光照片。还好伦敦的那帮人算是聪明，拒绝了他。他也因此没看到那张照片。不过当时各种文献中都有那张照片，只不过鲍林没有看得那么仔细。可是当我到达剑桥15个月后，鲍林在剑桥的儿子开始散播传闻，说他的爸爸正在研究DNA。结果有一天彼得找到我，他说他是彼得·鲍林，然后他就把他老爸的手稿递给了我。我当时就吓傻了，我以为他比我们抢先一步。我没有文凭，一无是处的。这下子可完了。（笑声）
这就是那篇论文，他在里面提出了一个三股的结构，我读完了之后就觉得他根本是在胡言乱语。（笑声）这对于他这位世界级的人物来说，的确是有失水准。（笑声）他认为DNA是通过磷酸团之间的氢键来支撑起来的。可是，如果细胞中的pH峰值大概是在7左右的话，那些氢键根本就无法存在嘛。我们是直奔化学系，去问那里的人：“鲍林有可能是正确的吗？”亚历克斯回答说：“没可能。”我们这下可是乐坏了。（笑声）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不过我们也是有点担心担心加州工学院的那些人会告诉鲍林他搞错了。于是布拉格就说，“我们得造模型。”在我们收到鲍林手稿的一个月后——确切地说，是我把手稿带到了伦敦，给那里的人看过。我当时就说鲍林是错的，我们还有机会。我还告诉他们应该马上开始构造模型。但威尔克斯却把我给否决了。他说罗莎琳两个月之后就要离开了，等她走了，他就开始造模型。没办法，我只能把消息如实地传达给剑桥，当时布拉格就说，“造——模——型。”当然了，我是一直都想要构造模型的。这就是罗莎琳的照片。她其实，怎么说呢，从某个意义上讲，算是个化学家。但她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有机化学、量子化学她都是一窍不通。她其实是一个结晶学家。
而我觉得她不想建造模型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她不是化学家，而鲍林则是位十足的化学家。于是克里克和我就开始构造模型。我学过一丁点的化学，但不够用。不管怎样，我们在1953年的2月28日终于破解了DNA的谜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始终坚信的一条法则：永远别做最聪明的人。我们也的确不是。我们不是那里最优秀的化学家。我有一次把我刚刚做好的分子配对图给那些化学家们看，唐诺休——他是名化学家——看了之后就说：“你画错了。你把氢原子放错地方了。”我其实就是按照书里面画的。但他说我画错了。 于是第二天，我想了想，“搞不好他是对的。”所以我就更改了那些氢原子的位置。之后我们就发现了碱基之间的搭配组合。而弗朗西斯也立即意识到这双螺旋中的链条是以绝对方向延伸的。我们当时就知道我们肯定是对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两个小时间。从无到有。我们也知道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因为如果你把A碱基和T碱基放在一起，G和C放在一起，你就可以实现DNA的复制了。我们总算弄明白了所谓的基因信息是由这4个碱基的排列顺序决定的。所以说，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数码信息。把这螺旋中的两股分开，就可以开始复制了。就算它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也只能相信它是这么回事，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笑声） 但大多数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看待事物的。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相当木讷的。他们认为，除非这已经被证实是对的，他们是绝对不会考虑它的。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理论至少是百分之九十五、九十九正确的。所以还是考虑一下吧。在随后的五年里，我们的理论在《自然》杂志中只被提到了五次。没办法，我们只能靠自己了。而我们也只剩下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基因信息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很明显，它为RNA分子提供信息，但这信息又是怎样从RNA传达到蛋白质的呢？我用了大概三年的时间，希望能破解RNA的结构，但却是一无所获。RNA的X光照片毫无价值。我是相当得不开心。我爱的女人又不想嫁给我。我算是走狗屎运了。（笑声）
这是我和弗朗西斯的一张照片，是在我遇到那个女人之前拍的，我那时看上去还挺开心的。（笑声）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成立个小团体，叫做“RNA领带团”。伟大的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负责设计领带。他也是我们的团员之一。我们探讨的问题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DNA密码是怎么转变成由20个字母组成的蛋白质的呢？费曼和伽莫夫的朋友泰勒当时都是团员。我们在一起只拍过一次，不不，是两次照片。每次都会有个人忘记带我们的团队领带。右上角的是弗朗西斯。阿里克斯·里奇就坐在我旁边。他之前是医学博士，不过后来变成结晶学家。这张照片是在1995年的九月在剑桥拍的。我当时有在笑，不过是被强迫的，因为我爱的那个女人，离我远去了。（笑声） 我直到1960年才变得真正开心起来因为那一年我们发现了RNA的三种形式。我们也基本上是明白了DNA把信息传给RNA，RNA再把信息传给蛋白质。马歇尔·尼伦伯格也因此可以把人造RNA放进培养系统里制造蛋白质出来。他当时合成的是多聚苯基丙氨酸。那也算是基因密码破解的第一步，而到了1966年，一切的密码就都已经被破解了。好了，克里斯让我讲的我都讲完了。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得回过头来讲一下我们刚发现DNA的时候。当时我的第一个讲座是在冷泉港实验室。那里的物理学家列奥·圣拉多就问我：“你打算申请专利吗？”他其实是懂专利法的，他也知道我们申请不到什么专利，因为我们的发现根本就没什么大用处。（笑声） 于是DNA并没有变成什么有用的分子，律师也是跟我们毫无关联。直到20年后的1973年，当旧金山和斯坦福的保耶和科亨发明了DNA重组技术时，斯坦福申请了专利，并且赚了一大笔钱。至少他们申请的专利还算是有用处。之后，他们发现了怎么看懂DNA的编码，整个生物工程产业也是随之拔地而起。但我童年的一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先天与后天如何合二为一？ 我会接着讲下去，虽然说我已经超时了。这是迈克尔·威革勒，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数学家。后来变成了一名物理学家。他发明了一项技术让我们可以观察DNA样本和沿着它的上万个点。这是一个传统的芯片。而旁边的那个则是麦迪逊一家叫做罗氏的公司利用光刻法制造出来的，要比昂飞公司的好得多。所以我们使用他们的技术。你所能做的基本上就是比较DNA的分子次序。这是癌症的DNA。你在上方可以看到这些癌症DNA不是多一块就是少一块，是相当杂乱的。但如果你有幸存的机会的话，你的DNA就不会这么杂乱。我们觉得这最终会引领我们走上“DNA活体检测”的道路。在你治疗癌症前，真的应该好好看看这项技术。至少让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是什么，哪怕只是知道一点点也好。我觉得这将会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如今，DNA之父的眼光已投向了精准诊疗（图片来源：new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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