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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秋,田汉从海外返回上海,寓居于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不久他到出版机构当编辑,并在大学执教。他为探索以戏剧服务于社会、人生的道路,决定创办一份文艺期刊,经与妻子易漱瑜一起筹划,《南国》杂志于1924年1月在申城问世,系半月刊,由上海泰东书局代售。田汉撰写的发刊词宣称:创办这份刊物“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空气”,因而“不欲以杂志托之商贾,决自己出钱印刷,自己校对,自己折叠,自己发行”。 《南国》杂志的主要作者是田汉夫妇,如在创刊号上田汉发表了自己的剧本《乡愁》,他的早期代表作《获虎之夜》最初就在该刊连载;郭沫若、郁达夫、宗白华等的通信也常在此发表。从第二期开始,田汉又办起它的附刊《南国新闻》,注重各种艺术如戏剧、电影以及出版物的批评。据施蛰存的《南国诗人田汉》回忆:“1924年,我在上海大学,田汉曾担任我们中文系的文学教授。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国,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到上海大学来授课是兼任。他每星期来上课一次,讲的都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过了几天,田老师创办的《南国》半月刊出版了”,“《南国》有一个法文刊名‘lemidi’,意思是‘南方’。歌德的《迷娘歌》里曾说到南方是‘橙橘之乡’,是浪漫的青年男女的乐园。田老师就用这个典故,给他的文艺小刊物取名”。由于资金、人手等原因,《南国》杂志出至第四期就难以为继。 过了数月,田汉迁居上海打浦桥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日晖里41号,他的母亲、儿女,还有三弟、五弟和友人黄芝岗等,都生活在同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屋里,楼上是住家,楼下是客堂。在这里,田汉发起筹备南国社。1927年冬,田汉和欧阳予倩、徐悲鸿等四十余人在沪开会正式成立南国社,并通过《南国社简章》,确定宗旨是“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接着,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南国社主要成员为“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远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材”,一起自筹资金在沪创建了南国艺术学院。田汉的家由于兼作南国社社址,所以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当年的南国社社员吴似鸿回忆:“平时社员们挤坐一堂,不是排戏就是闲坐。有的拉胡琴,有的昂首高歌,有的看小说,或者念台词,也有的在破沙发上呼呼熟睡”;南国艺术学院学生马宁在纪念文章中也谈及:“这里里弄房子多,四通八达,夜间还能听到传来叫卖《申报》、《新闻报》、《晚报》、《红旗日报》等很有节奏的尾声,以及里弄里有人召唤报贩的喊声。” 1929年5月,《南国》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恢复出版,起先为月刊,翌年9月改成周刊;田汉担任主编,编辑部设于日晖里41号即他的家中。它的主要内容有剧本、剧论、剧评、小说、散文等,着意推出“比较有自信的、比较坚实的作品”,凸显“我们的文艺观、社会观”;旨在“对自己的运动即有明确的意识,把我们的态度宣示给人家知道”。田汉曾在此发表多篇重要文章,如《我们的自己批判》,清算了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公开宣布转向无产阶级;《南国社的事业及其政治态度》、《南国与官府》,表明了南国社反抗黑暗统治的决心和信心。田汉还曾在此发表剧作《古潭的声音》、《一致》、《垃圾桶》,以及被誉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的《名优之死》等。 1930年6月,南国社在申城公演的《卡门》(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改编)遭禁,《南国》杂志随即也被迫终刊。田汉因上了“宣传赤化”的黑名单,所以不能再居于原址,便在日晖里后面单独另租一间房子,白天闭门写作,由弟弟送饭并与之联系。同年秋,南国社被查封,国民党当局到处搜捕田汉,他离开了日晖里,毅然率领南国社成员加入“左联”…… 《南国》杂志是很有社会影响的南国社机关刊物,它对于推动中国左翼话剧运动的成熟与壮大,起到积极作用。田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倾情《南国》杂志,并为之呕心沥血,这充分体现了他对艺术探索的执着,以及在前进道路上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 (摘自4月8日《人民政协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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