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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据说这是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过的一句话。很可能在一场大雨过后，在城市积水中艰难跋涉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已经偏离了雨果的本意。但误读并不可怕，误读有时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反思我们的现在，并审视我们的过去。 其实，下水道在我国的历史也算得上悠久绵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排水管道，那是考古学家1980年在河南淮阳东南的平粮台古城挖掘出的。这种陶排水管道每节长35到45厘米，一头稍小，一头稍大，小头可以套入大头内。考古学家在平粮台古城南门下，发现了一条长五米多的陶排水管道，这条管道能将城中的积水排到城外。考古学家许宏认为“这应该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公共排水设施”。
在河北博物院，游客们可以看到更为精致的下水管道。河北保定易县燕下都遗址，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那时正是流行台榭建筑的年代，豪华的宫殿多建筑在夯土高台上，为免高台积水损坏建筑，排水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在燕下都宫殿区的中心——武阳台，考古学家发现了长达100米的陶质排水管道，推测应与武阳台的排水系统有关。燕下都宫殿区还出土了兽头形陶质排水口，匠人们别出心裁地将排水管的一端制成兽头形，积水可从大张的兽口排出。游客们在博物馆中见到这件文物时，也许首先注意到的是其外形而非功能，也难怪这件文物因其艺术价值而载入中国工艺美术史中。 然而，无论是平粮台出土的排水道，还是燕下都出土的排水道，如今都只能在博物馆中睹其真容。在江西赣州，却有一个排水系统，历经九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它就是福寿沟。
看不见的城市
赣州因赣江而得名。赣江的两条主要支流——章水与贡水在赣州城内的八镜台合流，此后它将一路向北注入鄱阳湖中。早在东晋永和五年（349年），赣州城址便选在了章贡二水之间,此后虽因战乱，城址曾迁往他处，但从南梁承圣元年（552年）城址回迁到章贡二水之间后，历唐宋元明清，赣州城址再也没有改变过。 赣州城选在章贡两水之间，自然考虑到了利用江河以为天险，但若将视野放得更开阔些，赣州城在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便跃然纸上了。大庾岭——江西与广东两省的分界，珠江水系与赣江水系的分界，岭上的梅关，享有“岭南第一关”的美誉。作家张承志曾说梅关古道“不仅只在赣粤之间，它是一条最古老也最便利的、贯通中国的南北水路”。从北向南，过了梅关，就到了广东南雄，从流经南雄的北江泛舟，顺流可至珠江三角洲，从广州港出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远达亚非多国。从南向北，过了梅关，就到了江西大余，这里是章江上游，在此登船，沿赣江、长江可达扬州，再经由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可直奔北京。赣州城在这条南北大动脉的咽喉位置上，得舟楫之利，往来客商云集，城市发展愈加繁华。 福寿沟 宋代是赣州城最繁华的一段时光，福寿沟也是在此时成形的。在此之前，赣州城曾在五代时期得到了扩建，赣州守将卢光稠将城区大大向南扩展了，据学者估算，扩建后的赣州城面积达3平方千米，是此前城市面积的三倍。城市面积的扩大，意味着防洪需求的增加。赣州城是一座东、西、北三面环水的城市，洪水始终是威胁它最大的敌人。《宋史·五行志》记载，至道元年（995）五月，“虔州（即赣州）江水涨二丈九尺，坏城，流入深八尺，毁城门”，宋代一尺约合今31.4厘米，则此次城中积水竟然高达2.5米。 当熙宁年间（1068—1077）以善于治水而知名的刘彝任虔州知州时，治水便成了他义不容辞的事业。福寿沟是福沟与寿沟的合称，两沟因形似篆体的福寿二字而得名，寿沟的历史早于福沟，因此福寿沟并非刘彝一蹴而成，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用心营建的一项杰出创造。福寿沟的杰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刘彝在设计福寿沟时，充分考虑了赣州城的地势特点。据记载：“寿沟受北城之水，东南之水则由福沟而出。”这种分区排水的设计，因应了赣州城西北部稍高、东南部稍低的地势特点。现代下水道在排水时，一般需要使用机械动力提排，而福寿沟合理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将城内各处积水自然引导到各出水口。 第二，福寿沟每个出水口都设有水窗，刘彝设计的水窗不仅能使城市积水向外排出，也能有效防止江水倒灌入城内。根据文献记载，这种木质水窗可“视水消长而启闭之”，具体说来，当江水水位低于下水道水位时，水窗借下水道水力自动开启，将水排入章贡二江；当江水水位高于下水道水位时，水窗借江水之力自外紧闭，以防止江水倒灌入城内。此外，福寿沟在水窗附近坡度陡增，如此可增加水流速度，减少泥沙在沟口的蓄积。 第三，福寿沟与赣州城墙、城内水塘相互配合，构成完整的防洪系统。嘉祐年间（1056—1063），孔宗翰出任虔州知州，《宋史》记载：“（赣州）城滨章贡两江，岁为水啮。宗翰伐石为址，冶铁锢之，由是屹然，诏书褒美。”可见，孔宗翰出于防洪需要，曾加固赣州城墙，所谓“冶铁锢之”即将铁水注入城墙缝隙，赣州城被称为“铁城”可谓名副其实。福寿沟还将城内众多水塘串联在一起，水塘不仅可在汛期蓄水，加强福寿沟的防洪功能，亦可用于养鱼种藕，帮助百姓生计。 建成后的福寿沟长约12.6千米，其中寿沟主沟长约1千米，福沟主沟长约11.6千米，集水面积约2.7平方千米，占赣州城面积的九成。史料记载，福寿沟“阔二三尺，深五六尺，砌以砖，覆以石”，福寿沟巨大的暗沟至今仍可进入其中，这俨然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
看不清的刘彝
修建福寿沟的刘彝到底是何许人也，元人编纂的《宋史》中虽有刘彝的传记，却未记载其修建福寿沟之事，幸好正史不载的，地方志中留下了一笔，纵然如此，我们对刘彝的了解还是很少很少。 说起刘彝，不能不说他的老师胡瑗。胡瑗乃宋初大儒，在思想史上被认为是理学先驱之一。他倡导“明体达用，分斋教学”，所谓“明体”即通晓圣人之道，所谓“达用”即践履圣人之道以利天下苍生，他的学堂分为“经义”“治事”两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刘彝的水利知识，便是在胡瑗的治事斋中学习到的。 这位得到老师称赞“善治水”的学生，于庆历六年（1046）考中进士，由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做过朐山令，史载他在任上“治簿书，恤孤寡，作陂池，教种艺，平赋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当地人将他的惠民事迹记录下来，视之为“治范”。 刘彝在朐山“作陂池”即修建蓄水用的池塘，证明他很早便注意用自己的水利知识造福百姓。后来，当宋神宗想选一位治水有方的官员时，刘彝因熟悉东南水利脱颖而出，担任都水丞。有一年，流经开封的汴河涨水，众人都建议开长城口泄洪，独有刘彝认为只开杨桥水门即可，杨桥水门开启后，洪水果然退去了，刘彝治水本领之高超由此可见一斑。 熙宁年间，刘彝在虔州知州任内，除修建福寿沟外，还有两件事让后人念念不忘。一是纠正尚巫鬼之风俗。那时赣州人生病求巫不求医，刘彝到任后，著《正俗方》一卷，传播医药知识，并勒令3700个以巫为业的家庭改行为医。二是鼓励民众收养弃孩。针对饥民多弃子于街头的情况，刘彝发布榜文，鼓励民众收养弃孩，政府每日提供广会仓米两升，每月检查一次弃孩的情况，民众因可获得政府提供的米，纷纷收养弃孩。 离开虔州后，刘彝又去往桂州任知州。在桂州，刘彝遭遇了从政生涯中最大的挫折。广西地近越南，那时正是越南的李朝，李朝虽与北宋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却也经常侵扰广西。刘彝下令州民不得与越南人通商贸易，竟招致越南派军攻陷钦州、廉州、邕州。刘彝因此被拔去知州一职，先是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再则削为平民。 元祐（1086—1094）初，此时在位的是宋哲宗，朝廷再度任命刘彝为都水丞，年迈的刘彝在赴任途中因病逝世，得年七十岁。这是正史中关于刘彝生平的最后记载，也是我们所知刘彝故事的尾声。
看得见的理念
任何杰出的水利工程，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水患，若想长期发挥其设计功能，必须使它得到妥善的管理，福寿沟自然也不例外。 明天启年间（1621—1627）修成的《赣州府志》记载，那时有民众在福寿沟上盖房，以致水道堵塞，其排水功能无法发挥，天降大雨时，赣州城东北一带“街衢荡溢，庐舍且潴为沼”。修志者对前人的伟大创造沦落到这般境地，直说“可惜哉可惜哉”。 疏浚福寿沟的确是一项大工程，有人说这样的大工程“非数万金不可”，地方政府无力筹集这笔巨额资金，疏浚福寿沟之事竟因此一拖再拖，直到清同治六年（1867）才有起色。 清代设有一个叫“吉南赣宁道”的官，主要负责监督吉安府、南安府、赣州府、宁都道四地官吏的为政得失，常驻在赣州。同治六年任吉南赣宁道的是湖南人文翼，他对恢复福寿沟的本来面貌十分关心。赣州知府魏瀛、赣县令黄德溥受命疏浚福寿沟，经过与当地士绅的商议，他们提出了一个于民于官都十分有利的实施方案。 魏瀛在《修福寿沟记》中写道“令各家自修其界内之沟，官但予以期限而责其成，其无屋及公产之地，则官发公项修之”，这一方案将繁杂的疏浚工程分解到各家各户，一来官府的修沟费用大大减少，据记载这项工程官府只花费了五百缗，与数万金相比，这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大的数字，而百姓也可免于摊派；二来官府不必进入民众家中施工，也减少了对百姓的打扰。 疏浚工程从同治六年十一月开始，第二年八月便告竣工，历时不过九个月。赣州百姓对此称赞有加：“数百年未复之事，一旦举而行之裕如也，信乎，必待其人而后行乎！”寥寥数语，似乎透露了修沟之事，无关技术，亦无关资金，而关乎主事者的决心。 这次疏浚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图文资料，尤其可贵的是留下了《福寿沟图》。在这张图的背后，是宋代刘彝的杰出创造，是清代文翼、魏瀛、黄德溥和赣州百姓的共同付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尊重前人成果、守护先贤遗产的精神，连同福寿沟一起传给了今天的赣州人，如今的福寿沟不仅继续发挥排水功能，并有专人定期维护，使福寿沟能长长久久。 福寿沟近几年知名度陡增，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与其说福寿沟呈现的是古人精巧的设计，不如说它呈现的是一种看得见的城市发展理念，即关注城市地表景观时亦关心城市地下景观，营造城市绚丽时亦满足民生需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追求和谐共生。这或许是历经九百多年风雨的福寿沟给今人最大的启示。 （参考资料：吴庆洲：《龟城赣州营建的历史与文化研究》；韩高峰、黄仪荣：《城市安全视角下排水系统建设的探讨——基于福寿沟的启示》；程国政编：《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清代》等）（易舜） （本文原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8月15日06版）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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