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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颠覆性技术”何时能出现

 老沈阅览 2016-08-16
中国的“颠覆性技术”何时能出现

徐匡迪院士直言:在行政审批评审制度下很难实现,需宽容理解支持创新

                    2016年08月16日  
        解放日报记者 彭德倩

  颠覆性技术,给经济体带来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昨天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上,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对此进行深入阐述。在他看来,当前世界范围内,颠覆性技术已经促成了海量化的生活变迁、产业更迭,而中国与之尚有一段距离。

  颠覆性技术:重新配置价值体系

  “首先,以下的观点不代表中国工程院,也不代表工程院的相关战略课题研究组,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徐匡迪说,颠覆性技术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的,它被定义为一种另辟蹊径、会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根据克里斯滕森的定义,颠覆性技术能够打破现状,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重新配置价值体系,并引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与其他技术不同的是,颠覆性技术将造成利润空间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传统企业被新兴企业取代。
  更令人关注的是,颠覆性技术的可赶超性——从技术发展路线角度来看,它既有可能是完全创新的技术,也有可能是基于现有技术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型应用。颠覆性技术一般发端于非主流的低端市场或新市场,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削弱主流市场产品竞争力。无论是哪种技术,想要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它必须开辟一片新的市场。
  “很多人知道,当时全球两大胶卷巨头柯达和富士,分别掌握了产品的光学核心技术”,徐匡迪说。然而随着数码影像技术的兴起,其产品因简便小巧和多功能而被广泛接受。直接引发的两大结果,其一是成像技术的科研从光学领域完全转移至光电子领域; 另一方面,传统技术领域的企业,甚至一些原有的垄断企业,部分倒闭退市,部分转型谋求在新的技术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从电动车做到火箭的创业者

  当前,人类生产已进入高度分工与高度集成的时代,越来越细分的生产、技术领域,又被叠加、组织成为越来越综合化的产品或服务市场,有越来越多的颠覆性创新机会。但在跨国竞争、跨行跨界跨领域竞争已然常态化的今天,即使刚刚成功的颠覆者马上就得面临新颠覆者的挑战。
  在徐匡迪看来,名声显赫的特斯拉电动车开创者马斯克,是颠覆性技术创新成功的最新典型案例。1971年出生的他,开发全新的网上支付系统并获得成功,而他对特斯拉电动车的开发创新同样改变了人们对车的传统认知。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胆的计划已经从马斯克的脑海变成现实——开设商业火箭公司,通过新技术回收火箭,将发射费用降低到传统航天发射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而其未来目标,甚至包括太空商业旅行及太空移民。
  “这些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故事,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其引领者需要的四个基本要素是:年轻时就出类拔萃并立下志向;要具有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以及很强的其他学科自学能力;要能在遇到困难、挫折时坚韧不拔;创新引导者应该会组织综合团队,找到最合适的人,并给予激励。”徐匡迪说。

  急需市场机制主导的风投参与

  中国科研,何时凭借颠覆性技术的产生,为整个经济体带来“创造性破坏”?徐匡迪坦言,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这种创新很难在行政审批、评审制度下实现,而需要在市场机制主导下有战略思考的参与,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
  此次论坛的主题“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研究”,是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开展的“中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领域研究课题之一。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机械与运载相关的技术预见结果,研究未来20年我国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与发展思路、重点任务与发展路径,把握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判断我国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图景,识别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科学谋划并选择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领域和优先方向,提出重点领域、优先发展主题和技术群;筛选出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跨领域技术,特别是未来可能出现的突破性和颠覆性技术;提出需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应用,研究提出重点领域工程科技发展路径; 根据工程科技发展要求,提出需要优先开展的基础研究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出席论坛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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