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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她开车靠边摘下墨镜，用后视镜照了照驾驶座上的自己。那自眼角延伸至黑红色脸庞的鱼尾纹，干裂嘴唇间稍微歪斜的龅牙，用皮筋随意一绑、夹杂着缕缕白丝的长发，以及撑着衣服的虎背熊腰，显得像个糙老爷们儿。 这是四环、五环之间并不热闹的地方，拉不上客人又要放空回家。车从“大宇”换成了“现代”，但好几年收费都是起步价后每公里一块六，眼瞅着油价又涨了，物价又涨了，就出租车的计价不涨。放空意味着耽误时间，还白烧油钱，在她看来，那烧的不是油，而是自己的血。 这头始终罩住她身躯的怪兽——又老又破还有些闹病的车，没有给她带来多少财富，却吞噬了她的年华。不过她舍得卖命，能多拉点活儿就尽量多拉点。只是，现在跟她抢活儿的都是年轻小伙子，她干不过他们，可她又想，这么年轻就开上出租车，要哪年才算一站？ 这片新开发的地方连路灯都没有，她以为北京城被轰平了她都认识，可这里真不认识。用电子地图导航，她玩儿不利落。停车打听路怎么走，看不见一个人。她想，只要奔着城里的方向开，肯定能到家，但可能会绕远。她最不愿意绕远。开了一会儿，眼前终于出现一条盘旋的高架路，那路上的盏盏昏黄的灯似夜晚舞动的火龙，一直蜿蜒到天的尽头。她想开上去，但找不到高架路的入口。想喝水或吃东西，车上没有，路边也找不到。天气很冷，空调只有冷风。这一切恰似她的处境——儿子跟她闹别扭，不想学理科，丈夫根本不理她，理她的时候张嘴就提钱。为了挣钱，她想做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都没时间。她想从单位提前退休，可是不好办。如此这般，她还遇到了一个新麻烦，就是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她拉了一个拉过几次的客人，是个胖胖的白净男孩，戴着黑框眼镜，像一只熊猫，没想到他会投诉她。 她灭了车，伏在方向盘上，呜呜地哭了。她想起上一次哭，还是当知青的时候。 二 那个男孩打车从蓟门桥到国贸桥去上班，像钟表一样准时。每次要花去四十块钱的打车费。她不禁胆战心惊，暗暗算了一下，若是他上下班都打车来回的话，一个月下来就要花掉一千块钱。而刚毕业的上班族一个月一般也就挣两三千，工资岂不都打车了，哪够吃饭？ 那一次，她居然又拉上了他，是下班回家。车走到三元桥有点堵，但还能走。路上无聊，前后左右纷纷亮起红色的刹车灯，红灯像一条血线，也像火龙在灼烧着她的心。 “这红灯，也跟十字路口那红灯似的，一看就得停。”她一般不主动跟客人聊天，今天忍不住问两句，“我好像拉过你，每天都打车上下班吗？” “嗯，坐车很累。”那男孩冷冷地答。 “坐地铁多好，又快又不堵，你这线还不用换乘。” “得上下走。” 她听得一愣，年轻人都把上下地下通道乘地铁当跋涉了。 “每月挣多少，够打车的？！” “四千多吧。” 她的话是种感叹，在不同场合还能有点小讽刺或小反诘，但这男孩不是本地人，毫无戒心地回答了她。她自己念叨：“一趟四十多，来回八十多，一个月得小两千了。二分之一给人家了，多浪费啊。” 这几年开车，她时刻注意世风的变化。若是自家亲戚，她肯定不让他打车，劝他干脆骑车或走路，能减肥。要是前些年，她也许就直接说了，现在她只是忍不住道：“省着点吧。” 那男孩没理她，她又大声说了一遍。 “用不着。”她通过后视镜瞟了一眼，见那胖男孩正在戴耳机。她刚想，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大人问话都不认真回答？可又一想年轻人都这样，没辙！ 她又想，自己进项也能有这个数，但绝对一分钱也不敢乱花。 正想着，那男孩的耳机线有点乱，解不开，一边解一边甩了她一句：“老他妈嘚啵嘚，烦不烦！” “小伙子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谁跟你说话了？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什么态度啊！打听那么多干吗？再矫情我投诉你，侵犯人权！” 她吱地猛踩一脚刹车，车本来走得很慢，踩得再重也没什么。 “哎哟，磕着我了。你诚心颠我是吧？告诉你，我报警去信不信？”那胖男孩只是颠了一下，说这话他声音清脆，并不难听，但声调略高，字字入耳。 她真想说：“你给我下去，钱我不要了。”但车在三环主路的桥上，走下去要很久，危险不说，还违反交规。所以她把话忍下去了，任那男孩用多么脏的话骂她。一会儿那男孩像是要听歌了，不理她了。 到了地方，男孩倒是很认真地掏钱给她，要了票。计价器里的针孔打印机把票纸吸进去，再刺啦刺啦地吐出来，那几秒她最难熬，仿佛过了几个世纪。她撕下票递给他。那男孩认真收好，拿好东西，下车走了，并未重重地撞一下车门什么的。她长出一口气。比这粗野的，骂骂咧咧的客人遇过很多，她都没当作心事。她想把车停在路边，找地方吃晚饭，但小饭馆被龙卷风刮走般消失了，而毗邻那片废墟的，是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楼已经盖成，正在浇灌水泥，并且将贴上整片的反光玻璃，像个全身穿满了闪光亮片的美人。 她宁愿开得远一点，遇到有活儿也没拉。她去了的士餐厅，那里像学生食堂，都是出租车司机来吃饭。十块钱一份，米饭和汤随便加。她从前绝不来此吃饭，她受够了男司机的粗野、肮脏与恶臭。他们的眼睛永远睁不开，头发乱蓬蓬的，说话只围绕着下三路，牙缝中残存着韭菜。他们随手剥开整头的大蒜，用手捻掉像紫色薰衣草花颜色的蒜皮，扔入口中嘎吱嘎吱地嚼碎，像吃一块粘满蜂蜜桂花的糖水荸荠。 她躲在角落，离他们远远的，不想听他们骂街的话。她扭头看餐厅外，外面明亮，屋里阴暗，透过门口能看到对面一家餐厅红色的招牌：京味菜。那红色划破黑暗的夜空，她想现在就走出这里到对面那家，顶多点一碗炸酱面，再来个干炸丸子或京酱肉丝。可炸酱面还不如家里做得好。她想起童年，由母亲带着去吃大地餐厅的西餐。还想起刚开上大公共时，她还花五块钱去“老莫”喝红菜汤，然后钱包就瘪了。现在她钱包不会瘪，但绝不想去吃一肚子干凉的硬面包。那感觉像在下一盘象棋但不知落子在哪儿。 这么想着，她随手收了餐盘，把大量的剩菜倒进大桶，从熙熙攘攘的司机中间穿了出去。 不与身边这帮人为伍，又能怎样？ 第二天晚上，她本想休息，她在家里接到车队领导的电话。说有人投诉，昨天晚高峰时她在三环主路上拒载，态度还十分恶劣。 “我没这么说。”她一遍一遍地给队长解释。 “客人原话就这样，抽空来车队一趟。最近正狠抓纪律，咱们得说道说道。” “我这么说话我傻啊！”她急了，冲着队长嚷道。 “哎哎，小点声，每次都山呼海啸的。别吵着孩子做功课。”丈夫正在看电视，他嫌她吵到了他。“不顾我，也得想想孩子。”丈夫补充道。 她来不及理丈夫，继续冲着队长说：“有本事，你让他来车队，咱们说道说道。” “人家投诉，谁来陪你玩啊？我可是够给你面子，上次撞车的事还没了，赶紧把车门的漆喷上，别验不了车。”队长没好气地挂了电话。 她放下电话后，一时赌气，才又接着出车。队长说的撞车，是她正常行驶，被别人把副驾驶的车门撞瘪了，幸好没拉客人。前后反复扯皮，修好后，车门上“?菖?菖汽车出租公司”的字样还没喷上。 这一出去，她的腰越来越痛，不是一天两天的毛病。有几天，她把车停到家门口，熄火后都下不了车，仿佛粘在了车上。要双手用力，搬自己的腿，再用力撑着车门和座椅，一点一点把身子搬出来。每次街坊大妈见到都说：“哎哟，慢点，要买车啊还是要买房啊？瞧这罪受的！” 她下了车，直直腰，更觉得委屈。 可这两天，丈夫不知怎么来了兴致，大夜里不睡，总想摇晃她。她说腰疼，让丈夫给揉揉。丈夫自讨没趣，比画着揉了两下后翻身睡去。一会儿丈夫还想做那事，但看她睡得鼾声四起，也没了兴致。他记得她从不打鼾，这次的呼噜轻微而均匀，关键时也哼哼两声，像是一头巨兽受伤时的呻吟。丈夫出门到地坛遛早儿，跟一帮比他大的、退休无事的、打门球的老头儿聊天。他总是围观至十点，觉得这运动不错，球门不大也没把门儿的，打进去不费脑子也不累人。但老头儿们不理他，都紧紧地护着身边戴墨镜和遮阳帽的老太太。这是一帮老干部，自己的圈子从不带外人玩。他偏不信这邪，非要进去耍一下。就这样，他一直做热心观众，等他到早市买菜时摊主都收摊儿了。 丈夫看打门球回来了，发现她趴在床上真起不来了，才说用自行车驮她去医院拍片子。“我要能坐自行车，我就不至于这样了。”她小声说，豆大的汗珠滴答下来，落在平房洋灰的地面上很快消失，根本看不出来。 丈夫扶着她出了胡同口，她奋力打了车。上车后发现开车的也是个老司机，看上去身体比她强不了多少。路上堵车，她为了分散点注意力，下意识地攀谈上了。 “不行喽。”那老司机一脸悲哀，“你知道，我年轻时，给一学校领导开车，都指着我这一辆。我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说拉谁就拉谁，当官的管天管地管不了方向盘。嘿，背地里管我叫二校长。那会儿办事，找不到秘书，找司机也行。” “那您怎么开这个了？” “谁知道啊。学校被合并了，我就出来了。看这个来得快，我还花了不少钱才谋到这事由儿，哪承想，好比给判了个无期！” “您没挨上这一刀就是好事。我看她是躲不开了。”丈夫没好气地插嘴道。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她说。 “没事，咱职业病，我还真有，就是腰椎，保守治疗呢。以前开车，人五人六的；现在，还没人家抱的狗利落，连人模样都没了。” 她知道，一旦她和别的男人说话丈夫就不乐意，不管是谁，亲戚都不行。 她被丈夫搀扶着下了车，从远了看，很像她搀扶着丈夫。 他们进医院，挂号排大队，交费排大队，一会儿划价排大队，拿药排大队，等片子又等了很久，直至中午才看上。大夫说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了，再不做手术会压迫神经。 “做手术要多少钱？”她问。 “几万吧，不贵。”医生说，“做完手术要带着护腰板躺仨月，什么都不能干，不能弯腰，不能着凉。尽量少走动，以后才能慢慢地增加运动。要好齐全了得一年半载。” “能保守治疗吗？”丈夫问。 “也行，看病人自己的忍受程度。”大夫说，“就算您要做，也一时排不上队。” 她回到家，下决心要去车队。丈夫、孩子、单位、房子、车子，她要做个了断。世界上三百六十行，她最恨的就是开车。而当下最关键的，是她急着用钱。 三 她想起自己从内蒙古回来的那天，一直不敢相信北京还是自己的家。她扛着笨重的行李从北京站出来，上了104路无轨电车，长安街上还是那几栋大楼，街上的年轻人挎着黄绿色的帆布包，但多已穿上白衬衫，她还是一身军装绿。车上有个人不小心踩了她，没句客气话，好似拿她当外来生物一样地看着。她动嘴吵了几句，却发现都把她当作外地人，直至她扛包走进自家胡同还这样。 胡同里变样了，少了前几年“文革”时的狂躁，大家忙着平反，找工作，退赔抄家物品，补发工资。匆匆忙碌，又无所事事。返城的知青没工作，在工厂上班的人也心不在焉，三天两头泡病号，学跳舞。她路过公园，看见里面有穿连衣裙的女人，悄悄靠在男人的肩膀上。她们不会化妆，只会把脸抹白，脖子和脸不是一个颜色。 胡同里多了几处地震时修的加固墙，正好阻隔了墙上刷着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进了院子，多了小厨房，院子更小、更挤、更阴暗。她回到屋里，中午吃了碗面条，下午到街道登记处报到，晚上哥哥姐姐回来，一起帮着她腾地方。她记得上初中了，还跟哥哥姐姐挤在一张破硬木板床上。现在不行了。没地方睡，她在大床边上接出一排凳子，找出陈年的被褥垫上，父亲早不在了，她和母亲挤一张床。那年，她二十九岁，对象在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好上了，家里不知道。 在家待了一周，她去街道登记处登记找工作。登记的人对她没有一点好脸色：“就你这样的知青乌泱乌泱的，高中没毕业，不上不下，没学历没关系，能‘扛大个’就不错。” “行，我干。”没毕业也是重点中学，又不是我不想念书，她想。 “人家不要女的。”负责人说。 “还有哪儿？” “清洁队。” 她想到那种“地撮”。把地上的垃圾撮到垃圾车里，车上有铁锹，人在垃圾车外扶着铁杆迎风站着，任风吹硬了脸颊，吹散了头发。挺威风的，像铁道游击队。真扫一辈子大街？和淘粪工人差不多了。尽管她知道，时传祥是光荣的。 一连几天，她每天都出去，不是不想在家，是家里待不住，太穷太破。她不能和母亲挤着，主动搬到堂屋去。晚上在堂屋里摆上那几个凳子，铺上层木板当床，白天来人了再撤。有人开玩笑说：“死人才睡门板呢！”这话太不吉利了，她生了气。 她出门打听一圈，回来对母亲说，府学胡同那边有空房，她想租了搬出去住。母亲一百个不乐意：“要是实在找不到活儿干，你在胡同里摆摊儿给人家理发成不？一次两毛成不成？大伙儿的头发不都是你理吗？” “我去清洁队！”她说。 到了清洁队，一见面，人家看她挺文静一姑娘，白净，稳重，像有点文化的样儿，不乐意要。她一连几天想不开。当了知青时种地放羊，连炊事班都干过，怎么连清洁队都不要？ 她又到了街道登记处。 “我想去汽车公司。”她说。 到汽车公司以后，她被分配到8路车上卖票，分早中晚三班倒。早班五点半发头班车，四点半到岗。四点钟有班车，三点半就起床。到岗后，要等着着车、给车加水、打扫卫生，然后一直到中午十二点找个近的站下车，要么到总站再骑车回家。到家就一顿猛吃，吃完了赶紧补觉，人人都是大肚囊子。一个月挣二十六块，每天一块，休息日不一定在礼拜天。若临时有急事，休息日可以借，但必须还。 每逢晚班，她下班后，会到北新桥十字路口的东南角，那里有个昼夜营业的妇女食堂，晚上卖包子馄饨、面条，花一毛多钱。煮馄饨的是个大锅，中间有篦子当作格挡把水分开，一边放着一只鸡，一边熬着腔骨，常年咕嘟咕嘟地冒着气。从一九八三年开始，这里就不要粮票了。吃完后到家洗洗涮涮，睡觉要两点了，再起床就更没点了。她每天都在车的前门儿外，把人使劲儿往里推，车门趁着人刚一推进去的劲儿才关上；再到后门儿猛冲上去，单脚点地，一手拉门把手，一手拿票夹子冲前喊：“关后门儿！”“那边的同志，买票帮忙递一下！” 她能干，工作实诚，不到一年，就让她学开车。女司机不多，学车的师傅对学员不分男女，虽不能打，但动不动就骂：“方向盘有从底下掏的吗？不讲究！挂根骨头，狗都会了。”有比这更难听的，有一次把她骂哭了。她想去车队告状，但教车的师傅都是五十年代过来的老司机，带着工人阶级出身的高傲。他们本是新中国成立时市政招来的闲人，是挖河泥、修城墙的闲汉。末了没地方，收编一批人给了汽车公司。都是些老油子了，告状？不给人笑话。她有心不学车了，想接着卖票，卖票不轻松，但不用担那么大的责任。 可是，真不能只卖一辈子票。她咬牙听着师傅的脏话把车学了下来。自始至终，那师傅从没夸过她一句，永远是她不对。 北京的汽车公司分四个厂子。她进的是四厂，每天跑四圈、一百公里上下的任务，成了一头围着北京城拉磨的驴。汽车要用操纵杆打火，每次一拉，那操纵杆硬邦邦地弹回去，直把铁质的平台侧面砸出一个深深的大坑。紧接着是一阵轰鸣，比火车启动声音还大。冬天四处漏风，冻得脸通红，总打不着车；夏天身边是大机器盖子，热得汗如雨下，能烙饼摊鸡蛋。还要把机器盖子打开，以防止车温度过高。每辆车的发车时间都要换，让所有的车都跑到一定的公里数，都有均衡的保养。每天都有车进保养车间，给轮胎打气、换位，要保证轮胎磨损得均衡，查查有没有缺黄油、螺丝松的地方。要用电器灯光检修，每个车队的终点站都有应付“急修”的保养工。那时候轮胎还有翻修的，旧轮胎套上一圈新橡胶再压上花纹。用司机的话说，得让他们有活儿干。 大公共的排班方式很丰富，除了最累的早晚班，还有大单班——从早上六点钟出来到上午九点钟，再接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是为了早晚高峰加车安排的，都是离路线住得近的人干。有小单班，中午十二点跑两圈或一圈半，回车站等着——这段也按出车算，下午四五点钟再跑一两圈。有日班，早上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不用早出晚归。一辆车两个司机，每周或半个月一换班。 刚开始开大公共，她觉得很新鲜，一发下工资她就贴补家用。几个月以后，她给自己填补各种窟窿，买生活用品，或吃碗地安门小吃店的素炒疙瘩、白魁老号的豆面丸子汤。都一处砂锅居里的美食都想吃，但吃不起。有一次中学同学要组织聚会，去“老莫”，平均每人得三五块，她想去，预算不够，省吃俭用地去了，大家都穿得一般，但她显得更破。等她稍微有点存款，是半年以后。而这时，她对开车厌烦了。问题在于，女同志都给照顾排小单班和日班，就她总是早班接晚班，永远早出晚归。 汽车公司一般都是老实人，但也有不文明的，还有进过狱又放出来的，有的连初中都没上过。女司机并不多，仅有的都口无遮拦，满嘴祖宗奶奶地说话。男司机更是牙齿间粘着韭菜叶子，满嘴喷着辛辣的酒气、口臭和蒜臭的黄段子，经常有不洗脸和蓬头垢面的人，脖子脏得像根车轴，衣服领子都变了色。他们眯缝着眼睛，眼角沾满了眵目糊。她不知怎么跟他们混，一起说脏话吗？ 她知道自己内向，吃了没朋友的亏，遇到被刁难连个说体己话的人都没有。这天早上，她又打开车的水箱，用长嘴的大铁壶去补水。她想着加完水去旁边的调度室问问，看看排班能不能换换。就以身子不方便为由，调度员也是女的，按说能体谅。可调度室门口站着个男司机，正跟女调度员打情骂俏，她过去说话不方便，正想着，壶嘴没对准，水洒出来了。 忽然间，那男司机跟着取笑：“嘿，您对准了啊？我来吧，我对到你那窟窿里，肯定准！一滴都不洒！”附近还有几个人，他们哄笑起来。她气得抡起铁壶，冲着那男司机的方向摔去，发出巨大的响声。可长嘴的铁壶摔得并不远，冬天的凉水洒了一地，反而溅到她肥大的裤腿上。 “不要脸，臭流氓！”她跳着脚骂道。 “你这儿摔得谁呢？铁壶是公家的，有意见不能摔公家东西。”那男司机没有急，一脸坏笑，说得半真半假。 “哎，水别往这儿洒，都进屋了。”水只洒到调度室门口，那女调度员靠在门框上嗑瓜子。 她一步就进了调度室，说：“您给评评理，他欺负人。” 那女调度员笑了，一边笑一边继续吐瓜子皮，那瓜子皮已吐了一地，说：“就说这么两句，至于吗？” “至于！你们也欺负人！总把我排早晚班，我也是女的！” “你找人去吧，谁答应替你，直接来挂班。”女调度员说。挂班就是排班，人和车都有名字牌。每辆车挂俩司机，每个司机又挂俩售票员。这几个班大家轮着来，表面上是公平起见。“你还别嫌累，郊区司机两圈半就一百四十公里！咱们这儿算好的啦。没听说吗？外地的大公共，连喇叭都不响，拐弯时拿根木头棒伸出去，对着车门哐哐敲，每辆车门上瘪一大坑。” “嘿！嘿！赶紧换去吧，都尿裤子啦。”那男司机一边劝一边损还一边安慰，“麻利儿的快点，脱下来到炉子那儿烤烤，别一会儿都结了冰。” 她瞪着那男司机，气得几乎要动了手。 “瞅人家刚开车，你们真能耐！”正说着，过来个矮矮墩墩的男人，透着精壮，也透着严厉。他一说，大家就都蔫了。 “德子啊，屋里坐。”女调度员招呼道，说完又转向男司机，“正严打呢，你们也不收敛点，赶明儿都把你们关号里去。”随后又安慰起她来。调度员们心里清楚，她们是跟领导关系好坐进了调度室、安全科，表面上工资少了两三块，但不用受苦。安全科负责纪律检查抓司机聊天，能装成乘客逗你聊。 德子没进屋，他转了一圈，手里拎着一条破缅裆裤和一件军大衣：“给你找一棉裤，赶紧换上。”他又对女调度员说：“我跟她换班，回来后商量。” “不了，不了。”她来不及换裤子，也来不及拒绝。她想喝水，但还没有烧开。发车的点到了，她凑合着去开了一天，临下班时腿冻得直哆嗦，鞋都有点透了。 交车以后，见德子还在等她，硬要塞给她件军大衣，她已有羽绒服，没法再套了，只好凑合拿着。从那以后，一连几天，德子总是出现在她车前车后，她明白，这是在追她。 …… ——摘自中篇小说《女司机》，作者侯磊，原发《青年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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