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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多根植于广大民众之中，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与大众生活距离很近，是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非遗”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新的保护思路。它不单需要从宏观的层面去考虑发展趋势，更需要从基层的角度去创新实践方式。 首先，要做好京津冀三地非遗协同发展战略规划。要将创新的发展思路列入中央的部署规划、部委的工作计划或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计划，推动京津冀三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非遗传承保护的协同共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在制定宏观战略外，还要将非遗传承保护从常规的“十三五”规划中独立出来，编制专项规划，设计京津冀三地文化消费特殊政策，规划京津冀非遗保护的国家工程，争取将其纳入文化部、财政部的重点工作计划。
其次，要做好基层创新。京津冀三地资源不同，公共文化投入资金不同，民众消费能力不同，政府支持力度不同。在资源基础不一的现状下，京津冀三地要根据实际情况，从基层工作的角度创新工作方法，通过税收减免、传承人补助、引入社会资金等方式支持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要立足当地，从实际出发，以在地化为核心，选取合适的非遗项目，本着“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发挥京津冀三地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将非遗项目转化为符合现代需求的文化产品。同时，通过非遗与特色小镇建设，非遗与文化旅游业、休闲农业、演出业等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激发当地基层广大群众的创造活力。
总之，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形成从宏观到微观的行动目标和行动计划，激发从政府到民间的参与动力和创造活力，推动京津冀三地非遗保护合作的落地。 2015年10月21日，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示范走廊发展联盟成立，旨在推动京津冀三地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在资源、活动、服务、管理机制等多个方面实现共建共享。具体到京津冀三地非遗传承发展，要进一步建立常态化的人才交流机制和活动交流机制。 首先，要建立多层次的人才交流机制。建立京津冀三地常态化非遗干部交流机制，不仅能够促进思想观念和发展举措的相互学习，还有利于资金、项目、资源对接，有利于优势互补、开展合作，推动京津冀三地非遗保护协调、快速发展。制定京津冀三地创意人才交流扶持政策，实现京津冀三地创意人才的自由流动，加强非遗传承人的研修交流活动，为非遗传承人搭建沟通平台，同时也为学院精英与民间艺人搭建沟通平台。
其次，要建立常态化的活动交流机制。通过定期举办京津冀三地非遗类展会、设计系列京津冀三地非遗高端论坛，通过非遗项目与其他区域公共文化活动的深入结合，推动京津冀三地非遗项目的区域间交流。
总之，通过人才交流和活动交流，激发京津冀三地非遗保护工作思路新火花，加强京津冀三地非遗与现代生活结合紧密度。 京津冀三地非遗资源丰富，自2006年来，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达一百项，其中北京国家级非遗项目包括京剧、同仁堂中医药文化等49项；河北国家级非遗项目包括沧州武术、曲阳石雕等35项；天津国家级非遗项目包括杨柳青木版年画、京韵大鼓等16项。摸清京津冀三地非遗资源家底，是非遗传承保护发展的前提。建立京津冀三地非遗发展资源库，是京津冀三地非遗传承发展的基础。 建设京津冀三地非遗发展资源库，在完成对京津冀三地现有非遗资源梳理工作外，还需要完成整理非遗名录、了解非遗分布、建立非遗项目库、清点非遗传习场所、完善非遗传承人列表等工作。对资源库数据要实行动态管理，清晰地分析各地发展的优劣势，实现京津冀三地非遗保护工作、非遗产业化项目、非遗学术研究成果的共享。 京津冀三地非遗传承保护要合作共赢，信息不能成为短板。因此要建立区域性非遗研究智库，对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非遗项目产业化、京津冀非遗资源进行针对性研究。要以政府采购的方式，把智慧纳入到政府的决策之中，实现京津冀三地共享，这将对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京津冀三地非遗发展研究智库，不仅需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非遗研究专家，更需要非遗传承人、基础非遗管理干部、文化名人，以及更多产业研究和传播研究方向专家、科技专家，将京津冀三地非遗发展研究智库整合成为多学科、多背景的新型智库，切实推进非遗传承保护工作和时代发展相结合。 非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从事这些技艺、表演的传承人在继承中又会将自己的体会、经验融入其中，所创作的作品都会留下时代的印记和元素。不可否认，创新和产业化特色化发展至关重要，但我们要创新，更要完整传承。传承人不仅要继承工艺，更要深刻地了解所从事的技艺的历史。只有建立起完整的认识，创新才有坚实的根基，创造出来的新作品才可能是继承了深厚文化内涵的精湛艺术。 同时，无论怎样创新，非遗技艺应把握一个核心要素，即不能放弃手工技艺。我们要科技，更要守住技艺。科技不能代替技艺，传承人一旦放弃传统的手工技艺，就丧失了手工技艺所特有的生命力，但非遗传承人不能单纯的满足现状。我们要保护，更要提升素质。要提高非遗传承人的文化修养、设计意识、市场意识，提升非遗传承人的综合素质，实现非遗的价值再生。提升传承人的素质，是为了发展，但发展并不意味着摒弃传统。我们要发展，更要坚守传统。非遗所依附的乡村文化日益瓦解，活态传承面挑战。政府在制定搬迁、复建规划时，应首先考虑非遗保护规划，使其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并居核心地位。最后，我们要借鉴，更要完善法制。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经开展15年，出现了很多新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加快非遗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制定成为当下的迫切需求。日本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划定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其中和服位列第二条。根据法律规定，身着和服的游客可以免费进入京都所有博物馆，京都出租车为着和服乘客提供九五折优惠。因此，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解决非遗保护的深层次问题。 非遗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记忆载体、文化多样性的鲜活样本，更是当代生活的底蕴和滋养，是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的创意资源宝库。京津冀三地非遗的保护传承，不仅是面向传统的挖掘、整理和学习，更是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背景下，面向未来的文化一体化建构。我们要充分利用京津冀三地丰富深厚的非遗资源，通过体制机制方法的创新，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使之融入生活、服务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负起文化建设和价值引领的重任。 （本文为范周教授在“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示范走廊”发展联盟论坛上的发言摘要） 作者简介：范周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学部长兼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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