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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李适（kuò）（742年5月27日―805年2月25日），唐代宗李豫的长子，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则天和唐殇帝以外），在位26年，享寿64岁。在位前期，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但泾原兵变后，文官武将的相继失节与宦官集团的忠心护驾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唐德宗放弃了以往的观念。在执政后期，唐德宗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税间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
天宝元年四月十九日（742年5月27日），李适出生于长安大内宫中，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孙、唐代宗李豫的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
李适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他14岁那年（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唐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大唐帝国的盛衰变迁中，唐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中的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唐代宗即位之初，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肩负起与安史叛军余孽最后决战的使命。平定叛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画像入凌烟阁。
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于长安宫中。
身为皇太子的李适遵照父皇遗诏柩前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德宗。唐德宗在位整整26年，要用他遗诏中所说，就是“二十有七载”，这是虚指。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时间长的只有唐高宗李治和唐玄宗李隆基，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在位23年；在他之后，再没有哪个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时间长。
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唐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贵，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即位之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革新，果敢有为。但是，唐德宗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尽管初见成效，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唐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壮志竟然消失殆尽。唐德宗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作为，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并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使唐德宗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唐德宗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唐德宗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守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唐德宗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
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谋联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唐德宗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儿子李纳被打得大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
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唐德宗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但是，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年）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唐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唐玄宗、唐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唐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唐德宗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
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唐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唐德宗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年）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第二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唐德宗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唐德宗又以吴少诚为节度使。
显然，唐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四王二帝”事件与“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
据说，唐德宗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
唐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减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唐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对内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转而变为后来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制度。
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唐德宗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
在刚刚即位的当年闰五月，唐德宗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唐德宗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700匹缣、200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唐德宗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他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唐德宗即位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
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唐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乱，使唐德宗还进一步思考，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时候，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慢慢地，唐德宗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
兴元元年（784年）十月，也就是唐德宗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唐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重宠。
到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唐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五月，唐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唐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唐德宗以后政治中枢最重要的力量。唐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唐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由即位初期的节俭和禁止各地进献转变为喜欢财物与大肆聚敛。
唐德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唐德宗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
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32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一放了之。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唐德宗的一些政令，的确显示出新君登临大宝以后的新气象。
但是，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他似乎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也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方向他进贡。此外，唐德宗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贞元年间担任宰相的陆贽，因为拒绝所有来京城办事的官员的礼物，唐德宗还派人开导他，不要太过清廉，对人家的礼物一律拒绝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马鞭、鞋帽之类的小礼物，收受一点也无关紧要。
从禁止地方额外进贡到大肆聚敛钱财，唐德宗不仅改变了他的财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给他的治国为君之道带来了不良名声。
唐德宗在位前后施政风格出现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说明了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饱经离乱的壮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
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使唐的税收有了明确的规定。将之前杂乱的税赋改为夏秋两收。
下罪己诏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天灾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作态之嫌。而李适此诏则纯粹面对人事，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刻反省和强烈谴责，因而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草诏，但唐德宗李适的深切忏悔之状依然溢于言表，千载之下阅之，恍如犹在眼前：
……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怨气凝结，力役不息，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罪己诏下达之后，“四方人心大悦”。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斐然的文采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重点是--它关照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收复人心的东西从来都不应该是虚的，而必须是对于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关注。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是百姓得以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诏书又宣布对叛乱诸藩及其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这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可能缔结的联盟，同时在此基础上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所以，与其说罪己诏是天子李适自我的真情告白，还不如说这是李唐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勘乱形势不得不重新建立的一套战略构想。
公元787年，唐德宗在一个叫辛店的地方打猎时，来到一个叫赵光奇的农民家中，唐德宗问：“百姓们生活的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唐德宗说：“今年庄稼获得了丰收，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赵光奇回答道：“国家的诏令不守信用。前边说的是除两税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现在除了两税之外的各种强迫收费比两税还要多很多。
后来又说这是和籴，实际上是对百姓巧取强夺，而且还不给百姓们钱。开始时说收百姓的粮食由官府到百姓家中收取，现在却强迫百姓们把粮食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家干农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车也坏了，导致家庭破产，难以维系。人们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国家每次发布的优恤百姓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圣上深居在防卫森严的皇宫里，哪里会知道这些呢！”唐德宗下令免除了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评点这段历史时说：唐德宗真是太难以悟透治国之道了！自古统治者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被下属截流而百姓得不到实惠，民间的真实情况被官吏隐瞒，上边被蒙在鼓里。所以君主虽然心里经常挂念着人民，不断出台优惠百姓的政策，但百姓却由于得不到实惠而并不买账；老百姓愁困怨愤，而君主却无从知晓，以至于百姓和国家离心离德而走上反叛的道路，导致国家危亡，政权的消亡大都是由此造成的。
唐德宗偶尔因打猎来到百姓家中，正赶上赵光奇敢于直言又了解民间的疾苦，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情。唐德宗本来应当彻查有关部门搁置朝廷政令、残酷搜刮百姓、横征暴敛和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及身边那些天天都说五谷丰登百姓欢乐的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们绳之以法。然后细察民情，改革弊端，推行新朝政，摒弃浮华没有用的东西，废除虚而不实的文风，出台政令谨慎务实，鼓励勤勉诚信的社会风气，仔细审查事物的真伪，辨别忠奸贤佞，帮助和扶持穷困的人，严格执法，为遭受冤屈的人昭雪申冤，这样天下太平的大业才可以实现。
唐德宗抛开正事不做，只是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徭役。以天下四海之广大，亿兆众多的黎民百姓，又怎么可能人人都有亲自向天子进言的机遇而令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国家优民政策的甘露呢。
其实，身为皇帝的唐德宗，也和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样荒淫无度。他不但与他的前辈一样，后宫拥有三千佳丽，而且还经常挑选如花似玉的才女充当后宫的女官。皇帝后宫的女官说穿了也就是皇帝随时可以召幸的有官衔宫职的宫女。“六宫宫职总新除，宫女安排入画图。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相呼。”这首古诗就是宫中女官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时，在卫河之滨的贝州清河，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清河县有一个饱受儒学浸润的书香世家，一连诞生了美艳照人的五朵姐妹花。在饱读诗书的父亲宋廷棻的教育和熏陶下，宋氏姐妹五朵金花个个天资聪颖，能文善诗，才华横溢，一时名动天下。
据《旧唐书》记载：女学士尚宫宋氏传女学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贝州清阳人。父庭棻，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惠，庭棻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长女曰若莘，次女曰若昭，余下曰若伦、若宪、若荀。大姐若莘和二姐若昭二人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
宋廷棻一生把精力都放在了女儿的教育培养上。父亲家教有方，循循善诱，五个女儿也皆聪明好学，相当争气，学业日进。因为若莘年长，又博学多识，才华出众，文学造诣尤深，在后来若莘就代替父亲教诲妹妹。在妹妹面前，姐姐俨如严师。五女皆洁身自爱，举止大方，衣着朴素，而在这五姐妹中，尤以若莘、若昭高洁特出，不愿与寒乡凡裔联姻，不屑于修容饰巧、薰泽靓妆，而专心学问，欲以学问为家庭争光。
唐德宗贞元四年，即公元788年，昭义节度使李抱其得知这一传闻，甚感惊奇，于是，他向唐德宗推荐宋氏五姐妹的才学，唐德宗立即召见宋氏五姐妹入宫。面对皇帝的召见，五姐妹从容镇定，对答如流，唐德宗对此大为赞叹，遂将宋氏五姐妹全部留在宫中。
唐德宗每与侍臣写诗唱和的时候，便带着若莘姐妹随从左右。五朵金花，玉树临风，月明花艳，光彩照人，在当时的唐朝宫廷之内可谓一时盛事。唐德宗敬重宋氏五姐妹的才学，不册封嫔妃名分，而称她们为“学士”，并命若莘掌管六宫文学，加封为“外尚书”。
女儿的成名让远在家乡的父亲也身受隆恩，唐德宗授予宋廷棻以官职，享受国家的俸禄。若莘死后，唐穆宗又拜若昭为尚宫，继领若莘之职，同时，还教导诸皇子公主，历经穆、宪、敬三朝，三朝皇帝均称呼其为“先生”。若昭经历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五朝，唐宝历中期去世，封为“梁国夫人”。
宋氏五姐妹一生备受唐德宗恩遇隆宠，风光无限，在古代女子中可谓是难得一见。但是，在那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这五朵文采斐然、明艳照人的姐妹花，演绎的不过是皇帝后宫亦官亦嫔的历史悲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逝世，谥号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葬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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