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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晋如 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白话文的主体地位，二千多年来一直作为民族共同语的雅言退居边缘，成为潜行于地下的洑流。然而，语言的变革只是表象，新文化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更深刻的变化是，它让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产生突变，从此以后，几乎不再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相应地，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新文学的拥护者为之欢欣鼓舞，宣称中国文学从此融入世界文学，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比如我——看来，这却意味着中国文脉的沦丧。盖一国之所以能卓立于世，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夫无世守之学便无世守之国，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便因其有世守之国学。一国之学何者最重？当然只能是滋养性情，让生命更好地成长的文学。文学不仅是关乎个人修养的学问，更是一国国民精神的最高表现。因此，处今之世，若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正脉，就不能不先理解何谓中国的文学，而要理解何谓中国的文学，先必须廓清新文化运动的迷雾，尝试理解中国古人对文学的定义。 新文化运动以后所讲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当中的一员，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等量齐观。但倘使我们上溯诗、骚，仰观俯察中国传统文学的源与流，便可知道中国文学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学，它有着卓然不群的品格，特立独行，无与伦比。它与世界各国文学之间的差异，不是体现在文学风格、审美旨趣上，而是体现在它们背后的人文精神上。概乎言之，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的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分野——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的文学都起源于民间，是国民的文学；而中国文学起源于庙堂，是士大夫的文学。起源于民间的文学，不尚典重，不崇古雅，注重通俗性、人民性，崇拜想象力，叙事文学如戏剧、小说是其主流；起源于庙堂的文学，以高古雅正为极则，它的创作主体是士夫君子，文学要能抒写贤士大夫幽微隐曲芳馨悱恻的心志，它的受众主要是读书人、士君子，浅俗鄙俚是它的第一天敌，崇拜学养，以抒情的文学（如诗赋）言志的文学（如古文）为主流。 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传统的中国文学，乃因现代中国人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不再崇尚君子之道。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劈头即曰：“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今译康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说的是世界文学对天才的推崇。然而王氏又云：“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绝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接着几乎都是举中国文艺的例子，以阐明其说。他说出了中国文艺的特异之处，即中国文艺有着很多并非天才之创制，却因其积淀了学养、历史、文化而卓绝的作品，这类作品是靠着古雅的风格而与天才创制分庭抗礼的。王国维能发现古雅的美学意义，缘于他本就身处与世界文艺迥异的中国文艺传统中。然则何以中国文艺能有此卓异的风格？原来，中国的文学、艺术，本来只是君子的修养之术，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文学、艺术原不过是成为大人君子的途径罢了。这样的文艺传统，当然并不鼓励不世出的天才，而是要鼓励博学于文，好古敏求的为学之士。 文与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常常是可以互通的。六经又称六艺，是文即艺也，后世制艺实则八股文，是艺即文也，刘融斋《艺概》，实即文、诗、词、曲诸文体之概论。必欲区分之，则“文”内涵较狭，而“艺”则涵盖殊广。兹单言文学，以别于书法绘画音乐诸艺术之道。 文学，或单言之曰文。《论语·学而第一》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在孔子看来，德行是学者必修的基础教育，文学则是行有馀力者才有资格接受的高等教育。故文学实较德行更为重要。南宋朱熹解释道：“文，谓诗书六艺之文。”是知先秦时所谓“文”或“文学”，指的是儒家经学，相当于今天人文学术的全部。 我们再看《论语·述而第七》里面的记述：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可知文学实为孔门思想之机枢，排在行、忠、信之前。 《论语·先进第十一》里则记述，孔门弟子之杰出者各有专门之业，德行科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言语科是宰我、子贡，政事科是冉有和季路，文学科则是子游和子夏。后世因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四教”。四教之中，文学最难，须是“行有馀力”才能深入研探，所以放在最后说。而实际上儒家思想正是靠的文学科的学生传播、继承。倘没有这些文学之士，不可能有经学在后世的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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