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可以在上海的电视上看到一部公益宣传短片，一位面貌知性的中年妇女，在自家门口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放了十来份当天的报纸，只当是做好事，让小区有一个报纸“自助餐”，没有指望把钱收回来；但是所有走捷径来取报纸的人，没有一个顺手牵羊吃白食的，都留下了硬币……
曹杨新村：1982年5月13日，两位外国友人在曹杨新村一工人家庭参访作客。
宣传片取景的小区，自然是安闲干净，还看得出是有些年份的洋房风格。选择在此取景不仅是因为这个小区外观符合宣传片的定位，更在于宣传片中的“中年妇女”确有原型，就居住在这个小区内。
这个小区就是远近闻名的陕南邨。也只有像陕南邨这样的小区，才符合取景的需要，也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在上海，“邨”所代表的含义，既是住宅的格局，也是文化的境界。
二万户公房：1985年7月23日，上海杨浦区鞍山二村的二万户小区。
上海的民宅，从经济文化的落差上，可以分为弄、里、坊、邨、楼五大类型，档次和身份尽在其中。住别墅的人过于少，可以不算作普通民宅。
弄是最低档的穷人窟，像滚地弄、蕃瓜弄、杨家弄等等，房子结构就是矮平房，一块手帕可以当窗帘。里是最广泛最普通的房子了，几乎所有的石库门都被称作XX里，步高里，渔阳里……比石库门好一点差一点的房子，也常常归类其中；里和弄构成了上海最基本的民宅架构，叫做里弄。坊，上了层次，有卫生设备，所谓的新式里弄房子，可以算作坊，如花园坊、淮海坊、尚贤坊，巴金曾经住在淮海坊，就在淮海路和陕西南路的路口。
以邨冠名的房子，也可能是在弄堂里，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蜡地钢窗——长条柳桉打蜡地板和钢窗，有独用的卫生设备，弄堂口有铁栅栏门，或许在“大跃进”时拆去炼了钢铁，但是铁门痕迹还在。几十年后，虽然钢窗略微变形而开启困难，主人仍不愿意更换为铝合金窗。以邨为名的有长乐邨、四明邨、光明邨、愚谷邨……1930年代由比利时人列文设计的陕南邨更是邨中堪称完美的花园小区，原名为“亚尔培公寓”，据说当时是以比利时国王的名字命名的。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比利时王储菲利普王子还专程造访陕南邨。当年这里属于上海的高级住宅之一，住户多为在上海经商的外国人、律师、教授、医生、艺术家、买办等。
石库门状的围墙
楼的档次或许还更高一点，所有的公寓都是楼，有一些公寓就以楼相称。凡是住在邨和楼的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经济能力的人。
还应该有村，村是1950年代造起来的房子，相当于里。因为是成批成批造起来的工人新村，后来也叫做新公房，火柴盒结构，比如曹杨新村、邮电新村、上钢新村，任何一个新村地块可以延伸造下去，于是就有了一村、二村……十村。
第一批“新村”，当年刚刚落成时，非常了得，只有劳动模范才能住进去，没想到一住就是四十年，到了1990年代转换成了另一个名称“二万户”——几代人混杂蜗居、只等着动迁的特困户。
既有“邨”，也有“村”，是上海民宅的特色。
“邨”是“村”的异体字，现在已经通用于“村”，从现代汉语的意义上两个字没有区别，但是在上海民宅的意义上，邨不愿混同于村，而村不敢高攀于邨。邨里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村里的人都是普通工人阶级。凡是工人新村，没有一个称之为工人新邨的；凡是XX邨的，未必逢人就说自己住得怎么怎么好，但是对邨和村的区别，一点也不马虎。在“文革”的时候，住陕南邨的一位医生的儿子插队到了安徽农村，写信写到家里写成了“陕南村”，落款是某某公社某某村，信是请一个老乡代寄的，老乡也识几个字，一看信封就笑了：你住在上海的农村里？还要来插队干嘛？小知青自己读书不多也说不清楚。信寄回家里，父亲不高兴了，回信时候跟儿子说，以后要写“邨”，不要写成“村”；在信封上，父亲郑重地将“陕南邨”写在右下角。信寄到安徽，老乡更加看不懂了，他不认识这个“邨”，把它读成“屯”，他问小知青，你们上海人到底是住在村里还是屯里？跟安徽差不多啊。
常德公寓
直至如今，所有的邨都有名有姓地标榜在弄堂口，没有一个写成村的。陕南邨的那位老医生还健在，他非常坚持“邨”的理念。早些年在拍社保卡照片时，电脑里还没有“邨”这个字，“陕南邨”又一次被写成“陕南村”，老先生不同意，坚持让制作者改回来。老先生理由有二：第一，我住在陕南邨，不住在陕南村，你们无权改变我的地址；第二，当然也是更重要的，如果将“陕南邨”写成“陕南村”，好像很不搭配。事实上，在“文革”的十年间，陕南邨，其实是上海所有的邨，都改为村，也算是不经意地表现出了邨和村的差别。
上海人是苛刻的，也许可以说是刻板的，红绿灯文化一方面培养了人的纪律，一方面也造就了人的拘泥。对别人是不露声色的挑剔，对自己常常就是几近于自虐式的苛求。
已故翻译片厂厂长陈叙一家住陕南邨。很多年之前，有一天刚刚到厂里上班，突然肚子痛，问旁人有没有手纸，当时单位厕所不提供手纸，男人一般也不带手纸。旁人随手从办公桌上撕了几张便笺条给他。陈叙一迟疑了一下。旁人就去向女演员索求，陈叙一接过手纸，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上厕所了。出生于买办家庭，投身于电影译制，陈叙一对便笺纸充当手纸，当然会迟疑，迫不及待之时仍旧不愿委曲求全。这个生活细节与陕南邨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陕南邨居住者本身就有符号意义，其中有文化、文明、体面、考究的内涵。所以几十年之后，陕南邨会有一个面貌知性的中年妇女，在自家门口摆一个报纸的“自助餐”，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