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陶渊明《饮酒诗》的意蕴

编者按：叶嘉莹先生是闻名中外的古典诗词研究名家。在辛勤治学之余，几十年来她坚持在世界各地讲学不辍。真可谓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她即兴而发的演讲每每能超越时空之限域，带着听众一起神交古人，在诗歌的世界中久久徘徊。有进一步阅读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一书。

《饮酒诗二十首》之四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写的是一只鸟的行止，但这不一定是诗人的眼中所见。但凡一般诗人才会见山说山，见水说水，而大诗人的内心是物随心转的。古人说，作为圣贤，“六经”都是他的注脚。真正伟大的诗人，他所有的诗篇都可以互为注脚。同样，陶渊明的所有诗篇也都可以用来为这两首诗作注。陶诗中有许多是写“鸟”的，“鸟”似乎己成为他精神与心灵的象喻。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指出：人类有多种不同层次的需求，最低的是生存，即衣食温饱；其次是安全，人需要有安稳的生存环境，需要有亲朋的抚慰和保护，这就需要归属于一个社会，一个群体。陶渊明这第一首诗里写的却是一只失去了归属和群体的“栖栖失群鸟”，它为什么会“失群”，又为什么“日暮犹独飞”?因为在它所归附的那个群体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些蠕蠕而动的蝼蚁，它们在咫尺之间的活动能量远比这只“失群鸟”高超得多，可它们却从不知道还有别的更高的需求。即使偶然也会有一些能够飞起来的“众鸟”，但它们匆忙地飞来飞去，也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需要，“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杜甫《与诸公登慈恩寺塔》)，原来它们各自都怀有自私自利的打算。

处在这样一个群体中，陶渊明难道能够与他们同流，与他们在一起交争利、交相欺吗?要知道，陶渊明是一个“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的人；“纡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饮酒》之九)：要我掉转马缰绳转个弯，我也不是不可以学会，可那岂不就违反了自己的天性，那岂不就是人生最大的迷失！基督教《圣经》小保罗的书信上说：你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你自己。你连自己都不要了，那些身外的一切于你还有何用?所以陶渊明宁肯忍受孤独饥寒、流离失所的悲哀，也要追求那人生的最高需求：保持一个自尊的“真我”，实现自身最美好的价值。于是，陶渊明就这样变成了一只“栖栖失群鸟”。或许你要问：你怎么能肯定这里说的是诗人自己，而不仅是一只鸟呢?这便是“语码”所产生的联想作用。《论语·宪问》中有人问孔子：“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意即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呢?既然孔子一生奔波，周游列国而被称为“栖栖”，那么这只“栖栖”失群鸟，也就自然成了一个有理想、有作为，始终在不安中追求探索着的精灵。然而当黄昏降临，别的鸟都相继归巢后，它还“日暮犹独飞”，它的目的地在哪里?它还能“独飞”到何时?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彷徨中，这只鸟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日暮黄昏，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漫漫长夜，可它依然没能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于是它的啼叫声开始一天比一天更加悲惨凄厉了——陶渊明并非是生来就甘心当隐士的，他早年也有过兼善天下的用世之志。《拟古》诗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其实诗人并没有真的“抚剑独游”过，也没到过“张掖”、“幽州”，此处他是用利剑象喻自己凌厉勇敢的精神，以被敌人占领的“张掖”、“幽州”象征他想要统一中国的理想愿望。在陶渊明的—生中，除因“母老家贫”和“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做过两次为期极短的小官外，中间还有几次可能是出自用世之志而出仕的。然而在东晋那个内忧外患并存的年代里，陶渊明每次步入仕途，总感到与官场格格不入。那些野心勃勃、明争暗斗的军阀政客，使他那颗用世之心寒透了，他深感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

可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若告别官场，脱离仕宦，一家老小的衣食温饱又将从何而来呢?这使陶渊明在理想与现实、仕进与隐退之间犹豫彷徨起来，所以他才“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的。这一“转”字将他内心矛盾悲哀日渐加深的变化过程传达得那么真切感人。然而“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矛盾悲哀之中，他尚未放弃对“清远”之所的追寻，依然怀着无限深情的向往在寻觅一个可以终身寄托的归宿。人生可由两条途径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一种是向外的追求，不仅自己要飞起来，还能教会别人也飞起来；另一种是向内的追求，自知无力带动别人飞起来，只好保持自己的飞行高度。陶渊明正是向外追求而不得，经过“夜夜声转悲”的长时间踯躅，才转而“依依”“思清远”的。

但他这一份对于“清远”的想往和内向的追求，又有谁能了解呢?先不要说别人，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理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惘惘。”(《与子俨等疏》)他说遗憾的是我既没有像羊仲、求仲那样鄙薄名利的邻居，又没有像老莱子之妇那样，为保全丈夫的节操而甘愿忍受饥寒贫苦的妻子；我用心良苦，却无人知晓，因而心中感到无限孤独怅惘。人总归是软弱的，就因其软弱，才更需要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既然世上没有一个知己，那么陶渊明只好到古代圣贤中去寻求理解和慰藉：“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诗人在古人中找到了知己，在伯夷、叔齐、伯牙、庄周的身上获得了力量的源泉，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生命的去处，—个精神上的止泊，于是他“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经过几次仕宦的尝试之后，陶渊明确感自己无力兼善天下，与其“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不如“量力守故辙”，“庶以善自名”。所以当他选中了这棵“孤生松”后，便“敛翮遥来归”。《论语》上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棵“孤生松”所象喻的，是那种任凭霜打雪压，而依然本色常青的坚贞品节；是那种真淳质朴、无欺无诈的躬耕生活。这样的求生方式，与陶渊明天性禀赋完全吻合，因此他毅然收敛起那份兼善天下而不得的情怀，一头扑进了躬耕的生活中。

有人为此批评陶渊明太消极了，指责他没能像杜甫那样用诗歌来反映乱离社会中的民生疾苦。事实上，陶渊明并非不关心、不反映国家的危亡与人民的疾苦，只是每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反映方式有所不同。陶渊明属于内省的类型，他的内心好像一面镜子，所有社会、时代、国家、民生的不幸与苦难，他的镜子里都有。可是他所写的并不是这些外表的迹象，而是他内心对这一切忧患苦难的反照。就算陶渊明激流勇退、拂衣归田是消极的，这也是他万不得己的选择。要知道，在封建官僚势力这条无形锁链的束缚下，真正的读书人是很难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的，像陶渊明这样精金美玉般的人品和操守，能够身处污乱之世而不同流合污，这已很值得我们景仰了，况且他这种抉择也绝不像“遥来归”三字所说的那么容易和轻松，你可知道这一“归”，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不仅他自己要过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夏夜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清贫生活，就连他的幼儿稚子也不能免除“柴水之劳”，有时甚至到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的地步。白居易曾经为他慨叹：“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竞不起，斯可谓真贤！”(《访陶公旧宅》)

这样的抉择难道是每个人都能做出，并且都能坚持住的吗?不是的，你看，当“劲风无荣木”的时候，只有“此荫独不衰”。“无荣木”，即是“众芳芜秽”，是“雨中百草秋烂死”(杜甫《秋雨叹》)，可为什么唯独陶渊明所栖身的这棵“孤生松”偏偏没有凋零?难道它没有觉察到“劲风”的严酷吗?难道它生来就是麻木迟钝的吗?不是的，陶渊明诗说：“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拟古》)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宁肯付出“使汝等幼而饥寒”的牺牲，才保持住“此荫独不衰”的?这正是他屡次提到的“固穷”的操守。至于“固穷”所需付出的代价，陶渊明是十分清楚的：“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

陶渊明所说的这个“道”，就是人生最高层次的需求：保持一个具有最高价值的“真我”，竭尽所能，趋求自我完美和自我实现。因此当他历尽种种艰难困苦，终于找到这个生存之“道”后，他便再也不感到孤独悲哀了：“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别人了不了解我有什么关系，该走的路我走过了，该守的“道”我守住了，这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所以就“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是何等坚定的信念与操守!

作者简介：

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师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先生。曾先后被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大陆数十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或访问教授。1990年获“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著作有《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等数十种。

转自：朝闻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