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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年8月19日，北京发生大地震，死亡2万多人，雍正帝吓得躲到一条船上。30岁的吴敬梓流连金陵城，动了买房移居南京的念头。三年前，曹雪芹随家人从这里回京受审。 吴敬梓在上一年参加了乡试，那是他最近接上榜的一次，结果因为私生活被人举报，彻底被封杀。自1718年考中秀才以来，他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年纪轻轻就患上了糖尿病和肺病。作为名门之后，他太给乡亲父老抹黑了。 “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这诗句说的就是安徽全椒县探花府的吴家。这吴家，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先人吴沛开始，便彻底弃农弃医，开始攻读四书五经，写作八股制艺，以儒为业了。后来一门三鼎甲，四代六进士。 父亲吴霖起，与祖上的一群进士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入学成为秀才多年，岁科考试成绩常列一等，乡试却未曾中举，只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拔贡考试中被选中。因父母有病，他一直按朝廷规矩，在家尽孝候职，并埋头苦读，孜孜以求前辈攀及的科举高峰。  安徽全椒县探花府 1713年，在家等缺候补15年后，其父终于接到了朝廷任命，带上独子吴敬梓，赴海州任学政教谕，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江苏在当年遭受过一次小型地震，当地学校因地震受毁严重，父子俩便从家中拿银子兴办学校，很受当地百姓称赞。 两年后，即蒲松龄去世的1715年，父子返乡，吴家探花府大张旗鼓为长房长孙吴敬梓操办了婚姻大事，把陶氏家族的媛儿娶进门。吴氏大家庭并不是看重郎才女貌，更看重的是亲上加亲，把原来与陶氏家族百年不断的血缘关系又延续了下去。 孔尚任去世的1718年，18岁的吴敬梓考中秀才，儿子吴烺出生。这样顺风顺水的生活过了五年。1723年，吴霖起被罢官，不久郁郁而终。 掌门人吴霖起死后，22岁的接任者吴敬梓因为软弱无能，致使探花府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家产纷争。同年，雍正帝下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家庭矛盾，兴盛了120年的全椒探花府以摧枯拉朽之势走向衰落。 1723年，雍正帝下决心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这是我国税赋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但它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立即遭到地主阶层的强烈反对。但由于雍正帝决心坚定，这项改革得以全国推行，并率先在江淮大地兴起，最早受到波及的就是吴敬梓所生活的滁州、庐州和淮安一带。 这也成为了吴敬梓一生厄运的开始。  父亲去世后，身为长房长孙的吴敬梓表面是探花府的嫡传掌柜，但是那些寅吃卯粮的叔婶兄弟们在心里是不拥戴他的，税赋改革让旧式家族制积重难返，他们认为在新的土地政策下，集体制会摊薄他们各自的利益，但是新掌柜又拿不出较好的方案，于是一个大家族开始树倒猢狲散，短短几天便分了家。 分完家产之后，吴敬梓妻子陶媛儿的娘家也横遭变故，陶氏家族极力反抗雍正帝的“摊丁入亩”，被树立为反动典型，牵头人被捉拿下狱，并强制查抄家产，陶媛儿父母先后气绝身亡。陶媛儿也一病不起，不久去世。 吴敬梓长时间陷于丧偶之痛，要么闭门不出，要么为了排解悲伤和愤懑，做出许多为世俗不容的反常行为。有时肆意对一些自以为是的科场人物加以嘲讽，有时与朋友饮酒玩乐，酒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把歌伎舞女邀到家里，通宵达旦恣意欢饮，使他险些在伤悲与愤泄中垮掉。  1981年范增所绘吴敬梓 吴敬梓25岁那年，带儿子吴烺离开全椒，在铜陵、芜湖、安庆、扬州、绍兴、嘉兴、淮安以及南京一线游浪，像沧海一叶漂泊孤舟，不期而遇一位叫苕苕的多才多艺歌女。在他的一生中，尤其是饥寒交迫撰写《儒林外史》那20年，这位歌女给他提供了很多帮助。 但是他32时回老家再婚，娶的并不是这位歌女，而是一名叫叶惠的女子。她是吴敬梓的诗友的女儿，当时这位朋友命在旦夕，有点托孤的意思。得知这一消息的苕苕伤心欲绝，不久嫁给了一个盐商。婚后第二年即1734年，吴敬梓夫妇就卖掉了家产（包括一幢百年老宅，筹款共计2000余两白银），移居南京。 1734年，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与夏洛特·克拉多克在巴思附近的圣玛丽教堂举行婚礼。女方为他带来1500英镑的财产，几乎救了他的命。自此以后，曾经放荡不羁的菲尔丁在妻子夏洛特的影响下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一起度过了虽然艰辛却不乏欢乐的10年。 初到南京时，吴敬梓仍然保持大家公子的派头，很舍得花钱，他们租住的秦淮水亭，相当于现在七星级酒店的消费标准，每月租金8两银子（当时3两银子就够8口之家过一年）。 南京的穷文友，仍拿他当富家子弟看待，时常到秦淮水亭文木山房来聚会，个个空手而来，饱醉而去，有的人还要跟他说说难处，从他手里拿些银两回去。这等理财状况，他那些卖房产的银两，几年便花得所剩无几。不过，他们留下了《文木山房集》，见证了吴敬梓在成为小说家之前，乃一位卓越的诗人。 实际上到南京的第二年他就很难撑起场面，甚而发出“失计辞乡土”的悔叹。维持数年后，不得已离开租金昂贵的秦淮水亭，换到房舍简陋可以自己种菜的郊区——清凉山去住。从此，吴敬梓在南京便开始了贫困中的挣扎。 冬天一场大雪过后，有卖炭老翁挑着一担木炭，来到吴敬梓家门口问道：“先生买炭吗？”吴敬梓放了笔，伸手摸摸衣兜，答道：“谢谢老翁，不—不—冷！”说这话时，嘴唇已不听使唤了。后来是歌女苕苕找上门，给了他百十两银子，才买到度过寒冬的柴火。 1740年，曹雪芹家被二次抄家，吴敬梓开始写《儒林外史》，时年39岁的他，穷困潦倒，虽然不吸烟，也不喝茶，但是到处赊欠烧酒。这一年也是吴敬梓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他最终决定放弃科举考试，从此断了官场仕进的念头。生日那天他写了一首诗： “行年三十九，悬弧日，酌酒泪同倾。叹故国几年，荒草先垄；寄居百里，烟暗台城。空消受，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行吟憔悴久，灵氛告：需历吉日将行。拟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见重华协帝，陈辞敷衽；有娥佚女，弭节扬灵。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 他在南京结交的朋友，真正能够提供帮助的没有几个，盐商程晋芳倒是不错，他跟郑板桥和袁枚都是朋友。1751年春，当得知刻印《儒林外史》需要2000两银子。程晋芳建议吴敬梓去请袁枚帮忙。但是他放不下颜面。 他的理由是，袁枚虽然当时已不为官，但仍拿有官家俸禄，类同现今有相当级别的国家退休干部，虽已以文为业，且名气不小，为人题跋作序写碑文等等都明码实价要很高的润笔费，可毕竟与他等民间文人身价不同。 直至1754年，吴敬梓猝死于扬州一家小客店，他的《儒林外史》仍然没有刻印成功。一百多年后，20世纪的知识分子比任何时候都更崇尚这本书，他们赞扬吴敬梓无与伦比的白话写作能力，并把他的小说推举为新文学的范本。本书表明，远在西方的挑战出现之前，一个“局内人”对儒家的自省和批判到底可以走多远。  1803年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继《金瓶梅》之后，小说描写的对象更贴近现实人生，人物性格再不是类型化了，而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展开。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文人道德的沦丧、政府体制的窘境，以及儒家精英们重建道德秩序与文化权威的徒劳无功。但他也仅仅止步于描绘外部的可见世界。 40年代，当吴敬梓正在写《儒林外史》时，千里之外的曹雪芹也在写《石头记》（红楼梦）。没有证据表明吴敬梓和曹雪芹彼此相识。观照同时期的欧洲文学，亨利·菲尔丁和塞缪尔·理查逊干的差不多也是同一件事——完成小说从传奇性到现实性的过渡。吴敬梓的成就完全可以跟他们持平。但是曹雪芹的出现，则将所有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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