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哲学

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尔（Miguel de Unamuno）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在生命中看到悲剧和死亡，而这正是他热爱人生的理由。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最早的记忆是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卡勒斯特战争（Carlist War）中，炸弹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这个哲学家和诗人就出生在冲突中。乌纳穆诺是西班牙爱国者也是最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之一；是西班牙人也是巴斯克人；是渴望成为天主教圣徒的孩子；是对哲学产生怀疑的哲学家。

　　在1897年一个晚上，米格尔·德·乌纳穆诺醒来后为自己陷入虚无的梦境而痛苦不堪。就在几个月前，乌纳穆诺的小儿子拉穆诺（Raimundo）患上了脑膜炎。拉穆诺的疾病让他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成为残疾，很可能活不了多久。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相信这个悲剧是他的过错造成的，是因为他背叛了小时候的信仰，转而拥抱科学理性主义而遭到上帝的惩罚。1897年的夜晚，乌纳穆诺的妻子孔查（Concha）发现丈夫在啜泣，她就将其抱在怀里安慰说“我的孩子！”多年后，乌纳穆尔在文中写到这个经历及其对这两个词产生的持久影响。

　　在那个极端痛苦的最紧要关头，在陷入崩溃的啜泣声中，她看见我被虚无天使牢牢控制，她发出来自母性深处的呼喊“我的孩子！”，那是超越人类的神圣之音。此刻，我发现上帝为我做的一切都在这个女人身上，她是我孩子的母亲，我的圣母玛利亚，是我的镜子，照射出神圣的、圣洁的无意识和永恒性。

　　 “1897年的危机”标志着米格尔·德·乌纳穆尔的精神和思想旅程的十字路口。这个哲学家将不再尝试建立旨在消除其内心波动的体系。他不会背叛虚无天使。相反，他要拥抱这个天使，正如妻子在他痛苦时拥抱他一样。米格尔·德·乌纳穆尔将从这个噩梦中提炼出混乱的、激情的冲突哲学和悲剧哲学。简而言之，有关他本人的哲学。

　　 100年前，在2013年，米格尔·德·乌纳穆尔出版了一本书《生命的悲剧意识》（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中译本见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译注）。该书在他那个时代被认为是代表作，是早期存在主义哲学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生命的悲剧意识》不仅仅是哲学著作，更是一个人对自己在夜晚的痛苦中包含深刻个人色彩的描述。

　　 “我是一个人；任何其他人，我都不会认为是陌生人。”这是自从有了意识之后就一直在问的问题：我是谁？我存在是为了什么目的？乌纳穆尔回答说“我是一个人。”人---个体人类生命---对乌纳穆尔来说是一切的开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出生、受苦和死亡的人，首先是会死的人；这个人会吃、会喝、会玩、会睡、会思考、会下决心；这个人的一言一行会被别人看见和听见；此人是兄弟，是真正的兄弟。”这个人不能与另外一种“人”混淆----瑞典植物学家林奈（Linneaus）的现代人（homo sapiens）或者亚里斯多德的“平趾甲无羽毛的两足动物”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者。这另外一种“人”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人的观念。这个人没有性，没有国家，没有噩梦，这个人是抽象概念。不，乌纳穆尔关心的是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我是一个人”是个回答也是个问题。乌纳穆尔写道，人既是“主体又是所有哲学的最高对象。不管某种自命的哲学家是否喜欢。”重要的是人不是观点。毕竟，哲学家本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乌纳穆尔提醒我们，无论他们是不是喜欢。我们认为哲学、科学和人生的任务就是提出问题，从某个客观的遥远的地方提出“为什么”。但是，乌纳穆尔写到：“为什么”只有在考虑“理由”的时候才有意义。不仅仅是“为什么”而且要问什么目的？不仅是生命的理由而且是生命的终结。人拥有意识。但是，乌纳穆尔写到，知道是一回事，生活是另外一回事。认为仅仅因为人拥有意识就觉得单单观念就造就了人，这是错误的。哲学、科学、产业和道德---“我们可以用工业奇迹填满这个世界，用伟大的工厂、道路、博物馆和图书馆填满这个世界”，但我们仍然需要提出问题：人们生来就是为了观念吗？是为观念产品服务吗？笛卡尔得出的结论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我思考”确认了我的存在。但是，在此命题中，乌纳穆尔想知道哲学背后有真人吗？那个热爱诗歌和数学的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那个渴望天堂的笛卡尔何在？

　　乌纳穆尔写到，更接近真理的应该是“我在故我思”（sum, ergo cogito）。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说“我感故我在”或“我愿故我在”呢？我们当然是会思考的动物，但我们也会高兴和痛苦啊。我们用整个身体和精神思考，我们也在用整个身体和心智在感受啊。

　　据说人是理性动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被定义为有情感、有感知的动物。或许让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是感情而不是理性。我更频繁地看见猫在推理而不是在笑或哭。或许猫的哭笑不行于色，但是，螃蟹或许也在内心计算一元二次方程。

　　 100年前，乌纳穆尔写到，“我是”。但我是谁？我们拥有的是我们的个性，如果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就什么也不是。“他们告诉我，我在这里意识到我不知道社会目标是什么；但我感觉到，就像我的同胞之一那样，我在这里实现自我，我存在着。”我能拥有的就是我自己，乌纳穆尔写到，但他仍然试图逃跑。他了解到，意识不是自我可以归结为的唯一。意识向我们展示了有关存在的很多有趣真理，但是带来的混乱也更多。我们开发的思想体系越复杂---我们能证明的方程越多---我们遭遇的矛盾冲突也就越多。我们对地球上的生命了解得越多，这个宇宙就变得越神秘。乌纳穆尔写到：当我们从这种混淆中退缩时，我们就变得虚伪。但是，在遭遇混乱时，我们就感受到痛苦。意识是我们的天赋也是我们的敌人。乌纳穆尔写到：“意识是一种病态。”我们了解到，这个被称为意识的东西不过是对局限性的认识。换句话说，它就是死亡意识。这就是人生悲剧。

　　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卢梭、笛卡尔、欧蔓伯（Obermann 意大利诗人---译注）、汤姆森（Thomson英国诗人）、莱奥帕尔迪（Leopardi 意大利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维尼（Vigny法国诗人）、尼古拉斯·雷瑙（Lenau 奥地利诗人）、克莱斯特（Kleist 德国剧作家诗人）、阿米尔（Amiel瑞士诗人）、肯塔尔（Quental，葡萄牙诗人，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有这些都是患上糟糕疾病的血肉之躯，乌纳穆尔写到，他们是“充满智慧的人而非学问渊博的人。”这些病人是乌纳穆尔的志同道合者，对他们来说悲剧意识时常伴随着他们左右。他们是选择拥抱伟大而可怕的怀疑的个人，这个幽灵潜伏在现代人的心中而非表现为治疗方法。乌纳穆尔写到：“仅仅治愈瘟疫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为瘟疫哭泣。”

　　乌纳穆尔承认这听起来有些怪异。但是，我们几乎总是通过疾病才关注到我们的健康。（乌纳穆尔问到，谁能证明这个人在本质上是健康的或开朗的？）我们正是从痛苦的黑暗中来到光亮处，正如但丁从地狱的深渊出来才再次看见天上的星星。正是因为意识到人生中的疾病、冲突和悲剧，米格尔·德·乌纳穆尔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灵魂。对乌纳穆尔来说，这比百万个优秀的观点更有价值。

　　他写到，“遭受命运折磨的许多人齐声歌唱的求主祈怜颂歌与哲学同样有价值。”

　　想象你自己在一艘小船上，该船停在一条河和下游不远处震耳欲聋的瀑布之间。这就是拥有人生悲剧意识的人过的生活。在任何意义上，这都是米格尔·德·乌纳穆尔的生活，永远处于存在危机状态，永远盘旋在深渊上空。

　　想象你死掉了。你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你如何努力地尝试。乌纳穆尔写到，想象自己不存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无论我们的想象力有多伟大。他建议稍微坐一下，试图想象你的思想和你的意识，就好像你处在沉睡的、无梦的睡眠中。它会让你感到头疼，如果再进一步思考，你会开始发疯。乌纳穆尔写到：“那就像一个狭小的牢房，我的灵魂徒劳地拍打着翅膀撞在栅栏上。空气越来越稀少，我开始感到窒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我想成为自我，但没有停止成为自己也成为别人，把自我融入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事物整体中，把自我延伸到没有边界的空间，把自己延长到没有边界的时间。不成为一切和永久就好像不是存在---至少让我成为完整的自我，永远保持这种状态。成为完整的自我就是成为任何人。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

　　存在就是渴望活着---一直活着，永远活着。但是，我们都有人人都会死的意识。正如马丁·海德格尔（本人受到乌纳穆尔的影响）所说，向死而在（Beings-toward-Death）。但是，清醒意识到我们会死就是渴望长生不老。我们渴望永远活着。整个事情就是一个矛盾。

　　乌纳穆尔写到，“矛盾？当然，的确存在矛盾。矛盾？当然有。因为我们就生活在矛盾中，因为生活就是一场悲剧，悲剧就是永远的斗争，没有胜利或没有胜利的希望，人生就是矛盾。”在乌纳穆尔看来，这种向矛盾投降就是作为人的含义，就是作为完整的人生活。我们在质疑中确认生活，质疑我们确认的价值观。在乌纳穆尔看来，感叹号和问号是一回事。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标点符号叫作“乌纳穆尔”，用以表示充满激情的，表示肯定的怀疑。

　　 “永生，永生---这是至高的欲望。”但是为什么呢？这种对永生的渴望难道不会窒息我们人生的快乐吗？乌纳穆尔问到：难道不是“对生命的狂热”常常导致我们渴望死亡吗？既然人人都会死，为什么不尽快死掉，永远死掉呢？这样就就再也不用受到死亡注定到来的意识的折磨了。活着有什么好呢？

　　当然，乌纳穆尔没有答案。我们渴望生命是因为我们活着。我们渴望活着是因为我们热爱生命。爱和生命之间有亲属关系，因此，爱和死亡也有亲属关系。我们越多地将全身心投入生命或者死亡---悲痛和喜悦，困惑和清晰---我们就爱得越多。爱就是我们的慰藉。

　　在1897年的一个夜晚，诗人和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醒来后在啜泣，为他儿子的爱而痛苦不堪。乌纳穆尔的妻子也是青梅竹马的恋人，过来把他抱在怀里安慰说“我的孩子”，因为她也痛苦不堪。乌纳穆尔在那个夜晚发现妻子简直就是神仙下凡，他在多年前已经放弃了宗教信仰。她是他的镜子，她是他的镜子，他们两个都在躲避虚无天使。

　　乌纳穆尔写到，我们都被教导说“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但是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我们爱自己。如果我们对自我都不了解，对我们的痛苦对我们的个性都不了解，我们如何爱他人呢？我们都被教导说“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但是我们甚至不敢肯定我们知道什么是爱---为家庭或国家做出牺牲还是为自己的工作和孩子做出牺牲？乌纳穆尔写到，我们被教导“为了真、善、美而活着”，但是什么是虚荣和虚伪？乌纳穆尔写到，我爱邻居，不是因为他善良或长得漂亮，也不是因为我为他牺牲了自己，而是因为“他生活在我的世界里，是我的意识的一部分，因为他就像我一样，因为他是我的。”

　　乌纳穆尔写到，“我是一个人”，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活的人。乌纳穆尔问，自私鬼吗？或许。但是我们只知道人性，通过了解我们完全掌握的那个人的情况---即自我。因此，我越关心我自己的生活，我就越多地把自己可怜的、向死而在的自我与所有创造---男人、女人、猫、螃蟹，是的还有上帝统一起来。换句话说，我越热烈拥抱自己的死亡，我就变得越永久。乌纳穆尔写到：“对永生的渴望被称为博爱，任何一个热爱他人的人都希望在他身上将自我永存。”矛盾吗？是的。

　　 “爱你的邻居”不仅是乌纳穆尔的理论。乌纳穆尔的西班牙是一个永远处在战争中的国家。作为萨拉曼卡大学（Salamanca）的校长，乌纳穆尔拥有非常舒适的隐匿处，他可以在此写诗歌和戏剧。但是，他将此立场作为舞台来控诉法西斯主义。乌纳穆尔在1901年因为反对西班牙前独裁者德里维拉（the Rivera）政府而被撤掉校长职务，并被迫流亡直到1930年代。1936年，当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乌纳穆尔再次被弗朗哥的长枪党人撤掉校长职务（实际上还受到私刑）。10个星期后死于心脏破裂。

　　你可能在在《生命中的悲剧意识》中听到对基督教福音的扭曲，同样多的还有《奥义书》（the Upanishads---古印度哲学典籍）。乌纳穆尔是存在主义泛神论者、天主教异端分子和克尔克郭尔式神秘主义者的结合体。（事实上，乌纳穆尔学习了丹麦语，可以阅读当时还不知名的哲学家的原著。他还阅读在当时被欧洲知识分子认为没有严肃作品的美国文学，自学了14种语言以便让自己更接近其他人的话语，因为他喜欢其他作家。）

　　乌纳穆尔的书的开始是“我是一个人，任何其他人我都不会认为是陌生人。”

　　 100年前的萨拉曼卡大学，有人在下午看见受人爱戴的乌纳穆尔在边喝咖啡边叠一种小纸鸟（pajaritas）。乌纳穆尔是个充满热情的、备受推崇的叠纸高手---他甚至写了嘲讽有关叠纸和折纸手工的“科学”专著，在其小说和诗歌中都有所表现。一幅有关乌纳穆尔的画像显示他部分是人部分是折纸鸟。这个悲剧作家有一个古怪之处---矛盾的是，乌纳穆尔是乐观之人。如果你和乌纳穆尔在咖啡馆相遇，他会对你说：“任何人如果不能承受痛苦就享受不了幸福，就像对冷不敏感的人也会对热不敏感一样。”乌纳穆尔曾经考虑写一本考察生活中的喜剧意识的书作为《生活中的悲剧意识》的姊妹篇。

　　在乌纳穆尔看来，最能代表他的乐观主义怀疑意识的人物是堂吉诃德。他写到，堂吉诃德的哲学“几乎无法被称为理想主义，因为他并不为理想作战；那是一种精神主义，他在为那种精神作战。”那么，乌纳穆尔的哲学是什么呢？毕竟，这个人自称“观念破坏者”。或许这种情况可以在他的朋友爱德华多·奥尔特加·加塞特（Eduardo Ortega y Gasset）讲述的很早以前的故事中发现。在流亡法国期间，有一天，乌纳穆尔坐在花园中折叠小动物。一个小孩儿闲逛到花园，对纸动物感到吃惊。小孩儿走上前来问乌纳穆尔，“米格尔先生，小纸鸟会说话吗？”乌纳穆尔大受感动。突然之间，纸鸟的寓意豁然开朗。人们或许就可以称《生命的悲剧意识》是纸鸟哲学。纸鸟是一种矛盾，既庄严又简单。纸鸟是悲剧，虽然轻却飞不起来。纸鸟是对一张纸的不公正表达的抗议，但它也是纸做成的。

　　斯蒂芬·安妮·戈尔伯格（STEFANY ANNE GOLBERG），作家和多媒体艺术家。曾经在《华盛顿邮报》、《拉法姆季刊》、《新英格兰评论》等发表多篇文章，目前是《时髦者》专栏作家和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驻校批评家。

　　斯蒂芬·安妮·戈尔伯格著吴万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