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聪明为何高居全球之冠

文/ 张远山

1、中国人为何聪明

有个在中国大地流传甚广的段子：每个民族都把自己列入最为聪明的三个民族，配方完全一样，中国人，犹太人，本民族。

我疑心这个段子的作者是中国人。即便不是中国人，由于中国人对这一段子津津乐道，至少说明中国人对自己的聪明非常自豪。但我对中国人的聪明不仅没有自豪，反而深感羞愧。因为秦汉以后的中国人，都把聪明用错了方向。

秦汉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的一切事情都要靠悟，所以中国人特别推崇悟性。中国的大多数事情都法无明文，只能神而明之。所谓“神而明之”，意思就是“天晓得”，正常人不可能真正明白。极少数事情虽有明文规定，但你没有知情权，质疑权，只能费思量，细猜详，穷尽心力仍然一头雾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可见秦汉以后中国人的聪明和悟性，是被中国社会的特殊格局逼出来的。

有人会说，这多好啊，如果都有明文规定，有了足够的透明度和充分的知情权，中国人就会悟性衰退，蠢笨如牛。但我认为，聪明和智慧，知性和悟性，都该用于探索客观真理和增进人间幸福，不该浪费在人为设置的闷葫芦上。这种人为设置的闷葫芦，即便你有足够的聪明猜破它，也并非智慧，仅是狡智。中国社会的设谜和猜谜，都是浪费生命的瞎折腾。设谜是玩人，猜谜是被玩。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忘记了秦汉以前的中国智慧：玩物丧志，玩人丧德（《尚书》）。

中国生活的极少数设谜者，设置的是一个毫无必要的闷局；中国生活的大多数猜谜者，面对的是一个本可避免的难局。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白首穷经的饱学之士，穷尽一生都无法猜破谜底，因为设谜容易猜谜难。按理，毕生无法猜破谜底却又如此聪明的中国人，应该很容易想到质疑一下：极少数设谜者为什么居心叵测地设计这样的闷局刁难国民？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偏偏从来不会质疑，他们的全部聪明都用在猜谜上了。即便永远猜不破谜底，他们也不会质疑设局者的居心，只会怀疑自己的聪明程度不够，继续热衷猜谜，提高聪明程度，终其一生把聪明和悟性用错方向。于是产生了如下奇怪现象：中国人如此聪明，又如此努力地渴望顿悟，却极少有人顿悟。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渴望顿悟却未能顿悟，但在永无止歇的漫长猜谜过程中，中国人确实变得比无须猜谜的其他民族远为聪明了。只有极少数绝顶聪明的中国人，最终猜破了谜底。然而这些猜破谜底者，也没有真正“顿悟”，仅是“大彻大彻”。可能有人以为，“顿悟”就是“大彻大悟”，那只说明尚未大彻大悟，不知两者有何区别。

“顿悟”就是明白了一切，“大彻大悟”却是不再奢望明白一切，所以“大彻大悟”并非“顿悟”。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彻大悟者终于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顿悟”，猜破中国闷局的谜底。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凭其聪明所能做的最聪明判断：每个中国人都想悟出究竟的东西，根本不值得浪费脑力去悟。与此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个凭其聪明所能做的最聪明决定：从中国生活中撤退和放弃。

大彻大悟的极少数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中的绝顶聪明者，但其绝顶聪明仅仅用于撤退和放弃，依然与智慧风马牛不相及。

聪明与智慧，原本只有程度之别，而无方向之异。聪明如果用对方向，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上升为智慧。可惜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的方向相反，越是聪明，离智慧越远。因此中国的大彻大悟者在放弃和撤退的同时，也放弃了可能改变“设谜－猜谜”格局的一切努力。所以秦汉以降，没有一个大彻大悟的中国人为增进国民幸福揭示过客观真理，贡献过有益思想。聪明绝顶的中国人，要么热情似火地投入猜谜（通常在其前半生），要么心灰意冷地放弃猜谜（通常在其后半生），却从不质疑合理的人类生活是否需要设谜者，更从不努力改变少数人设谜、多数人猜谜的中国文化基本格局。

聪明的中国人，无比热爱尘世生活，即便再苦再累，也不愿全面放弃尘世生活，顶多放弃一些自己的聪明不足以应付的局部生活。每个中国人的聪明程度和聪明领域各有不同，感到难以应付而不得不放弃的领域也各有不同。所有聪明人撤退和放弃的总和，使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成其为文明社会，不成其为文明共同体，仅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野蛮丛林。

2、中国人聪明六阶

孔子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之父，同时也是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设谜者。他对人生六大阶段的经典描述，正是中国人逐渐聪明并逐渐放弃的六大阶段：“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谓“十五志于学”，就是以意逆志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一切谜面，先意承志地学习猜谜所需的一切中国式学问，踌蹰满志地揣摩猜谜必备的一切中国式窍门，以此作为猜谜者身份的入门。

所谓“三十而立”，就是志在必得地全身心投入中国式猜谜游戏，这一过程大概需要十年，也只需要十年。因为十年足以让他意识到，付出降志辱身、失去自我的巨大代价，最后竟然一无所获。

所谓“四十而不惑”，就是猜谜者对猜破谜底已经心如死灰。四十岁之前他有许多惑，而且自信只要凭借自己的聪明，持之以恒地悟，一定能够明白。但是一过四十岁，他就明白一切都是瞎折腾，所以再也不悟了。

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就是已经明白，中国人的天命就是猜谜，猜那些根本没有谜底的哑谜。除了像少数大彻大悟者那样放弃猜谜并退出“设谜－猜谜”格局，他只有一条路可走：虽然不再猜谜，但是并不退出“设谜－猜谜”格局，而是改变自己的角色。尽管他不大可能从猜谜者变成设谜者，却很容易成为帮助设谜者增加猜谜难度的入局者。这一角色改变，庶几等于猜出了中国闷局的谜底。这就是中国式“东方神秘主义”的最高之“知”：不是明白一切的顿悟，而是搅浑一切的胡混。

所谓“六十而耳顺”，就是不仅对猜出谜底已经绝望，而且对帮助设谜者增加猜谜难度的热情也已大减，因为老境已经来临。他对年轻人所做的任何努力，所猜的错误谜底，连反驳、批评、教训的热情也完全丧失，一切如风过耳。

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终于明白，中国的设谜者根本没打算让任何人猜出谜底，“设谜－猜谜”只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玩人游戏。任何游戏，哪怕是荒诞的游戏，都需要规矩。而且越是荒诞的游戏，越是需要荒诞的规矩。作为中国人，只要知道权力为一切设定了规矩，一切都必须按照权力设定的规矩办，不可质疑规矩是否合理。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从心所欲，乃至为所欲为，并且自居聪明绝顶。

3、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

近年国门开放，国人走向世界，于是聪明绝顶的国人发现了洋人的头脑简单，对中国人的聪明更加自豪。其实洋人之所以头脑简单，是因为洋人的事情都有合理、透明的规定。规定颁布之前，经过了充分的民主讨论和严密的科学论证。规定一旦颁布，就不再轻易改变。如果改变，必有充分理由。改变之前，也有充分的民主讨论和严密的科学论证，因此改变的规定更加合理。大家行之不疑，久而久之，于是头脑日益简单。

但是中国的规矩在颁布之前，未经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大抵不够合理，颁布者也对其合理性缺乏自信，于是常常称为“试行草案”，然而“试行”可以正式地“试”很久，“草案”可以长期地“草”下去。这些“试行草案”也不透明，“传达”的范围极其有限，知者甚少，所以规矩常常形同虚设，没人当回事。被“传达”到的少数知情者，十分明白“试行草案”很快就会朝令夕改地“修订”，修订也未经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未必更加合理，往往更加荒谬。何况修订之后依然是“试行草案二”，还是不必当真。没被“传达”到的大多数中国人，只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悟性差的难免淹死，悟性好的呛过几口水以后，只能悟出几招遇急从权的狗爬式，顶多不被淹死，离自由遨游差得远。一辈子疑神疑鬼，至死都是糊涂鬼。

洋人的笨办法是把怀疑放在规定颁布之前，在自由质疑、充分讨论、严密论证之后设定合理和透明的规定，大多数笨伯信之不疑地按规定办事，质疑之事交给苏格拉底式以质疑为己任的少数智者，于是民众的头脑一劳永逸，越来越笨。中国人的聪明办法是把怀疑放到规矩颁布之后，先由极少数“设局”的聪明人拍拍聪明绝顶的脑袋，胡乱定下一个不合理、不透明的规矩凑合着办，听任大多数“入局”的聪明人在凑合着办的过程中对规矩的合理性、明确性将信将疑，永远摸不着头脑。但是头脑越摸不着越要摸，越摸就越开窍，于是中国人能把每一条规矩理解成于己特别有利、于人特别不利的“公案”。同一条规矩，可以理解成可松可紧，时轻时重，乃至忽白忽黑，需要非常特别的中国式悟性，于是中国人终于越来越聪明，聪明程度高居全球之冠，智慧程度叨陪人类末座。

我是酷爱智慧却决不聪明的笨人，所以常常担心：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是否可能为了永远聪明下去，永不改变秦汉以后的“设谜－猜谜”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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