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研究 | 塑“形”·求“意”·得“逸”·生“势”——简述当代中国人物画的造型特点

青木森森 201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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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在造型上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呢？我认为，首先要学习和借鉴传统中国人物画的造型法则——既非具象也非抽象，而是含有某种特殊象征意味的形象（简称“意”）。在南朝谢赫“六法论”中，“意”成为评判传统中国人物画造型品格高低的重要标准。因此，一向推崇“抒情达意”的文人画开始得到发展，并在中国美术史上确立了重要地位。
　　观画者对“意”的体会是见仁见智的。拿王维的《维摩诘造像》与梁楷的《泼墨仙人图》作比较。王维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衣纹的用笔也很考究。整幅作品的线条刚劲、细腻，没有脱节之处。王维用笔多方硬，但在人物的整体造型上却趋于圆润，这样就使得整幅作品既有对比又有统一。王维的作品，只有耐心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含蓄的“意”；而梁楷的画却是直接表“意”。梁楷对墨色的运用出神入化。他的墨既透亮、纯粹，又有不同层次的厚重感，人物形象也会随着墨色的变化而异常灵动。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偶然的因素。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偶然，画面才会如此活泼，具有潇洒、淋漓的“意”。这些传统绘画理念在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如刘进安代表作《看美国大选》中的人物造型，就是运用精简、夸张的手法而得其“意”的。强化“意象”也是意象思维的表现。当代人物画家应该让传统中国画造型推崇的“不似而似”理念先得到良好的诠释，然后再通过控制和加强笔墨的方法来塑造兼有具象与抽象功能的当代艺术语境。

刘进安《看美国大选》

　　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在迎合时代求新、求变的同时，不能丢掉蕴含着本民族特色的传统中国人物画造型艺术。艺术批评家何怀硕在《大师的心灵》中说：“如果当代中国画否定传统走现代化，只会走向断崖。”梁占岩在背靠传统的脉络上不断探索，创作出了具有时代感和民族性的人物画作品。他的新作《大秦腔》，真切地反映了社会在与时俱进的同时更需要保护本土文化的现状。他的农村题材人物画作品《熟悉的面孔》《祖孙》，展现了农民的勤劳、朴实，将简单的人物形象刻画上升到对民族精神的发掘。

梁占岩《大秦腔》局部

　　只有理解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才能创作出格调高雅的作品。中国传统绘画造型以线入手，讲究单纯、凝练，能把复杂的物象简单化。当代人物画创作在起稿时需要考虑与其相对应的笔墨语言，人物造型应精练、概括。可以说，“线”是连接当代中国人物画造型艺术和传统中国人物画造型艺术的桥梁。
　　当今，中国的美术院校大都引进西方“学院派”的造型理念，主张写实，讲究客观准确性。学生们也往往利用西方具象造型意识来入手中国画，只追求物质形态的准确，而忽略了绘画主体——人的意象思维的表达。实际上，中国画的意象思维常带有一种诗化的意境，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合适的造型手段来实现这种意境的营造。近代“海派”画家任伯年，画人物虽用写实手法，但却不失“神韵”。林风眠亦能将所学的西方素描、色彩知识很好地融合到中国画的创作中。齐白石的人物画更是如此。这些都表明中西方绘画并非格格不入。徐悲鸿早在1932年所作的《画范序》中就提出了“新七法”，其中“五法”（比例准确、黑白分明、动作或姿态天然、性格毕现、传神阿堵）都在说人物画造型应具备“形神兼备”的特点。袁武所作《大昭寺的清晨》不局限于描绘人物形态本身，而是力图超越人的形态刻画，表现精神世界的虔诚。这样的造型艺术才有神采，才有打动人的力量，才能唤起观者的情感共鸣。

袁武《大昭寺的清晨（局部）》

　　当代中国画造型既要做到“形神兼备”，又要做到“逸气横生”。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说：“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中国画要有“逸气”，在处理人物造型时就要加入“逸”的成分。翻阅中国美术史，你会发现，“逸品”一直以来都是画论品评的最高标准。因此，中国画品质的优劣并不取决于简单的形似，而更多的是看画面中是否“气韵生动”，是否有“逸气”。在“都市”系列人物画《都市绿色》《都市午餐》中，画家田黎明将简洁、明朗的人物造型与斑斓光感的色彩元素完美搭配，从而给画面营造出恬静怡然的诗般逸境。田黎明用色彩语言创造的造型艺术，由“形而下”的具象表现上升到“形而上”的逸境表达。他把中国画的“逸气”内蕴和自创的造型方法很巧妙地融为一体，以逸敷色，借色抒情，使传统水墨散发出蓬勃的时代气息。

田黎明《都市午餐》

　　中国漫长的艺术史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构图方面的成果，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也需要借鉴传统人物画的场景构图。传统的中国画构图利用“散点透视法”营造出连绵不绝的长幅画卷，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正像谢赫所著《古画品录》中所提“经营位置”的道理一样，构图也是烘托人物造型的手段之一。在传统的中国人物画中，除了个别肖像画没有明确的背景外，一般均采用具象的道具作为背景，如家具（屏风居多）、花草树木之类。这说明背景之于人物画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二者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展现出好的画面效果，意境也才会更加突出。当代，有许多中国人物画的背景是非常新颖的：它不再是具象的道具，而是用或抽象、或梦幻、或怀旧、或复古的颜色作底子。岩彩由于色彩丰富、装饰效果强，因而广被艺术家青睐。它斑驳而不生硬，做旧自然而不做作，很有富于想象力的美感。剥落的肌理效果以及看似残缺的背景让画面更增几分厚重，同时又饱含东方气韵和画面人物的神秘感。非具象背景反而有了“无声胜有声”之意。唐勇力的“敦煌之梦”系列作品中，“剥落法”和“虚染法”的实践都是为了拉开人物主体与背景的层次关系，让画面更有整体感、厚重感和视觉冲击力。这些形式感极强的构图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当代中国人物画的人物造型与整个画面背景道具的造型应相互统一、融合，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更具时代感染力的好作品。

唐勇力《“敦煌之梦”之三》

　　“书画同源”，当代中国画造型同样离不开书法的运用。董其昌的“以草隶奇字法为之”，以及赵之谦的“以书入印，以书、印入画”，都说明了书法对绘画的重要性。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提出：“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传统书画赖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构成当代中国画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人物画造型的笔法更要具备书写性。从朱振庚的作品《群像》《舞》中不难发现“笔性”对于整个画面的重要性。作品呈现的是笔痕走过的过程而不是大功告成的结果。“现代造型法”讲究“笔性”，其实就是讲究线条的质感和美感，讲究线与形的默契和适度，这样的用笔可以使人物造型更有韵味。除此之外，中国画和书法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势”。八大山人的水墨“高挥大抹若寒烟”“不以东家黄叶落，漫将心印补西天”，有种“拔剑搅乾坤”之势。还有一种看似平常却表现力十足的“势”，那就是淡泊世俗、率真稚拙。看金农的人物画就有这种体会。更重要的是金农书法功底好，一下笔就不同凡俗，被称“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周京新的“水浒人物”系列作品，在塑造人物时用中锋勾皴，运笔藏而不露，笔笔送到，不疾不徐，宽笔宽线，水润墨饱，既“一波三折”又“力能扛鼎”，具有强烈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