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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中叶，北方历经唐末、五代、宋、辽、夏、金、蒙古长达数百年战乱，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刚刚建立起的元朝为稳固政局，需要大量粮食。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海上漕运的办法南粮北运，使将近全国各行省总额二分之一的江浙行省，以及闽广地区征收的粮食都成功调运到大都（今北京），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大都已积储了丰盈的粮食，稳定了元初的经济政治大局。 而在元代的漕运中，今之上海崇明岛和舟山群岛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基础，本文就此作些探索和论述。 一、上海崇明人在元代漕运中的地位和贡献 忽必烈统一全国后，疆域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之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领土面积达1400万平方公里。刚刚建立起的元朝为稳固政局，需要大量粮食。江浙行省占了4494783石，将近全国各行省总额的二分之一。 当时，江浙一带的漕粮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途中装卸三次，十分不便。至元十九年（1282年），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的粮食迟迟不到，正当忽必烈和他的大臣们一时想不出办法之时，却有两个人向元朝廷进言：“从海路运输江南米粮。”从此，开拓了海上漕运之路。 这两个人一个叫朱清，今之上海崇明岛人，另一个叫张瑄。据《新元史》等史料记载：朱清，崇明姚刘沙人。他“身长八尺，貌如彪虎”，先是和母亲捕鱼为业，后受佣于沙民富豪杨氏家。因不堪主人奴辱，愤恨之下，“夜杀杨氏，盗其妻子财货去”。随后，他“亡命集党，为之渠魁，操舟贩鬻私盐，兼事于摽盗”成为海盗。朱清贩私盐入吴淞江，到嘉定新华镇换米，遇嘉定县八都新华村（今上海川沙高桥附近）人张瑄，两人“结为兄弟”。据史料记载，朱清、张瑄因生活所迫当海盗，率领部属在海上活动了十五六年，非常熟悉南北海路，能在不可渡越的“料角”险滩、危湾行船，畅通无阻。 至元十二年（1275年），朱清、张瑄受降于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陷临安后，朱清、张瑄等人曾受命将南宋的档案、图表、祭祀器具等库藏，从崇明由海上运至直沽。至元十九年（1282年），朱清、张瑄的海运漕粮的建议，得到了当朝皇帝忽必烈的允准。至元十九年（1282年），朱清、张瑄和总管罗璧等人奉忽必烈之命在今之崇明、太仓一带，督造60艘平底船（即“沙船”）。同年12月，在他俩的主持下，漕船在今天的江苏太仓浏河装粮，大船装载1000石，小船装载300石，60艘平底海船共装运漕粮4.6万石，每船置监运漕粮水兵16名。船队浩浩荡荡出发后，经扬州，过海门县以东的黄连沙咀和万里长滩，然后向西北航行，到达淮安、盐城县，再往北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北上，在今天的山东荣成地区折转向西航行，到达登州古港，继续西行进入今天的天津海河口。 由于这条航线出长江口后便往西北方向的沿海岸行走，浅滩、暗礁众多，航行十分危险，全程计13350里，路程很长。第二年3月才到达京都。这一次运粮4.6万余石，海难损失粮食将近0.4万石。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任命朱清为江东道宣慰使、张瑄为淮东道宣慰使，同时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这年海运粮食150余万石，走原先路线，然而沉舟粮食竟高达24.5635万石，相当于16%的船粮为大海吞噬。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人以“此路险恶”，决心“踏开生路”，新辟海路。改进后的航路具体走向是：自刘家港出海，粮船过了长江口以北的万里长滩后，转向东北往大海深处驶去到青水洋，此后乘东南风，航行三昼夜过黑水洋，再得东南风行一昼夜，到成山角，最后到达海河出海口。这条航路启航改至夏季，一路可乘季风，又可顺着西太平洋黑潮暖流北上，航行加快，约半个月时间就可到达终点，且海难损失的粮食由上年的16%降至3%，收效显著。 但是新航路如果遇到“顶风而上”的情况，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到达目的港。于是朝廷命海运千户殷明略对漕运航路再作改进。殷明略改进后的新航线，仍从刘家港启运，由长江口出海以后即直接向东进入黑水洋，经由黑水洋直接向北航行到成山角，再转向西航，仍由渤海南部以达界河口。这样，南段航路全在远离海岸的黄海较深水域，完全避开了近岸浅险海域，安全系数大为提高。风向顺利时只要10天左右便可航毕全程。据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漕运记录，海难损失的粮食，占起运粮食总量的百分比已降至2%左右。这条航线后人称为“殷明略航线”。 除了朱清、殷明略，据《新元史》卷一百八十二?传第七十九记载的一个故事讲：在大元王朝海运漕粮中和朱清一样的功臣———昭武大将军、海道运粮正万户黄真，信武将军、海道运粮副万户刘必显，昭勇大将军、海道运粮副万户徐兴祖，海道运粮副万户虞应文，都是崇明人。还记载，朱日新、范文虎、柏良弼、黄成，俱海运千户，佩金符，俱为崇明人。 海运漕粮的成功，仅十几年就使忽必烈建造的元朝新首都———大都积储了丰盈的粮食，稳定了元初经济政治大局,为以刘家港为基地的北半球航线的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开导了先路。 同时，元代海上漕运的成功，开启了上海的勃兴之路。首次海运完成2年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乌泥泾镇太平仓建成，“峙粮二十万石”，为华亭县漕运粮食的中转之地，并开仓河与乌泥泾相通。在计乌泥泾镇二十六里后来成为县治的上海镇已是“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观、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己未（公元1291年8月19日）“分华亭之上海为县”，这一日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由此可见，在元代漕运的开拓史中，崇明及崇明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并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舟山在元代漕运中的地位和影响 舟山群岛，位于上海崇明岛之东南部，背靠沪杭甬，面向太平洋，北邻日韩，南控闽台，为中国东海岸之中枢及海上航路之要冲。古人云：“枕山面洋，层涛喷涌其间。”“众山环屿，群港四达”，自古有“海角天涯”之说 从地缘上说，崇明与舟山，尤其是嵊泗列岛，关系十分密切。据记载，宋元期间，嵊泗的大、小洋山岛等岛屿，行政归属于今之上海崇明。因此，崇明岛对海上漕运之贡献，应包括部分今之舟山人。 当然，在元代漕运的“南粮北调”中，刘家港是江南漕粮的主要起运港。但是，俗话说得好：“两广熟，天下足”，在我国产粮大省中，除江浙两省外，还有两广和福建。当时，两广与福建的粮食，通过漕运，穿越舟山海域，到达刘家港后，再往北走，到达元朝大都。因此，在元朝的漕运中，舟山群岛是必经的航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宋元时期兴起的福建湄洲岛妈祖信仰，也以漕运为载体，传播到舟山群岛，并且一路北上，传播到上海及江浙沿海，直至山东、天津等地，成为最为兴旺的航海神与护海女神。 无疑，宋元时期，舟山已有妈祖信仰，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据清康熙《定海县志》记载，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舟山本岛有神庙165个，供奉天后的36个，占神庙总数五分之一多。其间，以建于宋元时期的普陀沈家门天后宫、建于清朝的定海天后宫、岱山高亭天后宫等，最具规模。 若以毗邻崇明的洋山岛为例，就有一个妈祖信仰文化圈。例如，大洋岛上有个天后宫，位于大洋岛东部，俗称“老宫”，供奉天后妈祖。小洋岛上也有个天后宫，建于宋元时期，是嵊泗列岛的七大庙宇之一。大洋岛附近还有个圣姑礁，圣姑礁上有个圣姑庙，俗称“圣姑娘娘庙”，可说是世界上最牛的天后宫。此庙高耸礁上，双檐盖顶，黑瓦黄墙，形似亭阁，又似古堡，造型十分独特。尤其是此礁最高点为16.7米，而当潮水涨平时，庙基离海平面仅5米左右，这在全世界的妈祖庙中，是海拔最低的一个。并且历经了数百年风吹浪打而保留至今，实属罕见。 还有，令人颇感兴趣的是羊山大帝庙，俗称“大庙”。羊山大帝庙，建于小洋岛上，供奉的是位漕官木刻像。庙匾中记叙：“羊山大帝，名李讳，崇明人，官至运粮正使。某年，李讳运漕粮避风至此，值山民食罄，尽发粮赈之，归恐受责，投海自寻。山民感之，建庙奉祀，尊之曰羊山大帝。”由此说明，洋山妈祖信仰文化圈的形成，不仅与独特的海域环境和崇明岛有关，还与“南粮北调”的海上漕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洋乡志》曰：“时江浙闽粵，漕运频繁，大商船贾从南北上，常至本岛下碇。当时，为求海运之方便，亦求航行之平安，福建船户自带木材，在此兴建天后宫，一为祭祀天后，二为储存货物。因此，妈祖信仰盛也！” 同时，元代海上漕运的拓展，对舟山的商贸繁荣以及海上丝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舟山的金塘沥港，在元代已是海上漕运的起运港。据倪吾芳女士在《定海古代交通与海上丝路》 一文中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因昌国（今定海）‘海道险要’、‘人口倍万’，升县为州，隶属庆元路（今宁波）。”当时，元代的海上漕运航线，从刘家港起运的主要有三条。《中国通史》云：“除上述航线外，从福建至浙江、山东半岛或天津直沽，还有一些海上支线，起运港口另有白茆港（常熟）、庆元路烈港（今定海沥港）和福建长乐港。”这就是说，舟山的金塘沥港，在元代，已是海上漕运的起运港之一。 《浙江航运史》云：“延佑元年（1314），温州、台州及福建等地运粮客舟，改在庆元停泊，再由海船装粮，从烈港（今定海沥港）入海北运。”其间，当年从烈港一带开发的粮船达147艘。 另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岑江港（今定海岑港），去州西北三十里，旧谓之六国港口，南北舟舶，辐辏于此，亦海州之一镇云。” 据考证，元代的昌国（今定诲）及其岑江港，曾与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爪哇等六国互通商贸，经济繁荣。可谓“往来互市，舳橹相接。市井十洲人，宾客半蕃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元代的漕运与崇明及舟山群岛，有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具体的有三个层面：一、在元代的海上漕运中，崇明与舟山群岛，均是海上漕运的主要节点和压舱石。例如，海上漕运的始作俑者及其管理和经营者的首领，大都是崇明岛人。崇明邻近的刘家港，舟山群岛的沥港、岑港、洋山港等，均为海上漕运的起运港，或是中转港及商贸港，为元代的海上漕运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若从崇明与江苏刘家港来说，舟山是它们的屏障与门户，其地位也不可或缺。同时，声势浩大的海上漕运之开拓，也为崇明与舟山带来了许多商机，促进了崇明与舟山的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从而带动了长三角经济带的形成。 二、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因元代漕运之兴起，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新阶段。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盛于唐宋。元代的海上漕运，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与意义。例如，舟山的岑港，在元朝称之“六国港口”，即为一例。 三、妈祖的崇信与传播。妈祖信仰的始发地在福建湄洲岛，现今已传播到我国各地，成为沿海岛民中，包括上海崇明、浙江舟山及山东、天津等地最为崇拜的女海神，并已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而，妈祖的崇信，为什么传播之这么快、这么广？除其他原因外，元代的漕运提供了重要契机，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为福建的船户，崇信妈祖，福建的漕船又是船高体大的福船，他们除运载粮食外，还随船携带着许多木材，每到一地，为了祭祀和传播妈祖，他们就在该地建造妈祖庙，并举行盛大而隆重的祭祀仪式。就是这样，沿着漕运的海上航路，由南向北，一路北上，广泛传播妈祖信仰，从而在全国各地造成了巨大影响。 最后，我想用一首小诗结束全文。诗曰：“元代漕运兴海上，连樯万艘气势壮。天后崇信布海宇，海上丝路谱新章。” （今日定海 金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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