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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之年用兵朝鲜 公元655年，新罗国（此时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另外两个是高句丽和百济）遣使向唐朝告状，高句丽、百济、靺鞨（女真的前身）联军攻打新罗，新罗国危在旦夕。此时在位的唐高宗李治下诏让这三路侵略者退军，碍于唐朝的天威，他们只能无奈撤军，不过此后几年，高句丽、百济不时的出兵侵扰新罗国。
统率乏人，唐高宗起用刘仁轨率军出征，此时的刘仁轨已是六十岁的花甲之年了，唐高宗让他以检校带方州刺史的职务统率熊津王文度的旧部，驻守熊津。唐军主力撤退后，百济王的堂弟扶余福信勾结和尚道琛，从倭国迎回了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他们盘踞周留城，打起了复国的旗号。百济旧民纷纷响应，扶余福信等人迅速集结军队，包围了唐将刘仁愿驻守的百济城。
此时已有谋划的刘仁轨向唐高宗上书陈述利害，他说道：“消灭百济危害，留下部队镇守，正是控制了它的要害。眼下平壤（高句丽首都）还没有攻克，熊津又放弃的话，百济很容易死灰复燃，消灭高句丽更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我们虽然驻进了新罗国，但这正像客人一样，发生了不称心的事，后悔还来得及吗？百济的扶余丰对福信心怀猜忌，貌合神离，势必不会支撑多长时间。我们应当坚持防守，乘着他们内乱时，再发起进攻，胜利则指日可待。” 看到这员老将心意坚决，唐高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猜忌堂叔扶余福信争夺他的权力，设计将其捕杀，同时，他自知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抗唐军，因此派人向倭国求援。 白江口重演赤壁之战
白江口的战败，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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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花小鼠 > 《凌烟阁上-安邦武将》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名将荟萃的的一个王朝，特别是在王朝早期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功勋卓著，其典型代表人物就有卫国公李靖、陈国公侯君集、英国公徐世绩、辽西郡公薛仁贵等人，他们无不是开国、御敌、拓土的盖世英豪，以至于后世围绕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众多。皓月当空，可能盖住星星的光芒，这段时间有一个历史人物就是这样的遭遇，此人年近花甲才放以重任，六十六岁的高龄时才担任宰相一职，八十岁时成为皇帝、太子都离不开的柱国之才，他就是最为古代日本人恐惧的中国人，名将刘仁轨。
看到这两国如此不听招呼，公元660年，唐高宗李治派遣名将苏定方率大军出兵辽东，解新罗国之围。苏定方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军直扑百济国本土，国内空虚的百济国压根难以抵抗来势汹汹的唐军，不久连首都都被攻陷，百济国王及贵族五十八人全部被苏定方俘虏，押送回了长安，百济宣告亡国。在唐军的强势干预下，孤掌难鸣的高句丽也只能无奈撤军。唐军班师后，为了加强对百济的控制和有效治理，朝廷命令刘仁愿率领数千军队驻守百济城，并在百济的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个地方设置了都督府，分别任命都督，谁知熊津都督的左卫郎将王文度在赴任途中病逝。
唐高宗下诏让刘仁轨统帅所部和新罗军队前往救援刘仁愿，几番交锋下，百济城下的叛军连遭失利，退向了仁孝城。不久后，苏定方又率大军攻打高句丽，可惜还是因为突降大雪、天气严寒的原因，唐军无奈撤军，同时唐高宗下令刘仁轨等人暂停一切军事行动，等待春天后配合主力大军再行进军。
公元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遣将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兵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至此，惨烈的白江口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今韩国扶安），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刘仁轨准确判断了唐军船身好大、外壳坚硬的巨大优势，采取“左右夹船绕战”，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并对拥挤一团的日军战船施以火攻。《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白江口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江口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江口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日进入文化和经济交流最兴盛的时期。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