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精品之《吊比干碑》

《吊比干碑》全称《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碑》，位于河南卫辉城北7.5公里比干墓祠。原碑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刻立，但已不存，现存的是宋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重刻的石碑。该碑高2.56米，宽1.36米，篆额"皇帝吊殷比干文"7字，碑文楷书28行，46字，记述了立碑之由和颂词，抒发了孝文帝对殷太师比干直言敢谏和临危不惧品德的敬仰与怀念之情。据《魏书·高祖纪》：“（太和十有八年十有一月）丁丑，车驾幸邺。甲申，经比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碑阴刻文4列，前3列从吊官82人题名，最后1列为宋吴所撰"碑记"，林舍书丹，楷书。碑记中说，此魏时所立《吊比干文碑》"久已为乡民毁去，赖民间偶存其遗刻"，"幸遇圣振，再获刊勒"。

​此碑传为崔浩所书。崔浩（？-450），字伯渊，小名桃简，河东武城人，官至太常卿，博览经史，通天文，工书，世人以其迹为宝，后因修国史获罪，诛死灭族。

碑文字体方整，笔画瘦硬峻直，两端方而粗，犹如硬骨。杨守敬《学术迩言》评曰:"瘦削独出，险不可近"，为"北碑之杰作也"。故为书家所珍重。《金石录》、《金石萃编》等书均有著录。

施蛰存《北山集古录》：“此碑字体怪异，然书势则古茂，虽宋人重刻，精神未亡，可与吴炳重《书汉淮源桐柏庙碑》比美。”

欧阳辅《集古求真》：“虽经翻刻，规模尚存，亦可见书法之递变。”

《吊比干碑》“平画宽结”的结体跟继承隶法有关；在用笔上，起笔呈方势，横画收笔有上挑之势，在笔画形态上表现为对棱角的夸饰，凿刻味十足，既沿袭了汉末书法的风格面貌，又符合这时期铭石体的主要的特征。

在横向上与同时期书体相比除了有铭石体所具有的共性外，作为不同功能的《吊比干文》又有其特性，具有庄重的官方风格，其中外轮廓不变线条变细字内空间就大，因它带有特定的分书结体遗法，所以字内空间必定表现出横向空间更大，字内横向空间大造成结体宽结促使结体稳妥显示庄重性。另外篇幅过长又受限于碑的大小，为了不造成拥挤的现象使得“瘦劲”的线条风格出现。杨守敬《学术迩言》评曰“瘦削独出，险不可近”。虽说这种瘦劲的线条风格是附和于载体的，但瘦劲线条风格的彰显更多的作者主观意识协调下的产物，其纤细瘦劲的线条形态在北魏书法风格中可谓独树一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五品评第十八：“《吊比干文》若阳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 全篇气势恢宏，字与字大小统一，点画起止分明排列均匀对称，颇具整体性。同时它在布局上井然有序字距紧凑，疏朗的结体与紧凑的章法形成明显的对比。

而横画起笔上翘，收笔也有上挑之势，则明显带有折刀头痕迹，类似于美术字。除了继承隶法的原因，跟刀刻的原因也是分不开的，这些折刀头是镌刻过程中的一种程式化的巧饰，在真正书写时也许就考虑了刀刻的具体特征，从而刻手与写手的高度默契的配合达到的艺术效果，也许仅仅是因为刀刻工艺造成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碑文为北魏孝文皇帝亲自撰写，他以悼念殷代大臣比干的忠贞，而抒发自己的感慨。此碑无书丹人姓名，清朝中叶传为北魏著名书家崔浩所书。但崔浩的生卒年代，与立碑时间不符。崔浩(？--450年)字伯渊，一作伯源，崔宏之子。官至司徒总百揆，工书。崔浩书迹对当时的书风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后世多宝其迹，以作楷模。故推测此碑的书丹人与崔浩有直接或间接亲友关系。

​康有为认为后世的书法大家褚、薛、柳、沈也受其影响。他说：“褚河南《伊阙石龛》出于《吊比干文》《齐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遗法。若《李卫公碑》《昭仁寺碑》，则《刁遵》《法生》《龙藏寺》之嗣音也。薛稷之《石淙序》，其瘦硬亦出于《吊比干文》，其出锋纵笔，则亦出于贝义渊。”认为《吊比干文碑》不仅成为一种书法家效仿的风尚，在书法史中对瘦硬风格流派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有资料记载沈尹默遍临北碑，以《吊比干文碑》强其笔力，说明了沈对此碑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