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不谈《傅雷家书》，只说傅雷

拾遗物语

爱好文学的人，多读过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喜欢美术的人，多读过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研究音乐的人，多读过傅雷写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

琢磨教育的人，多读过傅雷写的《傅雷家书》。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这句话，既是傅雷的墓志铭，也是他一生的缩影。

今年，是著名翻译家、学者傅雷逝世50周年。谨以此文，致敬傅雷。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1

 

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境界开阔、自然宏丽，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

数年后，诗仙李白游历至此。

据说兴之所至，也欲赋诗一首。

但读罢崔颢之诗后，李白搁笔而去：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傅雷（1930年）

1300年后，一群翻译家，

读罢傅雷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了和李白一样的慨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傅雷一生，翻译过33本名著。

他的译本，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外，

文章本身几乎看不出翻译痕迹。

“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

傅雷有本《国语大辞典》，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话时，

他一定会在辞典中寻找妥帖的成语俗话来匹配。

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

“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

译完之后，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

“一句话翻得不好，十年都会耿耿于怀。”

以至于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

因为这么“顶真”，傅雷成了一代翻译巨匠。

也因为这么“顶真”，傅雷58岁就自杀而亡。

2

 

1908年4月7日，傅雷诞生了。

这一年，正赶上末代皇帝溥仪登基。

这是巧合，也像宿命。

傅雷4岁那年，父亲为乡绅陷害入狱，

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

其母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

以致无暇照料孩子，四死其三，

只有傅雷一人侥幸生存下来。

巨大的悲痛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

致使她对傅雷存着一种病态期望：

“希望他出人头地，为父亲沉冤昭雪。”

她从此以一种极端方式督促傅雷学习。

小时候，傅雷有次逃学。

那天晚上，傅雷已经睡沉了。

母亲在亡夫灵前哭了一阵后，

用包袱皮将傅雷缠捆起来拖出门外，

她想把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扔进池塘。

傅雷大喊，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

自那以后，傅雷再不敢逃学。

有一次，傅雷在家念书时睡着了。

忽然，他从烧灼的疼痛中惊醒，

低头一看，母亲竟拿着蜡烛，

让流下的蜡泪淌在自己肚子上。

“我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在这种残酷方式下磨炼出来的傅雷，

养成了为人做事极端刚烈认真的性格。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

傅雷的刚烈认真在亲朋圈无人不晓。

从巴黎留学归来后，傅雷常与友人打桥牌，

原本纯属娱乐，傅雷却极其认真。

绝不以“技巧”欺瞒别人，

以致他的牌别人都猜得一清二楚，

结果往往就是十有九输。

傅雷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愚蠢。

但他又拒绝使用所谓的“技巧”，

最后弄得牌局常常不欢而散。

别人知他脾气，总不愿同他搭档，

傅雷只好和妻子朱梅馥搭档。

但几轮下来，傅雷就会气得“牌扔一地”。

朱梅馥只好陪着笑脸给朋友道歉。

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和他打牌了。

“他这个人做事，极其顶真。”

钢琴家傅聪如此评说父亲傅雷。

家里热水瓶把手必须一律朝右摆放，

倒光了水的空瓶必须放置排尾，

灌开水时，也必须从排尾灌起；

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页，不许别人撕。

偶尔夫人撕了一张，傅雷就用糨糊粘好：

“等会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

这种认真，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

他规定几点工作、几点休息、几点吃饭，

“都是准时的，不能更改的。”

在他工作时，谁也不能去惊动他。

与人交谈也有时间限制，到点便请人家回去。

对自己如此难近常情的“顶真”，

傅雷还有绝妙诠释：“一个艺术家若能很科学地处理日常生活，他对他人的贡献一定很大。”

大倒未见得，得罪了不少人才是真。

1920年代末，傅雷留学法国结识刘海粟

3

 

1931，刘海粟与傅雷留学归来。

刘海粟担任上海美专校长后，

立即邀请傅雷担任校办公室主任。

一位北平画家受刘之邀来校任教，

为树立威信，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

傅雷见了，一瞪眼：“这些画不行，收掉！”

刘海粟赶紧将画家介绍给傅雷认识，

好个傅雷，一言未发就走开了。

事后，刘海粟说傅雷：你怎么这样狂？

傅雷一脸不屑：“此公没本领，只会抄书。”

傅家二子与刘海粟女儿英伦

同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回国的还有张弦，

张弦回来后担任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

张弦专心艺术，而刘海粟则忙于交际。

学者荣宏君撰文谈过一次见闻：

“刘一次周日叫张弦到家吃饭，

却安排他临摹一幅画，自己却打麻将去了，

中午回来，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又让张弦临了一幅，又署了自己名字。”

张弦工作繁忙，还得为刘海粟代笔。

傅雷看不惯，常为张弦打抱不平。

1933年，借母丧之机，傅雷提出辞职。

后来傅雷在《傅雷自述》中说：

“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傅雷与画家刘抗

1936年8月，傅雷收到刘抗来信，

得知张弦积劳成疾，不治而去。

傅雷立即致信刘海粟：

“把死讯在报上登一登，让其桃李得悉；

筹备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

所得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

信去后，石沉大海，傅雷火了。

随后，他在张弦老同学筹办展会上，

拍案大骂：“永不和刘海粟来往。”

1939年2月，滕固担任国立艺专校长，

“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迁在昆明。”

两派争斗不休，很多学生都是冲着学校免费而来。

滕固倾慕傅雷之才，邀其担任教务主任。

傅雷到后向他建议，若要办好学校：

“一测试学生，二甄别教师，不合格者一律淘汰。”

但因种种原因，滕固没有接受。

作家施蛰存回忆，在雕塑家江小鹣新居，

“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了上海。”

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

“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色彩。

因此带来的就是执拗，大家觉得他太桀骜不驯了。”

至交柯灵这样评述傅雷的狷介。

傅雷也承认自己“过于严苛”：

“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

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这一点，朋友杨绛十分明了。

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

杨绛以为这是客套话，照例一番谦辞，

傅雷强忍了一会，最后还是沉脸发作了：

“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杨绛还在怀念傅雷的文章中讲过一事：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

讨论翻译问题，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

他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

但他似乎忘了，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

因此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

一位老翻译家，被气得当场大哭。

“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

是极繁琐的工作，译得尽管认真仔细，

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

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

事后，钱钟书写信“责备”傅雷，

说假如你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

或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

当时，傅雷经常和钱钟书书信往来。

读罢钱钟书之信，傅雷生气了。

杨绛回忆说：“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后，傅雷闭门思过，

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事是做得欠妥当，

于是又给钱钟书去信，“承认错误”。

傅雷就是这样可爱：认事不认人。

即便与刘海粟绝交，但涉及他之事依然公允。

1957年在院系调整座谈会上，

他因支持刘海粟反对华东艺专迁往西安，而被牵连打成右派。

数年后摘掉帽子时，面对歉疚的刘海粟，

傅雷却放声大笑，以一句“算了”相应。

这便是率真刚直的傅雷！

4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傅雷回到上海。

那时的上海，已被日本军队占领。

抗战期间，傅雷给自己定下规矩：

“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

这是为了避免向日本宪兵点头行礼。

从此，傅雷便闭门不出，埋首于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请钱钟书当说客，

邀请傅雷到清华大学教法语，

但傅雷拒绝了，他只想干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内兄朱人秀说过这样一段话：

“傅雷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

看不惯的人，就合不来。

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好友杨绛也说：“傅雷满头棱角，脾气急躁，

动不动会触犯人，止不住要冲撞人，

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

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但正因如此，中国才有了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在家闭门不出的傅雷，

一边专注于翻译，一边专注于教育孩子。

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傅雷苛严之极。

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

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

比方每天吃饭，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

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人，

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

站着跟长辈说话时，要身体站直两手下垂，

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

有一次，傅聪一事做得不对，

傅雷抡起蚊香盘就猛地砸了过去。

击中傅聪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

傅聪鼻梁上，从此留下一道疤痕。

两孩子在父亲面前，总是小心翼翼。

只有当父亲出门后，才敢大声笑闹。

朱梅馥与傅聪

“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

傅雷曾对儿子傅聪这样说。

如此严苛，是希望子有所成就。

傅雷本想让儿子学画，但傅聪没兴趣。

“傅聪3岁至4岁之间，站在小凳上，

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

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

他就安安静静地听着，久了也不会吵闹。”

傅雷两口子就卖掉首饰，买回一家钢琴。

“他7岁半，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

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

因此而屡遭傅雷修理：“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1955年，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

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傅聪练琴

这次比赛后，傅聪留学波兰。

临行前，傅雷给他的叮嘱是：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从此，父子俩开始了漫长的书信交流。

与儿子的通信，是从“认错”开始的。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

随后，傅雷便在信中教导傅聪为人做事。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

“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

1958年，傅雷划为右派。

政府接二连三催促傅聪回国，

傅聪知道一回就必然难有宁日，

一番思索后，从波兰逃去了英国。

从此，父子俩再未谋面。

1978年，傅雷夫妇自杀12年后，

傅聪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80年代初，傅聪才得以回国，

并在中央音乐学院做了兼职教授。

傅聪把父亲教导自己的信整理出版，

这便是后来风行中国的《傅雷家书》。

金庸这样评价《傅雷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一语道破傅雷教育儿子的基本精神。

那天晚上，傅聪拿到《傅雷家书》后，

无法入睡，他不酗酒，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书手稿

5

 

1957年，风云突变。

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代言人。

一位领导来沪后，示意上海右派太少。

为填充名额，傅雷被加进了这个名单。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

暗示傅雷，检讨不妨将调子定高点。

但傅雷却回答得斩钉截铁：

“没有廉价的检讨。”

见傅雷不肯低头，周又让其好友柯灵前去说服。

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

“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

“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1958年，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傅雷家书手稿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

只有傅雷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费生活。

但被划为右派后，傅雷不能出书了。

但傅雷的翻译实在是太牛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只有去请示中央宣传部。

回复是：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

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郑效洵，便去函跟傅雷商量。

傅雷一口拒绝：“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

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

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

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傅雷译稿

1961年9月，傅雷“被摘帽”。

有关部门告诉他这个喜讯，

让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

一向顶真的傅雷竟不予理睬：

“摘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

次子傅敏介绍当时的情状：

“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讲逻辑，

不光是骨气，是讲逻辑。

因为如果去摘帽，就承认戴帽是对的，

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和我没关系。”

傅雷就这么执拗得可爱。

至此之后，傅雷更加闭门不出，

除了翻译，他开始研习书法、收藏字画。

并爱上了养花，在后院花园，

他竟然培育出了50多种月季。

傅雷写给黄宾虹的信，书法功底可见一斑

6

 

不问世事，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

终究还是无法安然置身于事外。

1966年,“文革”来袭。

8月30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傅家。

一番搜索后，在傅家阁楼找到一箱子。

箱子里有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

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

这便成了傅雷夫妇“反革命”的罪证。

傅雷说：“这箱子是姑妈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

但红卫兵们哪会容你辩解。

傅雷夫妇被拖跪在地上，然后就是4天3夜的连续批斗。

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秀娣发现，

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没起。

等了一阵后，周秀娣去敲门，无人应。

她推开门，发现傅雷夫妇已自缢而亡。

身后钢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之处

9月2日白天，朱梅馥对菊娣说：

“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她是希望自己死得干净体面一点。

那天晚上，她还嘱咐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那天晚上，傅雷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

这封信是写给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傅雷遗书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遗书

在即将了断自己生命的前夕，

竟然还能如此地沉着冷静，

一笔一画，事无巨细，为他人而想，

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亏欠任何人。

人心之温厚，莫过于此了吧！

那晚，夫妇俩将天蓝色土布床单撕成长条，

然后搓成绞索，挂到落地窗钢架上。

临行前，他俩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

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

所谓优雅，有时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真人的自毁，好象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7

 

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父母死讯电报，

他只是发愣捏着信，竟然没哭：

“我发现人很奇怪。悲到极点时，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傅聪知道父母死讯后，与弟弟反应近似，

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我父亲一开始就是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命运。”

那晚，演奏时，他对观众说：

“今晚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

80年代中期，傅聪回京表演。

有晚没演出，他坐在宾馆看电视。

他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

突然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事后，很多人问傅雷为何会自杀。

傅敏说了一段话：

“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

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

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

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

所以他选择了死。”

1935年12月9日，为反抗日寇侵华，

蒋南翔执笔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

“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文革”十年，也是如此吧！

一心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

竟也寻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那个年代里，

一向以民主著称的作家舒芜开始“忏悔”，

哲学大师冯友兰也不得不选择“投机”，

周作人这位五四闯将也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

就连敢与领袖拍桌子的梁漱溟也选择了委曲求全。

但是，傅雷做不到。

他性格之刚直，容不得说违心话。

如同作家狄马所说：“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

后来，钱钟书先生这样评价：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不宽恕”的鲁迅先生，一个就是“大爱”的傅雷先生。

这个大爱，就是爱真实、爱真理。

傅雷死后，他翻译上“一生的对手”施蛰存说：

“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1955年1月26日，

傅雷在家书中告诉傅聪：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2013年10月27日，

傅聪傅敏将父母骨灰取出合葬，

也在墓碑之上刻下了这句话：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