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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河，1967年1月生于河北省河间市。自幼研习诗词书画，发表作品千余篇幅，多次参展、获奖，作品及事迹载入百余部大型辞书典籍及多种媒体。著有《秋扇诗》、《秋扇词》、《秋扇词话》、《论词八要》、《词学图录》、《词人年谱五种》、《孤飞云馆诗词书画丛论》、《词林趣话》、《文人画·诗人画·词人画》（与梅疏影合著）等。毕业于空军飞行学院，空军大校，特级飞行员、特级飞行教员。 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就爱上诗词的。后来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有两个因素是相关的，一是受了故乡悠久浓厚的崇文风气熏陶，一是身体里固有诗词书画的基因。 我是河北省河间市人，河间这个地方为中华文化做出过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汉景帝刘启之子刘德做河间王的时候，《汉书》本传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礼乐志》又说：“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他建造馆阁，请来了数百名学者，组织征集、整理、研究儒学经典，兴修礼乐，一时藏书富埒朝廷，使河间成为儒学研究中心。毛亨、毛苌就是这时被请来做博士的，这二人凭着记忆传下了《诗经》并作注解，这就是赫赫大名的六经之首《毛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简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近三千年来《诗经》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而对于我们这个“诗国”来说，更可以称得上厥功至伟！河间纪晓岚死后，嘉庆帝在《谕祭文》中说：“居藩国传经之地，业富缣缃。”又在《御赐碑文》中说：“求惟实是，河间家有藏书。”因此，河间成为儒学的复兴地，诗经的传承地，诗教的发祥地。这种崇文敬礼的风气一直保持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杜甫在《别李义》诗中说：“子建文笔壮，河间经术存。”又《奉汉中王手札》诗云：“枚乘文章老，河间礼乐存。”此外，被称为“唐画之祖”的《游春图》作者展子虔，被称为唐诗“五言长城”的刘长卿，《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人称“纪河间”的纪昀，等等，都是河间人。所以，多年以来，作为一个诗词书画的研究者、创作者，我为此而无比自豪，也自幼在这里沐浴文风，涵养性情。 我生于1967年1月，阴历是一九六六年的腊月，所以我算是“文革”的同龄人。1973年我六岁，上小学，这个时候教材里是没有诗词的，直到1978年我十一岁上初一的时候，教材中才有了少量的诗词。而这个时候的语文老师是一个有着诗词书画特长的人，他常常在课堂上引述李白、岳飞等人的诗词。我被诗词那特有的韵味，深深地吸引了。 这个时候，由于“文革”刚刚结束，传统文化的书籍是很少见的，因为都作为陈旧腐朽的东西毁掉了。十二岁上初二的时候，学校里推荐了一本五百页厚的《古代诗词选注》，所选诗词上起《诗经》，下至宋元，是个不错的选本。我如获至宝，第一次得以宏观地领略了中国诗歌的源流概貌。很快，传统文化书籍陆续出现在市面上，我大量地阅读和记忆传统经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凡是具有文言韵味的书都读，借来的就用小楷抄写。此时的记忆力出奇地好，那些名家名篇，就像刻在脑子上，至今不忘，受益良多。 后来，才知道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学习是有程序的，先攻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也叫小学，弄懂每个汉字的形、音、义，这是基础。然后是《孝经》、四书，接下来是六经。接受了经典的教化，就去实践，出仕，修齐治平，贡献社会，这叫大学。而此时蒙昧的我，却不知不觉地符合了这个学习程序，因为同时进行的书画篆刻，需要学习小篆，就抄录了《说文解字》，虽然不够系统深入，但具体而微，仍然收获不少。这一时期，我最先接触到的，也是读的最重要的书，是从外祖父那里借来的，“文革”后他从墙里挖出来私藏的四书、《左传》、《三国演义》等线装书，我至今还存着那时小楷抄录的《中庸》、《大学》等，还有那套久假不还的《左传》。 常常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另类，自幼就落落寡合，郁郁寡欢，一往好古。此时这种饥渴式的阅读和记忆，完全是出于爱好而自发的，毫无功利性可言，当然那时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不懂什么功利，只是出于一份纯粹的喜爱。此时，我认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读古书、写诗词，于是我给自己取了两个号，一个是说自己性情的，叫作“好古衰客”；一个是说时代环境的，叫作“秋扇”。 读到陶潜、王维的诗，感觉就像身边的事物，很亲切。后来，读到柳永、姜夔的词，一下子被词那种特有的情韵深深吸引，牢牢服获，这是我用力于词的初始缘由。 我的写作，始于此一时期的模拟。为了弄明白诗词韵味的究竟，除了文言的美好语感和作者的情怀感发，我特地把唐人、宋人的句子放在一起，反复对照检查，试图找出那种美妙韵味的特质所在。直到十五岁上高中的时候，才知道诗词的韵味出自于其内在的音韵规律，先贤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步发现并认识了这个规律，这就是格律。 王力先生薄薄的一本《诗词格律》，引导了很多热爱诗词写作的人，我也由此走上了规范的创作之路，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也已经结束了好几年。诗词在此时的中国悄然复苏，李汝伦先生在广州创办了《当代诗词》。慢慢地，一些和我一样独自顽强坚持着的人，陆续出现在诗坛，并且惺惺相惜，嘤鸣相和，成为一个群体，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群体的成员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旧体诗坛的中坚。 1986年，我十九岁，上大学三年级，偶然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招生启事，天津茂林书法学院诗词创作函授班招生，由诗词专家寇梦碧等任教。我惊讶异常，立即报名参加了。从此，开始正式接触诗词作家。 三十多年来，阅读记忆、写作研究、交往游历，成了我的三种常态，或者说是生活方式，我从中得到不断提高，对于诗词、书画逐渐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诗歌，是抒写情怀和发扬美好的。这其中永远是以“我”为主的，我的情意，要通过一种载体来表现，这个载体就是自然环境中的万物形象，载着“意”的形象，就是意象，很多意象组成意境。意境好，诗就好。要想意境好，应当做到“沉郁”和“新奇”。“沉”，深沉，不浅薄。“郁”，饱满，不寡淡。“新”，初次，没有过。“奇”，罕有，不常见。这样，状景抒情就深刻，叙事说理就高超，这便是诗词的核心要求。此外还要注意词汇的美好、章句的圆熟、音韵的和谐、格调的高雅等，做到“文采风流”。进而一种温柔敦厚、气质高华的心性也就形成了，要是大家都成了这样的人，社会自然就美好了，这就是诗歌的教化作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教。 任何事情，不去亲身体会，用心感知，终究是肤浅的。尤其文艺，更是如此，因为它不仅有“技”的方面，也有“意”的方面，这“意”的方面更加需要形而上的思想修养。强调“意”，是我国文化的第一大特点。所以传统的读书人在注重读万卷书的同时，还要行万里路，去实地深入和精神感知，这样才能亲切和通透起来。循着这样的思路，我用了很多年，认真探访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唐诗的西安，一个是宋词的杭州，这是中国文化的两大集中地。前者得益于工作在西安，后者则是刻意为之。实际上，这两个地方不是仅仅用唐诗和宋词就能概括得了的，它们分别显示了我国两种主要的文化风格：雄和秀。周秦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最盛大时代，奠定并构筑了中国文化的大厦，而在杭州所处的长三角地区，我们的文艺总是力图达到最精细、最优美。在西安，在杭州，在无处不在的诗意中，一路走来。 现在，旅食京华，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吟诗作画，读书行路，这就是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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