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典的阅读与学习：专访北大中文系常森教授

常森，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屈原学会理事。近年主要研究诗经学、楚辞学、先秦诸子、简帛文献与战国学术思想史等。

传承与担当——访北大中文系教授常森

采访记者：郭九苓、王淳

壹

阅读经典：手不释卷，灵感自见

记者：常老师，您在读本科、硕士的时候阅读过非常多的典籍，这是您对自己的要求还是老师布置的任务？

常老师：应该说主要是靠自律才读了那么多书，也读得非常仔细，真正是想充实自己。本科阶段，《庄子》、《楚辞》等书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硕士阶段读了更多的原典，比如《毛诗正义》《诗集传》《春秋左传注》《荀子集解》《楚辞补注》《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史记》三家注、《说文解字》大徐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等。这些阅读对我以后在求学治学路子上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记者：20世纪80年代末您上大学的时候，阅读经典、原著是校园里的一种风气吗？

常老师：是的。我大学毕业是在1989年，那时候学术界是非常活跃的，各种思想各种学说都有。不仅有很多西方理论、方法涌进来，大家对传文化的兴趣也很浓厚，阅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学子们的普遍兴趣。我周围同学阅读的书籍各不相同，但爱读书、爱读原著这一点却是相似的。那个时候，老师讲课、学生听课的时间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多，学生花在阅读上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

记者：有些经典作品读起来比较枯燥，又往往是大部头的，您有过读不下去的情况吗？

常老师：在这方面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有些很艰深的东西，我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有趣。比如说《说文解字》吧。它对学习“小学”、研治古代学术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但也可能很枯燥，其他人往往很难读完它，但我读硕士的时候读了几遍，读得津津有味。大部头的呢，像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我也通读过，有些内容还不止读过一遍。读这一类的典籍，最大的收获和乐趣是什么呢？有助于打好小学根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另外的乐趣和收获大家可能关注得少些：第一，由此认知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好的途径。第二，读这类书还是很好的思维训练——从七零八碎的资料背后发现一系列将它们有机连贯起来的线索，脑子里形成一个系统，越来越明晰。……我读书，基本还没有出现过因为内容艰深半途而废的情况。当然这也跟选择有关。

记者：您在读一本书尤其是经典著作时，书中的哪些内容容易激发您的灵感？

常老师：同学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感慨，说论文、研究已经没有什么好做的了，很难发现一些能够深挖的切入点。要避免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一是动手要早，本科、研究生低年级的时候就要大量阅读，不要等到要做某方面研究的时候再“临时抱佛脚”，创造性的结果往往基于长期的沉潜和积累。二是某些范围内，阅读应提一些要求，不能泛泛而读，比如要求自己每读完一本书，就要写一篇富有发现的论文（这显然不止是做卡片的问题）。我读《毛诗正义》的时候写过，读《荀子集解》的时候写过，读《史记》三家注的时候写过，读《说文》的时候写得更多，成了一个系列。养成这样的阅读习惯，阅读的质量才会得到保证，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地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学术灵感，提高了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读了王先谦《荀子集解》后写的，发表在《孔子研究》上，那是一本在儒学研究方面相当权威的期刊。人们普遍认为荀子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之一，在于他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点，但我读《荀子集解》时，发现这种常识性的看法可能有点偏颇，荀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不是要人征服“外在的自然”，而是要人征服“内在的自然”，这形成了他人文精神的根基。有了这样的发现后，我兴致高涨，从这一方面进一步挖掘，那篇颇有才情和创造的论文就产生了。如果满足于一般的常识，就不会这样的发现，读书就不会有很大的兴趣了。

哪些东西会激发自己的灵感呢？我想就是这种发现。

还有一个例子。关于孔子的思想，很多人都批判他的“中庸”之道，认为是滑头或者骑墙的做派，反正是不讲原则。我读《论语》的时候，发现孔子把中庸当成一种很高的德行，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中庸确实指圆滑之类，一般的庸人都可以达到了。这之后，我再阅读其他相关文献，更确认了人们对孔子“中庸”的看法与他本来的思想很不一致，孔子的“中庸”别有所指。这就是发现。在阅读、思考的过程中，有的发现，某些大家已提出过类似的看法，我不觉得气馁，反倒很兴奋，因为作专门研究的大家有类似看法，证明自己的阅读是有收获的。跟人重复的“发现”不能写出来。但在某个阶段，某个方面，这种重复的“发现”说明了自己的成长，说明自己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这种进步会对自己的阅读产生一种鼓励作用。

记者：这样看来，您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相当符合学术规范了。您在这方面是否也有很强的自觉意识？

常老师：是要有自觉意识。一般老师不太会对本科或硕士生的论文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因此自觉要求就更重要了。一开始就在学术规范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后的学术道路会更加顺利。有些同学可能不太在意论文的规范，包括行文之逻辑、语言、文章结构、材料的使用、注释等各方面都不太留意，所以影响了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我在研究生阶段写的论文，常提交给老师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会提出问题，给予鼓励，我的收获很大。我觉得，研究生特别要主动向老师请益，当老师的一般都很乐意做这方面的交流。

贰

教学经验：激发兴趣，回应现实

记者：1999年您留北京大学任教，至今已十几年。能谈谈您在教学上的心得体会吗？

常老师：我想，要热爱教学，要抱着对知识和真理的敬畏、对人和社会的关怀认真地从事这份工作。对于教学，我一直抱有高度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一开始我就很认真，投入很多。尤其是刚开始工作那几年，我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作授课的准备，以后经常性地调整，每一次上课都会融入一些新的发现，努力使讲授内容和方法处在比较领先的位置上。

记者：您在讲授上，或者您的讲义有什么特点？

常老师：我觉得让学生产生兴趣是比较重要的。要让学生产生对这个领域进一步求知和探索的欲望。要达到这一目标，教学上要有自己的特色。

很多老师上课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太用指定的教材或者参考书，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一套体系。教科书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倾向于提供比较“成熟”的认知，内容上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太能够提供前沿性或者原创性的东西，或者说有相当的保守性。用这些东西是不能满足高水平的学子的。教材他们可以自己看，不必再搬到讲堂上了。课堂上讲授的东西，应该有一定的提高性。比如，讲到庄子，所有的教科书都会说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我在课上介绍庄子，这种“常识性”的看法就不花时间，我介绍的是另外少数人的、可能更有道理和启发意义的想法。从韩愈、章太炎到郭沫若、钱穆，再到李泽厚等一些重要学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认为庄子思想和学说是从儒家发展来的（主要的意见是庄子源自儒家八派中的“颜氏之儒”）。我比较赞同这一说法，从《庄子》中为同学们提供很多内在的证据。这样介绍庄子的学术思想渊源，跟教科书大不一样，同学们可以比较、取舍，做自己的判断，关键是，这显然激发了大家的思考和兴趣。

我觉得，课堂讲授还有一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尽量回应现实中的问题。先秦两汉文学涉及到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后世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甚至难以超越这一阶段；解决现实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一传统中汲取智慧。讲授时，应尽可能地联系时下的文化现象，来认知传统的本意和价值。2008年奥运开幕式上用了一种叫“缶”的乐器。受某些民俗的误导，学术界后来有一种意见（甚至成为主流的意见），说“缶”自先秦以来就是专用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哀伤；又说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他们还举出《庄子》中的例子，说庄子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所敲之盆即“缶”，说明“缶”是在人去世的时候才敲。我在给学生讲《庄子》时，就回应了这种说法，揭明这是一种误解。庄子因为敲盆而歌，有违礼俗，才受到了惠子的批评，恰恰说明它不是丧事专用的。到了汉代，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得罪了皇帝，被免为庶人，家居劳作，节日里与家人一起高兴，也敲缶歌呼，或拂衣而喜，奋袖低卬，顿足起舞。《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有蔺相如以死威胁秦王，使他为赵王击缶，并召赵御史记载说“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这些都可以证明，说“缶”先秦以来就是专用丧器，汉灭秦后，“缶”只剩下丧器的含义，只是想当然而已。我在课上，用传统回应现实热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大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叁

当下文化对传统的背离：知行脱节，溺于功利

记者：就如刚才您说的，对于许多包含着精深哲学思想的传统文化，现代人往往形成误区或误解，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常老师：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种误区或误解，有时候让我十分苦恼。我觉得，这些误区或误解，跟传统渐渐不受重视甚至与时代断裂有关。笼统的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但我认为这种重视还没有达到“弘扬传统”的层面上。大家都说“国学热”的问题，我认为国学根本不热。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热”的，跟国学的很多根本特质是不一致的，甚至与国学的根本理念相反。我们主流的传统，最重要的是“行”，讲究“知行合一”，知道了然后落实到实践中去，这才是国学最根本的东西。孔子教弟子什么是“仁”，弟子们一再表示“请事斯语”，这就是实践了。现在讲国学，主要是把它当成一般的知识性的东西，这也许给现代人一定的启发，但没有落脚到实践这一层面上。无论对那些大名鼎鼎的讲者来说，还是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听者来说，国学基本上都只是一种认知的对象。实践层面缺失之后，字眼尽管是漂亮的，却不过是一堆空壳。

记者：于丹讲的《论语》，一些学者认为她歪曲了很多历史真相。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是在现在的文化背景下，如果于丹不对当前的习俗或社会风气进行一定的妥协，而坚持还原古代的真实情况，她就很难成为一个“学术超女”？

常老师：对。现在有文化娱乐化的倾向，如果你不去回应或接近大众的口味、取向，大家就不喜欢你，因此就不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利益。应该清醒，现在有些学者表面上是在弘扬传统的国学或文化，实际上根本动机则是趋利的。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像孔子、孟子那些古代伟大学者一样，有自己坚守的绝不抛弃的价值，不会枉道求合。那些学术的“超女”、“快男”必须考虑吸引更多的受众，只有这样，市场和利益才会得到保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样的国学“热”恰恰违背了传统的某些根本精神，这也是我一直不太看好这个“热”的原因。

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多年来形成了一个误区，即视之为出土文物、文章典籍、一般知识等等。这种偏差，使我们无视真正的“文化”的流失乃至衰落。实际上，具有群体及个体标志性的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这些活在人身上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文化”。”“地不爱宝”，地下出土的文物会越来越多，图书馆里的收藏也会越来越丰富，……但这些不能遏止人身上的真正的“文化”的遗失。前景尤其可怕。钱穆说：“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记者：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或者与它的断裂是怎么发生的呢？历史上也有一些时期，虽然历经几十年、上百年的战乱但文化根基一直都在，为什么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是如此严峻？

常老师：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国人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进行破坏的结果。有几个方面应该考虑：

一是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没有足够的警惕。十六、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进入中国，那时他们就抱着一个目的——“征服中国”，他们自己不讳言。这不只是宗教的追求，实际上显示了西方的整个文化战略，迄今并未改变。国人持久不衰地破坏自己的文化传统，客观上是为这种文化战略服务的。可悲的是，近代以来，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略；更可悲的是，那么多人自觉不自觉的追随、服务于人家的文化战略。

二是严重的自我贬低和自我破坏。近代以来，这往往被视为进步甚至革命的表征。加之改革开放以后，对文化价值缺乏有力建构、引导，甚至产生种种误导，又加深了这种困境。西方人自己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征服中国”的任务，无数国人乃至国人中的先进者帮忙、出力，才使他们的目的得以达成。“文化”就是文化。政体可以革命，经济可以革命，但“文化”必须同这些剥离，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向度去考量。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1913）说：“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视民视。革命乃吾中国最寻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茫茫无所适，伥伥无所之，游魂太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期。”从“文化”的角度看，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

经过许多层面的破坏以后，我们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剩下了一副副空壳（实际的则有不少是恶劣的），要想再建难乎其难。举个简单的例子。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农村出来的打工者，在工地上做工时，悄悄地把好的钢筋等材料弄坏，又悄悄当废品卖掉，他因此比别人多挣了不少钱，满村人都认为他最有本事。文化从根基上已经变了。为了私利，已不再有道德的担当或价值的关怀。这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人人都是受害者，不可能有赢家。

记者：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法制。法制固然很重要，但单靠法制，对社会道德的堕落是无能为力的。

常森：是这样的。仅仅靠法制来堵漏洞是很困难的，因为法律往往是滞后的，它在事情出现之后才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了道德的自律，法律也可能沦为作恶的工具、谋私利的手段。道德有一个好处：在问题产生前就有一个防微杜渐的预防和调整的机制。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停留在学术层面上，把它当作一种知识，一种客观的事实对象去看待。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使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相处以及个人行为等方方面面。幸好现在学界、社会各阶层都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肆

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建构

记者：要重建传统文化，教育肯定是关键。您对现在我国人文教育的状况有什么看法？

常老师：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缺乏一个立足于整体文化战略的教育战略，主要是知识、技能层面的教育，基本上丧失了人文精神。看看中国传统教育。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荀子·修身》）——以道德的善在前面引导人，这才是“教”。而关于“学”，我们看《论语》就会发现，学落脚在实践层面。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进一步解释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听了，表示“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就是说“我颜回虽然不聪明，请让我实践这些话”。仲弓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仲弓也说：“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所以“学”在传统教育里面最根本的是道德实践。这样的教，这样的学，这样的教育，才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教育的精神，才是修身立国之根本。现在的教育已经丧失了引导社会价值、社会道德的功能。教育既已如此，还能指望什么呢？

现在全社会都还盯着老师——还要求教育和教师承担引导社会道德和价值的责任。问题是，在目前这种环境下，教师即便是圣人也引导不了社会。有一位中学老师讲了一个例子，说手机，现在人人都有吧，但有的学生看到她用的手机不如自己的好，马上就瞧不起她了。评价的标准和体系改变了。在现在的标准和体系里，教师拥有的实际位置很低很低。一个实际地位如此之底的群体，怎么可能会引导社会价值和道德呢？

记者：您说的确实是教育问题的关键。现在是胜者为王，不但权势熏天，甚至在道德上也具备了某种合理性。没有了尊师重道的社会环境，教师也只能传授一些知识而已。现实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地保护、恢复一些传统文化精神，您有什么建议吗？

常老师：很难，确实很难。我们没有成熟的“文化”观念，没有真正的“文化战略”，我们对国内外一系列“文化”问题缺乏有效的因应，而且我们无视这些问题。我们天天这“热”、那“热”，真正重要的“文化”建构则是严重匮乏的。文化传统是根，是魂，但这些眼看着都要被破坏净尽了。可怕的是，国民已陷入了瓦解对立的状态。自觉不自觉地帮助甚至服务于西方文化战略的人很多，当然也有一大批坚强持守着传统的个体。而且我们的“文化”的问题，已经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甚至政治化了。真正弘扬传统文化的举措往往引发非文化层面的严重碰撞，故动辄得咎，步履维艰，甚至进退失据。说到建议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应该清醒，应该做点什么了。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名师课堂”栏目

《屈原及楚辞学论考》常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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