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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平：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采用一种小批量、多批次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访问著名作家的系列活动，让我们的青年作家和大家、名家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有一个相对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和著名作家的交流，拓展河北青年作家的眼界。 司敬雪：第一站来见张炜老师，一个是张炜老师的作品看了很多，从思想方面、文学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河北作家学习的地方。再就是，特别想来山东，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根源、发源地。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时候，孔夫子创立的学说，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这里来，也要感受一下山东文化。 张炜：主席和院长讲得太客气。实际上只要是到山东来的，无论是南方的，北方的，都给我们很好的评价，无论说到传统文化、还是当代创作。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山东作家的盲点也很多，有自己的局限性。当一种文化苍老的时候，表现在一个民族和一个区域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怎样冲破原来文化的一些禁锢，但是又始终能够在自己赖以生存的这块文化土壤上深深地扎根，这是一对矛盾。离开了这个土地，一无所知；完全被它埋起来，埋得不露头、眼，有时候也会有问题，所以说山东作家有时候有这一个尴尬的局面。你们会发现，从山东走出去的作家，余华、莫言等，都表现出和山东本土的作家很多的不一样，这就说明和其它文化板块的交流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准备到各地，跟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对撞、交流，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有时候跟一个人接触起来，不一定跟他交流很多，他的气息和气场，能给作家很多感悟，会打开很多东西。 王力平：您刚才讲到的文化的影响确实如此，我们在河北也有体会。河北是老区，有深厚的解放区文艺传统，包括您刚才讲到的像建国初期革命战争题材的那一批长篇作品，构成河北优秀的文学传统。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在很多年之后，当我们面对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叙述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角度、视角的变化并不大。就是我们写了若干年，现在还不断有一些抗战题材的长篇作品出版，但一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张炜：山东作家，刚才讲的局限性，在本土的作家中表现得明显。他们走出去以后，耳濡目染，就会改变一些。余华就表现的比较明显些，他年轻的时候在山东住，他的父母都是山东人，对他的影响很大。莫言主要成长的地方也都是在山东，莫言就是在龙口长大。很多山东作家都在外面，有的是山东籍，那就更多了。他们对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就会有些启发，出去和不出去是不一样的，长期出去和短期出去也不一样。我随便谈一些山东作家的情况，陈占敏可以补充一下，因为他是最典型的山东作家，把山东作家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了很多的长篇，理论文章写得很不错，是山东省重量级作家之一。 封秋昌：刚才谈到的作家的局限，我觉得无论是山东作家还是河北作家，心态一定要打开。我知道张炜在写作《你在高原》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考察计划，准备走遍山东半岛所有的村庄，而且到国外走了很多地方，目的就是来看一看，比一比，防止自己看问题的局限性。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河北作家来讲非常宝贵。经济要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封闭没有出路，那么我们作家也应该开放，应该面向世界。我们是河北作家，我们是中国作家，我们同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今天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我觉得我们的作家应该逐渐具备世界眼光、世界意识。今天这个交流，也是打开我们河北作家视野的一个尝试。 我拜读了张炜的作品以后，有些心得和感受。大概可以用四句话、八个字来概括。第一是生命，第二是超越，第三是灵魂，第四是空间。 张炜：谢谢。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杨红莉：《你在高原》是个大作品，甚至我觉得就《家族》这一部，也堪称一个大作品，我看完之后思考的问题也很多，我觉得《你在高原》恐怕是最能崭新地标注出，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用怎样的独特视角去书写历史，最能让我们看出这个时代与以往的写法不一样的东西来。 我也给张炜老师提个问题，就是独白或者叫做抒情，它是单独地成片段的、成段的，为什么这样去写，是中断叙述的，就是说独白在叙述过程中起一个什么作用，你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 张炜：谢谢。因为这个作品历时比较长，有可能作者埋在情绪里再走出来很长时间，再回去，可能有时候并不一定有你们那样把握起来更理性、更清晰。 比如说，这个抒情的片段，实际上那就是一首散文诗，我个人当时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起码要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徘徊，就是不能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学，它必须立在那个土壤和根基上。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我们知道，小说这个土壤是非常单薄的，它是一个通俗文学，《红楼梦》以后才有了所谓的雅文学，也就是纯文学。它不是一个娱乐功能第一的文学样式，它是对接中国古代诗和散文的一种文学。但是我们毕竟写的是小说，肯定要寻找中国古典小说的流脉。那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古典小说主要是通俗小说和通俗气息很浓的那些小说。当然也不完全是，比如说《老残游记》那一类的，还有志怪小说，又有区别，但仍然是相对通俗的，社会谴责小说还是在通俗小说的范畴里。冯梦龙编的《三言二拍》肯定要继承，不继承中国的小说就没有源头，但更多地要继承《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说，这是一个参照，不可摆脱的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西方的小说。西方的小说和我们的起源不一样，更多地来自它的话剧、散文，所以一开始有书卷气，跟我们不一样，它更多的是用来读的，而不是用来说的、唱的，不是话本一类的东西演化而来的。所以国外的文学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不可以绕开。 再就是整个从十九世纪走到今天的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一个巨大的参照，它一定会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觉得有了这三大块的参照，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三个巨大的石块都在这个地方，绕不开就得面对。那么《家族》，我个人觉得结构上肯定是吸收了西方的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些东西。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肯定要吸收，这是面对整个世界文学这一块。 那么中国传统文学，比如说独白这一块，即便是中国的非常通俗的小说，写到一定的部分就一定会“有诗为证”。这个“有诗为证”有时候是脱离于文本的，完全是直接抒发作者的胸襟、胸意。你会发现，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有的人写到了一定的语境的时候，他自己会“有诗为证”，但是有时候他会稍微地艺术一下这个文本，他很激动地抒发一番。但是大致上你会发现，它和文本结合得非常紧密。但是我如果在今天仍然来一个“有诗为证”，就跟今天的整个文学、全球文学现代化的形势、文本的气质形成了对立和矛盾，不够和谐。但是我又想寻找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那个到时候“有诗为证”，所以我就把这个“有诗为证”改成了散文诗。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全都是散文诗。如果认真去对照的话，和中国传统文本里的“有诗为证”的角度、意向、作用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把它改成了散文诗。所以这一点，猛地一看离传统非常远，但实际上我是跟传统的一种呼应，改制，改变，重新的一个组合，这是小说的一个诗的镶嵌。但是这种镶嵌在语境里，在意境里，在审美方面，绝对不能跟其它的追求造成不和谐，造成对立。 杨红莉：所以我在小说里读到的，那种诗人的情调，其实是在于这里。同时您说的这个，古代小说里面确实有，说话人在说话时插入“有诗为证”，您这也是抒情的自我在抒情。您这样一说，我们就觉的可以理解和接受了。 张炜：中国的当代文学面临很多问题，有很多坎儿，刚才力平说的，也可以叫做瓶颈。我个人看中国的比较重要的写作，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是我个人在写作中试图去解决的、但是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时间”的理解。 时间问题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线性地去理解时间，比如说时间有始有终，圣经里面给出的是这个答案，我们的科学给出的答案也是时间是有始有终的，它是线性的。所以我们如果对线性的思维不改变、不质疑的话，那么对于在时间框架里的全部的内容，就会围绕着进步、进化去理解；对于社会历史，就会简单地运用我们已知的科学观和进步观去把握。不自觉地把复杂的人性、人类社会的发展，等同于达尔文的和西方科学发现的进化论。实际上，我们简单地从这几十年时间看，就会发现，社会的进步和进化远不是那么简单。它会反复，会循环，会不可预知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因素、像梦境一般地参与我们当代的社会生活。人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化的问题。鲁迅讲了：我原来那么相信青年会比我们老年好，后来看到有些青年更坏，就怀疑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对于时间的线性理解，会影响作品的结构，会影响到作品对社会生活现实主义的把握，会影响到人物的塑造，最终会影响到个人的哲学的思索、思想的含量，这些综合起来又破坏了你的文学的含量。 所以我们整个中国的当代文学，包括我个人陷入了一个迷失。就是怎样既保留对于以往历史的强烈的质疑和批判性，又不使这种批判陷入一种社会进化论的、简单的科学主义线性时间观。如果能够打破了这个，又保持了强烈的批判性，这个批判才是彻底的。这很难做好。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线性的时间论使我们那些强烈的批判变得廉价和偏颇。比如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猛批资本主义；我们学习西方的时候，又猛批我们的计划经济。这种批判就陷入一种误区，总觉得时间是线性的，社会形态是进步的，如果这个进步错了，稍微拐了一下弯，到另一个路上去，还是一种进步，这都是线性的理解。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随时能够掌握住批判线性的时间发展观，避免进化论式的、简单的、科学化的社会发展观，批判才是有价值的，才具有真正的文学高度、思想高度、哲学高度和人性高度。 我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回到现实上面来说，我们不能迎合潮流，不能市场化。在我个人的写作里面，我的批判大家都认可，都觉得我是一个很能批判的一个写作者。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陷阱，如果我的批判跌入了一个线性的、进化的时间观，我的批判最终也还是没有深度的，是廉价的。 封秋昌：你曾经谈到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品的灵魂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关系，甚至不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感情，您是这样说过吧？ 张炜：作品的灵魂，我们通常就会把它简单化为思想这一类的东西，把它作为立场这一类的东西，这固然重要。我原来也是信服这个东西的，觉得像思想啊，立场啊，这些东西都靠近作品的灵魂。比如你写人物，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人物体现的是他的思想和个人的生活立场，所以归来归去还是思想、精神、生活立场是它的灵魂，我一度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后来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没有那么简单呢？比如说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家，以杰克·伦敦为例，他在写《荒野的呼唤》之前的作品，非常感人，他的情节、思想、人物塑造，到后来一点也没有简略，他的思想越来越开阔，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读的哲学书籍越来越多，从文学的功力和技巧上看，他成长了很多。到了《雪虎》的时候，就有了很明显的对比，都是写狗，都是写动物，但是在他极其困难的时候，在底层的时候，挣扎的时候，也包括海明威，他们早期的作品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看了以后特别的感人。什么感人？就是作品里面的灵魂感人，我就发现这个灵魂啊，有时候不能简单化为思想、生活立场和生活态度。它这里有很神秘的东西，就是生命的那种张力，近似于生命情感也好，它插在里面，起最基本的作用。 当然，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在底层的时候，对整个的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反抗力和不满足感，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东西，非常感人。那种感人，是让你在字里行间不能超脱的一种气、情感，说不清的某一种东西，一把它学术化我就表达不明白了，那是作品的灵魂。当一个人慢慢的得意了，各种方面也都好了，各种生活的压力也解除了，精神的压力也解除了之后，技法娴熟了，思想高超了，像好多诺贝尔奖作家得奖了以后，各方面也改善了，创作却不行了。高尔基在当流浪汉时写的流浪汉小说，到现在仍然是他最好的作品，到后来他写的作品仍然不错，但是那些作品就没有那个劲儿了，类似的例子举不胜数。所以，作家永远要保持自己底层生活的状态，永远保持这种批判性、批判力、觉醒力和警惕力，保持底层的敏感性，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一个作家被腐蚀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人有时候非常顽强，你怎么打击他也没有改变，给他个小官就什么都解决了，给他一点钱就解决了。这样不行。要防止被现实利益所腐蚀。 张楚：昨天我和封老师聊天，感觉作为一个作家来讲，面临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浮躁的、唯利是图的时代。一切都是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道德底线被突破，人一直以快乐的心态往下坠落，坠落到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坠落的过程中他肯定是有快感的，但是又感觉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想问张老师，您作为一个作家，这个时代肯定对您有影响，因为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中的各种好的信息、不好的信息无孔不入，您怎么在这个浮躁的、以利为义的时代里保持自己内心的那种宁静，那种开阔以及灵魂的纯洁性？ 张炜：这个说法对我是一种很高的评价、鼓励，我是远远做不到这个的，我是认识到了对自己要有所警惕，我觉得我做不到。刚才讲了，我用了一个机械的笨办法，就像搞宗教的人一样。真正的有信仰的人，有时候不需要那些仪式，比如说基督教做礼拜等等。为什么有仪式？仪式是机械的、笨拙的办法，以保证自己尽可能地维持信仰。形式是有意义的。我说一个笑话，我家里人看电视剧，我走过那儿，我就想不能听这个，不能看这个，我就像挨了打的猫一样。猫要想咬小鸡的时候，家里人就打它。挨过打后，它走到小鸡的筐边，它闭着眼睛绕过去。我就像挨打的猫那样，尽可能眼不向电视机那儿望，自己绕着走过去，进屋把门关上。为什么？它的人物画着妆，有良好的形象，打着灯光，有剧情，好的对白、声音和表演，它用一切方式向你灌输，你不自觉地就被它影响了。你的语言方式不自觉地就和它一样了。这很可怕。有一次，我住了两个月医院，大夫说你不要看书了，看看电视就可以了。我这两个月没看书、没写作，没事就看电视剧。结果出院以后，我要写作，根本不会写了，一写就是那种电视剧的味。这就是耳濡目染。你的观点、看法，不自觉地就跟着它走了。所以我只能用一个笨办法，把自己和电视、网络、小报、电影隔断。再就是只要是时尚的、畅销的，首先就质疑它，回到个人的空间里面。我和占敏经常讨论这些，这是一个笨办法，就像一个宗教人士一定要做礼拜，用这种形式来规定自己，靠近他的信仰，不使自己滑脱。 占敏补充一下吧。他对我帮助很大，他倔强地、顽强地追求文学基本的原理、基本的东西，坚定了我的信念。他最近有一本书叫《俄罗斯文学笔记》，正在《名作欣赏》连载。 陈占敏：我接着张楚的话题谈。前几天晚上我和张炜散步的时候，他说，新建的娱乐城落成，咱们去看看建成什么样了。回来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时代的确发展太快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发点来给这个时代命名。比如说，我们从人性解放、放纵上，可以称之为欲望时代；从日用品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塑料时代；还可以从经济发展上称它为商品时代；从信息联络上，可以称之为网络时代。那天看了那个娱乐城，我就想，现在进入了娱乐时代。只要建成一个小区，就必定要建一个娱乐城。我们现在打开电视，全部都在娱乐，艺术已经变成游戏在娱乐。在这样一个娱乐时代里，作家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文学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我们是不是也沦落到变成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也为这个娱乐时代增添一份娱乐呢？这是我们作家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刚才提到我的那本《俄罗斯文学笔记》。实际上我是带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失望，包括对我自己的不满，转而去读十九世纪的文学。面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面对二十世纪后半期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我们认为他们还有所欠缺的作家，面对他们那种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于真理的坚定的、执着的热爱和追求，中国当代作家缺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不缺少才华，他们的作品中也并不缺少文学实验、文学手法，这些方面我们都做得很不错了。但是恰恰是好多得到喝彩的作品，在文学手法上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缺少了真理的核心。 我觉得，中国作家要为这个时代负责，这应该是需要予以强调的一点。我们现在并不一定强调要每一个作家，都站出来，赤膊相见去做斗士。但是有一点，作家至少应该做一个值夜的更夫，晚上当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出来敲几声梆子，叫一声“小心火烛”！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 王力平：一段时间以来，我总在想、在不同的场合也总在说同一件事。当文学，甚至可以说当文化演变成一种大众消费品的时候，作家应该做什么？文学应该做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让此前的许多想法都得到了回应。 今天，在万松浦书院里参观的时候，张炜告诉我说，在这个占地一百多亩的园子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塑像，就是鲁迅。他说他想以此表达他对鲁迅的作品、鲁迅的思想和为人的高度赞赏。我觉得这是对的，我非常赞成张炜的这个想法和做法。 刚才陈占敏的一番话，我觉得非常好。到山东来拜访张炜，至少我个人是怀着这样一种期待，想听到“小心火烛”这句话。我觉得，青年作家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件事，就是不自觉地跟随着娱乐的时代，参与到娱乐的狂欢中。文学不能沦落为一种品质单一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像刚才张楚说的，坠落，并且享受着坠落的快感。如果沿用一种进化论的思维，说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我觉得，今天的青年作家，一定要给自己敲响这个梆子，不断地告诉自己：“小心火烛！”恐怕只有这样，才有文学的未来。 司敬雪：来之前我看万松浦书院网站，看到几幅书院风景片，非常自然，非常美好。当时我就想书院应该是在自然、朴实、美好的环境里。我跟王主席说，就在海边，一大片原始森林，还有河流，周围什么建筑都没有，就是一个院子，非常人性，非常美。来了以后发现不是，书院已经被包围了。听说是，有了书院，开发商就来了，盖了这么多楼。这些利益化、欲望化的东西真是阻挡不住的，滚滚而来。刚才听张老师说，他又在山上找了个地方，盖几间小屋，那里挺安静。不知道那个地方以后会不会又被包围起来。真可怕。 王力平：这些房地产商在卖房子的时候会说：我们这个小区毗邻万松浦书院。 张炜：你说的对，所有的卖房子的都把书院这个绿洲印在地图，用一个黑点标出来，说我们这个小区是围着书院建的。这里原来是一个古老的河道，一片很茂密的松林，一栋房子都没有。我们一棵树都不砍，所以书院选址在松林的边缘，在河边上，这里一片荒草。原来河道很宽，后来房地产开发以后，河道缩小了。 司敬雪：可能人性当中有这种需求，这种享乐的、娱乐的东西。力量很强大，也很固执。但我觉得，人也还有另一种东西，能够控制欲望。这个东西可能睡着了，但它一直在那。作家应该像陈占敏说的，做一个值夜的更夫，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警醒人们别玩过劲了。让睡着的那部分，在危险的时候，在该醒的时候，及时醒过来。要保证世界的安全，要保证世界不被毁灭，更进一步，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美好的生活。 张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龙口市还比较淳朴，人还很少。现在不一样了，它是山东省第一县市，是全国百强比较靠前的，现在要搞人工岛，要搞40多万平方公里，很大。是福是祸都不知道。现在一讲就是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这种思维很可怕。人类只要活着就要不停地增长，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增长？没有。总是增长怎么得了？这种增长是破坏幸福的。无论怎么增长，有一部分人越来越痛苦，这是个矛盾。现在增长了，下一代怎么办？陷入这种无限制增长的思维模式里，破坏自然环境，预支下一代的幸福，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作家，不能说反对增长，起码要质疑增长，增长是人类的目的和未来吗？无限制的增长造成对人和自然的一种掠夺，这种增长就是倒退，但是很多人不敢正视这个问题。经济发展与经济破产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也不敢正视。前进就是倒退，增长就是衰落，富裕就是破产，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等同起来。但是作家就是要顽固地去算这个账，就是陈占敏刚才说的“小心火烛”。作家面临这些肯定特别痛苦，这个痛苦要是很真诚、质朴，就会感人。 康志刚：您写了那么多短篇小说，您最喜欢哪一篇？ 张炜：短篇小说难写啊。我写了130多个短篇小说，我个人稍微满意一点的也就是十来个。当然长的写好了更难。有人说短篇小说难写，长篇小说好写，高尔基就说了：你的意思是造一把手枪比造一门大炮还难？比喻永远是蹩脚的，但是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就我个人的体味，当一个写作者，他的精气神，稍微涣散一点，不能凝成一个点的时候，不能聚焦的时候，他写不了短篇小说。写短篇小说不能犯错误，千把字，万把字，犯了错误没有机会改正。长篇小说犯了错误，有机会让你改正错误。如果是语言差，还有内容的充实来补救一下，短篇小说的语言差就全都完了。长篇小说是一个更综合的文体，当然它需要更丰富的思想的、文学的、生活的、经验的、耐力的储备和能量。但是，短篇小说有不得了的高度和难度。我最佩服一个作家成名了，还时不时地能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一个精美的短篇小说。那么这个作家一般来说状态良好。我个人这几年短篇小说写得少，固然与我大的创作计划有关，但是也是一个值得我警觉的信号。所以，我就希望我的朋友，一直保持短篇小说的那种敏感、冲动，保持创造力，这样这个作家就会很棒。千万不要觉得大就是好。不存在这个问题，大有大的难度，小有小的难度，《红楼梦》里的话说得很对。我们有时候思维就过于简单，有的说大好，有的说小好。它是两种东西。比如我们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翠玉白菜，很精美。小有小的美，它绝啊。但是它再美，再绝，能代替长城吗？同样，长城无论多么伟大，也没有翠玉白菜的精美。一个人如果有这两种能力，是不得了的。有时候我们谈问题，官方也好，民间也好，搞理论的也好，对汉语的运用没法求全责备。我们爱说的一句话，创造精品，要有精品意识。大家都觉得对啊，写得粗糙，大，不好啊，精品好啊。但是不能说长城是精品啊。能说是精品吗？不能。翠玉白菜才能用“精品”二字去概括，精品包含着玲珑、精致、小巧这些意义。长城是伟大、崇高、博大等，所以有时候只用精品来讲问题，不能满足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和表述的准确。 蔡楠：许多人把你定位为现实主义作家或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从《你在高原》看，我更愿意说你是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你在这部巨著里，你写家族、写生活，写你内心的高原，几乎囊括了自十九世纪以来所有的文学试验，现代的，后现代的写作手法广泛使用。荒诞、变形、魔幻、隐喻、反讽、意识流、互文性、陌生化……使作品有了巨大的创造性和神奇性，但却又是立足现实土壤上的。请问张炜老师，你是怎样把现代结构和现代笔法与广泛的现实社会、现实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呢？ 张炜：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在写作实践当中，常常是当作一种色彩和包装去使用的。认为产品再好，色彩、包装很土旧，就卖不动。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好多作品，追求现代的色彩、结构手法、语言的感觉，一味模仿国外作品，最后都会反过来伤害它，深深地伤害它。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吸收现实主义的营养，用你拿手的方式写下去。但是，这种作家肯定不是最优秀的。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接触现实、有批判性的，深刻的和敏感的，这跟对艺术技法的敏感和勇气，是密不可分的。它俩一旦剥离了，就不是一个有勇气的、好的作家了。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把内在的、源于生命的真实的感触，和对事物的现代表达融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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