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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创始人孔子早就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儒学的实践品格可说是与生俱来，而在汉代通过君主的鼓励、循吏的执行而得以更加彰显，《史记》、《汉书》、《后汉书》，都专门为循吏作传，当然，司马迁与后两位作者的“循吏观”是有区别的，司马迁认为，“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①，亦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吏便是循吏；班固、范晔认为“循吏”意为“良吏”：“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赠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胜，称中兴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也。”②范晔在言及所叙循吏时，称他们或“移变边俗”，或“仁信笃诚，使人不欺”，或“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等等，通读班、范二人循吏之传，可知循吏乃有两方面突出特色，一是治民宽缓，令其安居乐业；二是教化一方，使其移风易俗。与循吏相对的是“俗吏”，“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为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③他们只知道完成朝廷交给的行政任务，而不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汉代循吏为后代文儒树立了榜样，当然，许多文士都志存高远，自比伊吕稷契，希望辅佐天子，正本清源，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只能为政一隅时，他们便效仿两汉良吏，富民教民，被后世传为佳话，像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等所作的那样。诗圣杜甫虽然一生无缘为郡守县令，但他内心却对古代循吏充满景仰之情，对两《汉书》中的循吏掌故，诗人十分熟稔，在作品中屡屡提及，他多次缅怀黄霸：“黄霸玺书增”（《秋日夔州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一百韵》）、“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俱宜下凤凰”（《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宠渥徵黄渐”（《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等等，这些典故皆出自《汉书·黄霸传》：“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第扬州刺史霸为颖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章有德。’”“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诏，吏不奉宣。太守霸为选择良吏，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是时凤凰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终长者，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黄霸作为有汉一代著名循吏，给杜甫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确信为国家官吏当如是者：宽宏仁厚、悲天悯人。还有鲁恭：“侧闻鲁恭化”（《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文字鲁恭留”（《玉台观二首》之二），据《后汉书·鲁恭传》记载：鲁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连儿童都有仁爱之心，不忍伤害“将雏”的山鸡。汉代另一位循吏文翁亦每每引发诗人思古之幽情：“但见文翁能化俗”（《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文翁儒化成”（《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欻得文翁肆”（《题衡山县文宣王庙》）；“直为文翁再剖符”（《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等等，诗中以在蜀地办学、推行教化卓有成效的文翁比喻李剑州，同时又感叹世易时移，即使政声甚著仍 无由升迁，而眼下兵荒马乱，漂泊异乡何日才能相聚。诗人是多么向往能重现文翁所处的那个礼乐文明的时代啊。
一 展现良吏风采
杜甫对良吏那些善待百姓的举措常给予至高的评价，元结于广德元年（763）任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目睹当地百姓连遭战乱、生活悲惨、户口大减的现实，宁愿违抗诏令、得罪朝廷，也不肯横征暴敛、压榨百姓，并创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诗，在诗中，元结沉痛地写道：“州小经乱亡，遗民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树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何人采国风，我欲献此词。”（《舂陵行》）“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临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贼退示官吏》）大历元年（766）杜甫于夔州读过该诗，十分激动，对元结所表现出的循吏风范给予高度评价，中间一段“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惟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凉飙振南岳，之子宠若惊”，是说元结看到百姓受重税盘剥而忧伤，力请免除一些赋税，身为一个正直的官吏，他敢于急百姓所急，而不是为了保住官位，苟且地顺从上层命令；而且元结为百姓违诏待罪，并不是为了邀名……所再现的元结的高风亮节与汉代循吏何其相似！所以诗人在序中明言：“效汉朝良吏之目”。
诗人对亲友的政绩常不吝赞美：“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白水明府舅宅喜雨》）；“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繻英妙时。承家节操尚不泯，为政风流今在兹”（《七月一日终明府水楼二首》之二）；“顷来树嘉政，皆已传众口”（《奉赠李八丈判官曛》）；“姚公美政谁与俦，不减昔时陈太邱”（《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甚至与友人惜别亦不忘郑重叮咛：“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真是一派古人风范。
诗人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中这样赞美严武蜀政的深得人心：“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据唐史云严武镇蜀，恣行猛政，但诗人却以文翁比之。）他还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借老农之口，热情赞扬了严武体恤民生疾苦、爱民惠民的善政，诗中言剑南节度使、成都尹严武于农忙时节，放兵回家务农，为家中的老人、妇女减却劳作之苦，也让他们暂享天伦之乐，如此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自然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感念和赞美。杜甫统篇叙述老农的言行，中间插入自己的两句评论：“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诗人被田父意气扬扬的劲头所感动，领会到做官的能够以政令化民果然是最重要的。这首诗的叙事手法颇似汉乐府，杜甫的乐府诗向来被认为是诗人作品中的精华之所在，以前我们总认为这是诗人学习、精研汉乐府的结果，事实上，则根源于杜甫意识深处以民为本、勤政化民的儒家思想，或者具体地说根源于他的汉代循吏情结，这情结使他永远关心民瘼、与百姓为伍，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欣赏他们的粗野率真，热衷于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其诗篇亦因此而显出真挚朴拙风格，真正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境界。
被杜甫称做“醇儒”、并始终对之忠敬若一的宰相房琯亦是如此，起初，房为虢州卢氏令，“政多惠爱，人称美之”；后历慈溪、宋城、济源县令，“所在为政，多兴利除害，善理廨宇，颇著能名”；从宰相位贬邠州刺史，“时邠州久屯军旅，多以武将兼领刺史，法度隳废，州县廨宇，并为军营，官吏侵夺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琯到任，举陈令式，令州县恭守，又缉理公馆，僚吏各归官曹，颇著政声。”④杜甫在现实中没有机遇成为一名“良吏”，但他在诗歌创作中却展现出一派良吏风采。
二 关注风土民情
不解的循吏情结使杜甫对民俗风化特别关注，前人对于其土风诗往往只从语言表现角度去评价，而忽略了其中深厚的人文关怀，因此，分析起来难免拾起了芝麻，丢弃了西瓜，如清刘凤诰《杜工部诗话》卷三云：“土风诗，宜朴实老到，不入纤俗。《负薪行》咏夔州处女卖薪得钱耳，却以‘野花山叶银钗并’相形；《最能行》咏峡中丈夫驾船轻死耳，却以‘小儿学问止《论语》’作衬，此善于安放处。收句‘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应‘银钗’句也；‘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应读《论语》句也。为夔州解嘲，兼为千古两名人吐气，游戏中神通乃尔。”其实，诗人并非斤斤于使诗篇不落纤巧，他甚至无暇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居夔两年，杜甫深为当地愚昧困穷的现状痛惜，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根源便在于没有良吏实行教化，《负薪行》最为关注的是夔州女子的婚姻问题：“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以关注人伦亲情为突出特色的儒教一向重视两性婚姻，将“夫妇”列为五伦之首，社会的安定、文明、发展全赖于此，汉代循吏在这一方面颇建政绩（在汉代，人口及田亩数量的增长程度是衡量郡守政绩的一条重要标准），后汉循吏任延于建武初年被征为九真太守，“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举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字曰‘任’。”⑤夔州妇女迟暮之年尚未出嫁，一生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生命黯淡无光，由此也导致了人口的减少、生产力的下降、社会财富的萎缩；杜甫同样感到忧虑的是夔州迥异于中原的男女社会角色的倒错，由于男女体质、性情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男主外、女主内这样一种较为合理的合作方式，阳刚阴柔，男耕女织，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几千年来，在中原一直延续着，内陆的女人较少抛头露面、风尘仆仆，更多地在家中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内陆虽然也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更倾向于夫妇好合、如鼓琴瑟；而在夔州，竟然是“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鬓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涕痕，地褊衣寒困石根。”女人出外奔波，登高山打柴到集市去卖、不顾生死地运输食盐挣钱以养家糊口，她们风里来，雨里去，没有象样的衣裳首饰，容貌也变得非常“粗丑”，实在可悲可怜！诗人将其亲眼目睹的落后风俗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希望上层采风者能够看到，更希望能有贤吏“化俗”，将中原先进的耕作方法及农具介绍给这里的百姓，就像汉代良吏所做的那般——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⑥还有王景，王景建初八年为卢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卢江传其文辞。”⑦夔州虽然山川奇险，但未必不可以开出良田美池，杜甫本人就在此地经营着一些农业生产项目，像他自己描绘的：“东屯大江北，百倾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更仆往方塘，决渠当断岸……”（《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务，勤恳免乱常。吴牛力容易，并驱纷游场。丰苗亦已溉，云水照方塘。”（《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秋季每有喜人的收获：“秋菰成黑米，精凿传白粲。玉粒足晨炊，红鲜任霞散。终然添旅食，作苦期壮观。”（《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杜甫由衷地希望中原那种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在这里推广开来，如此，便可大大改变夔州妇女的悲苦命运。
《最能行》对夔州男人操船为业、轻生好利的风俗表示了不满以及期待改观的愿望：“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去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梢濆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当地土风野蛮剽悍，不好礼仪，男人在幼年读一点《论语》，长大后便随船经商，于惊涛骇浪中勇往直前，对北方来的儒雅之士不屑一顾（大概嫌他们懦弱无能），生于“奉儒守官”家世的诗人不禁对此颇感失望。不止该诗，诗人对夔州民风多次表现出遗憾甚至愤慨之情：“寄语舟航恶年少，休翻盐井掷黄金”（《滟滪》）；“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风……肉食哂菜色，少壮欺老翁”（《君不见简苏徯》）；“圣朝兼盗贼，异俗更喧卑”（《偶题》）；“形胜有余土风恶，几时回首一高歌？”（《峡中览物》）汉景帝末年的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从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⑧诗人多么希望再有文翁那样的良吏来此地移风易俗啊。
杜甫并非只是将目光投向边鄙陋俗，更多的时候，他在热心宣扬淳厚风俗、古道热肠之可贵，“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只要人物的嘉言懿行有以触动其灵魂、令其为之感慨系之，杜甫即为之立传，哪怕他出身低贱、哪怕他人微言轻，像写于乾元二年（758）春天的《赠卫八处士》，诗人拜访卫八一家，正值他因房琯事贬官华州之际，此时他早已厌恶官场，即将退出政治圈子，故而转惜人情，诗中所写皆家常话、寻常事，诗人就是要在平凡中见高尚、见伟大，处士一家热情好客、体贴入微，这从其子女问话、置酒办菜、主宾二人开怀畅饮等细节中充分显露出来，夜雨春韭、新炊黄梁，处处散发着农家的美满温馨，战乱频仍的年代、险恶倾轧的官场，诗人对此场景是多么向往和珍惜啊！然而，诗人全力追摹，亦并非仅为一己之原因，更重要的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我国儒家文化传统遭到最惨重的颠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老杜之所以常以“一饭之仁”为人树碑立传，正是为匡复业已倒圯的礼乐文明大厦而呼吁，从根本上说，这与两汉循吏推行教化、移风易俗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
杜甫之前，自唐初以至于李白，诗歌尚属于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从杜甫开始，诗人们始将目光投向民间众生相，文学的现实干预功能得到强调和发挥。
三 系心百姓疾苦
杜甫每到一处，总是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田父要皆去，邻家闲不违”（《寒食》）；“邻舍喜我来，沽酒携葫芦”（《草堂》），诗人从未因为他们性情粗野而不快，相反，总是感到十分亲切有味儿。诗人居住夔州时期，生活相对来说还算丰足，不善稼穑的他此时对农耕及收获颇为上心，秋收时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将大部分粮食分散给邻里，这很像古代循吏开仓散粮、救济灾民一般令他自豪：“遗穗及众多，我仓减滋漫”（《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西成聚必散，不独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世乱忙”（《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杜甫本人终身免除赋税与徭役，但他却时时刻刻挂念着天下百姓所承受的这些沉重负荷，因为他始终在用一颗汉代循吏之心来体谅民间的疾苦，并深为自己无法改变现状而悲哀，诗人《岁晏行》写道：“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这首诗写于大历三年（768）诗人旅次岳州之时，诗中所涉及的皆是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一是岁末天寒地冻时渔民的生计问题；二是“米贱伤农”以及沉重的赋税问题；三是私家搀假铸钱问题。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理应是当地官员予以高度重视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然而，他们却只顾自己享乐，而不管百姓死活，诗人身为一介寒儒，自然无权过问，他只能将将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出，以引起地方及朝廷的注意。由于连年战乱，寡妇增多，她们无依无靠的生活倍受诗人的关注：“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贫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是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征戍诛求寡妻哭”（《虎牙行》）；“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中原何处村”（《白帝》）……诗人对地方官员妥善安置寡妇的善行表示感念，如大历四年，他由岳阳至潭州，再之衡州，时崔瓘任潭州刺史，于战乱之际，解民倒悬：“嗟彼苦节士，素于圆凿方。寡妻从为郡，兀者安堵墙。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入衡州》）；大历四年，诗人南征衡州，欲依该州刺史韦之晋为府吏，愿为百姓排忧解难，可惜，韦已改任潭州刺史，诗人在去潭州的路上，写了《遣遇》：“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在诗人的心目中，无论地方之官抑或是吏都应是民之父母兄弟，应以仁爱为怀，然而，现实社会中，却并非如此，他们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杜甫对此感到十分痛心，《石壕吏》更形象地再现了县吏的凶暴：“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夜幕降临之后，县吏趁着天黑竟来“捉人”，真实地反映出县吏的狡横刁蛮；“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强烈的对比中更显示出县吏的凶狠嘴脸；在人家“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的悲惨情况下，居然还来抓人，连年迈老妇也不放过：“急投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县吏征丁，本来也有迫不得已的成分，但这里的县吏却采取了这样一种冷酷无情的方式，实在与儒家“爱民如子”的古训背道而驰，所以诗人感到震惊和悲哀。很显然，上面所引两诗与汉代古诗《刺巴郡郡守诗》所写情景颇为相似：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
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旅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
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总之，“汉代循吏文化传统”始终似一道理想之光投射在杜甫的生命与创作中，照见诗人所处身的那个时代和社会中的一切丑陋与不平、美好与希望，从而令诗人的人格生命更加丰满和坚实，也令其作品更加深沉和厚重，此乃“诗圣”与“诗史”盖所以得名也。
注释：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②《汉书·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旧唐书·房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⑤《后汉书·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⑥《后汉书·任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⑦《后汉书·王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⑧《汉书·文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 文中所引杜甫诗句皆据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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