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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杂忆 缅怀王永兴先生 张 帆 （本文原载于《通向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 王永兴先生去世已经半年有余。一直想写一点纪念文字，但琐事缠身，心境烦乱，几次下笔，都不知从何处写起。我与王先生的接触其实不能算多，研究方向也不同，要想正面讨论王先生的学术成就或学术思想，实非力所能及。思之再三，还是只能从个人角度作一些回忆。所言或失之琐屑，若能从中窥见先生风范之一二，那就是很大的满足了。 一 错过跟随王先生学习的机会 我大学入学的时候，王先生年近古稀，在当时的北大历史系已经算得上是“老教授”了。资格更老的，只有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等寥寥数人。几位老教授中，王先生与本科学生接触最为密切。不仅频繁给本科生开课，而且还很注意在本科生中搜访人才，亲自进行专业训练。 现在的本科教育提倡“宽口径”，像王先生那样将本科生甚至是低年级本科生当研究生来带的做法，差不多绝迹了。即使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很少见。其举是否完全恰当，或者还可以继续讨论。不过，王先生门下桃李芬芳，人才济济，在北大历史系乃至整个史学界都是著名的。这与他“早选拔、早培养”的方针，恐怕不能说没有关系。 记得198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班主任李孝聪老师突然来到我班宿舍。当时我们已进入大学二年级，王先生嘱托李老师，在班里寻访愿意跟随他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同学。以我班同学当时的水平，还谈不上对哪个朝代有特别的了解和兴趣，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更是完全陌生。但许多同学都感到机会难得，踊跃报名，李老师很快大有斩获，满意而归。 这里要插一句，其实当时我班绝大多数同学对王先生的学问并不了解。拿我来说，并没有见过王先生，只隐约听说他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对于王先生有哪些论著，并不清楚，更不要说读过了。其他同学的情况，我相信也差不多。大家之所以踊跃报名，主要是出于对教授的崇拜。 当时北大历史系在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副教授或讲师，教授没有几位。我们上了一年学，除去在开会等公众场合远远瞻仰一下外，基本上没和教授接触过。现在居然有教授“礼贤下士”，前来招募学生，准备亲自指导，而且还是一位老教授，还是陈寅恪大师的弟子，其吸引力岂可小视？要是放到现在，教授车载斗量，已经失去了神秘的光环，学生见多识广，不会轻易趋之若鹜，大概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当时踊跃报名的同学中并没有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大早带着饭盒离开了宿舍，在食堂吃完早饭后，直接去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看书了。并没有像平常一样，吃完早饭回到宿舍，逗留一会儿才出门。因此李老师前来“招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中午回来后，知道了这一信息。同宿舍有三位同学已经报过名，情绪仍然亢奋，鼓动我去找李老师“补报”。我考虑片刻，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所支配，觉得既然你们这么多人都已报名，我就不凑热闹了。于是故作矜持地说：“敦煌吐鲁番文书太难，估计我也学不会，还是你们去学吧。”就这样，我错过了跟随王先生学习的机会。 命运有时候很奇怪。事后我多次想，要是那天早饭后我在宿舍的话，一定会抢先报名。因为我已经决心要学中国古代史。至于学哪一段断代史，当时还没有很明确的想法。虽然对魏晋南北朝史比较有兴趣，但紧邻这一段的隋唐史，肯定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时候在王先生“教授效应”的感召下，必然会被吸引过去。但偏偏我不在场，情况就改变了。 如果那一天我投入了“王门”，以后不知道会怎样发展？如果有幸一直跟着王先生，能否在隋唐史领域做出一些成绩？但王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又能在他的门下坚持下来吗？时光流逝，白驹过隙，这一切都不会有答案了。 左起：李锦绣、金锋、王永兴、吴丽娱、王宏治、卢向前 二 与王先生遭遇 我初次与王先生接触，是在一年多以后。那是一次意外的遭遇。 当时王先生在北大图书馆有一间专门的研究室，房号是213。屋子很大，实际上是一个有里外之分的套间。屋里的书架上置放着与隋唐史研究相关的各种重要史料，包括《册府元龟》、《全唐文》等大书。王先生的弟子，包括研究生和作为研究生预备队培养的本科生，都可以在里面上自习。王先生经常亲临巡视，督促学生学习，并解答学生的问题。 在那个年代，北大的教学条件还很差，学生上自习比较困难。图书馆的自习室座位很少，我们一宿舍七个人总共才有一张阅览证，只能轮流使用。也可以去教室上自习，但没课的空教室同样难找，而且往往需要提前抢占座位。在班里，只有王先生的弟子不必为上自习发愁，引得大家十分羡慕。个别胆子较大、心理素质较为坚强的同学，有时候就混入图书馆213室上自习，反正王先生不一定会随时都来。一旦来了，再逃不迟，只是逃的时候难免有点狼狈而已。司马迁记载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用来形容我们这几位同学倒很合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机会，有几回班里的王先生弟子说可以带我进去。但我是个虚荣心较重、心理素质脆弱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羞于“遁走”的，因此虽然心动，但却未敢轻试。 1984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晚饭后宿舍突然停电。室友L君于是鼓动我和他一起去图书馆213室上自习。当年我班“踊跃报名”投到王先生门下的，大概不下十人，但没过多久，或慑于王先生要求严格，或感到敦煌吐鲁番文书枯燥难学，又纷纷打了退堂鼓。坚持下来的不过两三人，L君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在海外有亲戚，后来出国了，并没有跟着王先生上研究生），与我是好朋友。我想王先生总不会在周末晚上来巡视吧，何况宿舍停电，确实无事可做，就一同去了。 213室那天晚上没有别的同学，只有我们两人。看了一会儿书，听到房门一响，抬头看时，只见王先生走了进来！我顿时大为紧张，心下叫苦不迭，慌忙起立，向L君投去求救的目光。L君赶快介绍说：这是我班同学张帆，因为宿舍停电，才一起来这里看书的，云云。没想到王先生不仅没生气，而且和颜悦色地说：张帆，嗯，我听说过，学习很好。又继续表扬说：你们两人很难得，周末晚上还来学习。现在好多学生周末都去跳舞，不求上进，要是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我不打扰你们，继续学习吧。说完，就起身走了。 我吃此一惊，书却是再没看下去，也赶快收拾收拾，回了宿舍。这就是我和王先生的初次遭遇。 初次遭遇王先生，让我感到很意外。同学们都说王先生为人古板，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可以说是严厉。但那天我见到的王先生，却非常慈祥，与传说迥然不同。后来王先生每次见到我，也都十分和蔼，从未摆出严厉态度。这种反差可能也有一定的普遍性。有不少老师，对待自己的入室弟子十分严格，常加敲打；但对于门墙外的普通学生，要求的尺度就不一样了，小善必录，总以鼓励为主。 具体到我自己，又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一是上大学时年纪较小，心无旁鹜，学习比较努力，死记硬背的能力也强，各门课程成绩都很好。二是日常生活不修边幅，经常是敝衣破屣，囚首垢面，可能会给包括王先生在内的老师留下一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印象。其实当时在班里，我的经济条件算是好的，手头比较宽裕，不仅买了很多书，有时还能借钱给同学，外号“张有财”。所谓节约和朴素，本质上不过是吝啬、懒惰而已。君子可欺以其方，王先生对这些背景又怎么能全部了解呢？ 还有一次与王先生的遭遇让我铭记不忘。那是在1986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已经上了元史研究生，也选了王先生的课（下文另述）。那天我去图书馆借书，在图书馆南门外西侧停自行车的地方遇到了王先生。王先生和我聊了一会儿，特别谈起了专业学习。 记得他严肃地说：“张帆，你要自爱呀！你搞历史很有前途，要好好努力，将来做出成就……”我听了感到一阵震撼。“你要自爱”这几个字，是我上学期间从老师那里听到语气最重的勉励和鞭策！此后二十多年，我的专业道路总体上比较顺利，上了博士，又留系任教。其间也曾遇到一些挫折，不无情绪低落之时，但从事史学工作的决心从未动摇。这与王先生那一次谈话，实在有很大的关系。只是年逾不惑，成绩寥寥，有负王先生厚望多矣，思之赧然！ 三 选王先生的课 我上本科时，没有选过王先生的课。其原因，主要是大家都说王先生的课内容比较难，作业很重，评分也偏低，还经常点名，不准缺课。彼时年少无知，选课时总希望负担轻一点，所以就退避三舍了。等到上研究生以后，觉得没选过王先生的课实在说不过去，就在研究生一年级、也就是1986至87学年，选修了王先生的“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 我的研究方向是元史，兴趣主要在元代政治制度，而元承金制，金朝又标榜沿袭唐制，所以王先生这门课在内容上对我日后的研究帮助很大。至于在研究方法、思路方面受到的启迪，那就更多了。 这门课连续开设两个学期，布置了很重的读书任务，一共要写期中、期末共四篇论文，确实压力不小。我当时下了决心，要弥补以前没选王先生课的损失，上课态度十分认真，尽量严格地完成读书和写作任务。四篇论文加起来写了五六万字，花费不小功夫，以至于后来和人开玩笑说，我虽然是元史研究生，第一学年上的却是隋唐史研究生。两学期的成绩，印象中分别是87和88分。这在王先生的课上就算是高分了。 更重要的是，王先生在这门课上，给了我平生第一次上台讲课的机会。第一学期前半段的课程内容，主要是隋唐制度渊源，因此我期中论文选了“唐以前御史台机构的演变”为题。放在今天电子文献检索十分方便的时代，在历史系即使是一个本科生都可以轻松地写出这样的论文。不过在当时，主要得靠自己翻阅史料，充其量再利用一些类书，因此还是花了若干精力。 上交以后，王先生在一次课上宣布，张帆的期中论文写得不错，下次的课由他给大家讲这篇论文。这对我可是一次严峻考验。我上大学的时候，口头表达能力很差，有时还有点口吃，因此在课堂上从不发言或提问，甚至还以颜回“终日不违，如愚”来自我宽慰。即使在讨论课上，除非老师点到我的名字，也肯定是徐庶入曹营，一言不发。与今天北大绝大多数小孩能够旁若无人、侃侃而谈相比，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王先生让我讲课，他就坐在下面听，这可如何是好？想来想去，毕竟有现成的文稿在手，只要以此为线索，将从史书中摘录的重要史料讲解一遍即可，实在不行，就照稿子念。 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在讲台上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是1986年11月初某个上午的10点10分到12点。 我已经忘了那天是怎么讲下来的。只记得衣冠楚楚（穿着蓝布中山装，左上衣兜插两只钢笔），强打精神，讲课时根本不敢直视台下的王先生和各位同学。为掌握时间，把我的“上海”牌手表放到讲台上，但因为紧张，又没想起来去看。由于毫无讲课经验，进度完全失控，直到下课，准备的内容才讲了不足四分之一。下讲台时昏昏沉沉，把手表丟在上面，还是王先生提醒我说：“手表，手表！”才在同学们的低声哄笑中取回。 时过境迁，我现在已经是有将近二十年教龄的教师，讲课得到的评价还算不错，获过国家级的教学奖。谁又能知道，当年初登讲台是那样一副惨状呢？饮水思源，又怎能不想起王先生呢？
四 到王先生家 我总共到王先生家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87年秋天，当时刚上研究生二年级。去的原因，是有几位本科同学返校，说想去看看王先生，我于是陪同前往。王先生住在朗润园，我们是晚饭后去的。王先生热情地和各位同学聊天，询问了每人的现状。因为去的人较多，基本是泛泛而谈，大家也怕影响王先生休息，没坐多久就起身告辞。 第二次则是在六年以后，1993年的秋天，也是一个晚上。此时王先生搬家到了蔚秀园，而我已经博士毕业，留系工作。一位同学受人之托给王先生送书，我就一起去了。 记得那天还在王先生家里遇到了他的高足、现在浙江大学工作的卢向前教授。坐的时间也不长，但王先生和我谈起了专业，因此记忆深刻。 王先生说，你留在系里了，很不容易，要加倍努力。你是学元史的，有机会应该学“老蒙文”。随后以陈寅恪先生为例，讲了一番语言文字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我唯唯而退。王先生说的“老蒙文”，就是今天我国蒙古族使用的蒙文，其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20世纪前期，蒙古国在前苏联帮助下用斯拉夫字母另外创制了一套蒙文，我们有时就称为“新蒙文”，而将原来那套称为“老蒙文”，以相区别。 王先生本人不以外语或民族语文见长，但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对语文工具的重要性自然十分了解。学蒙文的事，他以前就提醒过我，这次又很正式地说了一遍。 令人惭愧的是，我并没有认真听从王先生的教诲。我的语言能力很差，一两门基本外语都没学好，更别提民族语文了。我的研究生导师余大钧先生通晓多种语文，但他待下宽厚，对我比较放任，不常督促。我当然也知道蒙文之重要，却总是找“没人教”、“没时间”等客观理由，一再拖延。直到前几年，才在系内同事的带动下开始学蒙文，距离王先生的教诲已经过了十余载。 当年我不到三十岁，也算“风华正茂”，却没有趁年轻抓紧学习；眼下年过四十，头脑迟钝，重为亡羊补牢之举，追悔曷及？十几年来我没有再去拜访王先生，一方面是考虑他年事渐高，不敢打扰；另一方面也是心中有愧，一旦王先生再提起“老蒙文”，将以何辞对答？如今王先生已经仙逝，惟当黾勉进学，庶几先生地下有知，不致厚责而已。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王先生的缅怀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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