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斗瘤（antica-hero）第一次用患者“某某”来代替真名。患者的女儿和斗瘤在北京见面聊了具体的情况：妈妈退休后在北京一家医院发挥余热，女儿担心使用真名，会影响到妈妈的工作。为了不给他人的生活带来困扰，斗瘤最终同意了。图片是患者早年的照片，经其女儿同意刊登。 我曾是山西大同一家三甲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主攻恶性肿瘤的治疗，从医三十年来，我做过上千台手术。我的患者中有十几岁的豆蔻少女，有三十多岁的风华少妇，也有年逾古稀的老妪，她们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工作，她们阅历不同，性格各异，然而，当癌症突然降临时，无一例外感到恐惧和孤独。 有一天，我也突然变成了一名癌症患者，我也亲历所有癌症病人经历的一切：肉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折磨，经济上的压力。 一 到2016年10月，我就满“三岁”了，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康康，希望自己永远这么健康下去。 癌症改变了我。我曾是风风火火的急脾气，走路生风，语速极快，工作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现在我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性格也平和了。 2013年10月8日，癌症从天而降。那天我带着父母去医院体检，B超医生是我的老同学，她一边用探头在我母亲的腹部扫着，一边向我抱怨工作太过繁忙。她拍拍母亲的肩膀，“阿姨，您身体不错，没什么毛病。” 看她不忙，我也顺带检查了一下。我有胆结石十几年了，时断时续地痛，痛的时候吃点药，不痛了就懒得管了，平日工作太忙，已经两年没做过全面体检了。 我很放松地躺在超声床上，随意聊着天。当探头触到我的胆囊时，老同学的眉头一下皱起来了，“胆囊里有一个三厘米的实性包块，有血流信号，不太好啊，赶紧手术吧。” 我有点恍惚，父母在身边又不敢深问，“性质能确定吗？”老同学含糊其辞，“不管怎么样，赶紧手术吧。” 毕竟只是B超的单项诊断，我还抱有一丝幻想。回到单位，我没有和任何人提及我的病情，照常上班依旧手术，但已经开始联系北京的301 医院，等待床位，准备手术。 二 毕竟没有病理的最终标准，我还抱有一丝幻想，很可能是误诊，或者也只是原位癌呢。 女儿请了长假，扔下年幼的孩子，每天都来医院陪我，看她红肿的眼睛和“挤出”的笑容，我能想象得到交待病情时医生和她说了什么。 之前，我也无数次地给病人做过术前谈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要一一告知，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能忽略——毕竟没开腹前里面的情况谁都不能确定，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也让医生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保护自己。 每次谈到手术风险，家属们就不再淡定了：有些能客观冷静地签名，有些掏出钱来使劲往我口袋塞，有些立刻“嚎啕大哭“情绪完全失控，还有些下跪磕头求医生救命…… 医生不能拍着胸脯向患者承诺手术一定会百分之百成功，但是一定会尽全力的。然而，有些事真的不是医生能左右的，我们治病却不能治命。 现在，我成了一名患者，手术前我很清楚自己的病情。所以，术前谈话并没有回避我。女儿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拿着笔的手不停地颤抖着，根本无法签下自己的名字。 三 2013年10月16日，是我手术的日子。女儿特意穿了一件大红毛衣，还把她的玉如意挂在我脖子上——这个如意是我在她生病的时候送给她的，她用这种方式为我打气鼓劲儿。 我告诉女儿，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如实告诉我。我是医生，我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疾病，也有能力参与决定自己的治疗方案。 家人送我到电梯口，我突然觉得恐惧。我不舍得放开女儿的手，我怕这是一扇生死之门。很快，护士就将我推到了手术室，而这段路在我看来却是那么冰冷而漫长。 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医生、护士在我身边来来往往，备皮、插尿管、插胃管……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又干又痛。我就这么躺着，虽然医生态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仍感到恐惧，“我为鱼肉”，毫无尊严。 医生和护士谈笑风生地聊着天，我却有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手术室是我工作过三十多年的地方，此时此刻，作为病患的我却觉得这里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可怕。 我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地开始颤抖，麻醉师问我，“你还好吧？”然后就把面罩给我戴上了。我睡着了，睡得很香很沉，睡梦中我好像回到了童年的校园，又好像来到了当初上山下乡的地方。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了。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我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腹带，引流袋。我的幻想没有了，我成了一名癌症患者。 四 最痛的三天终于熬过去了，我下地了。刚一着地，我双膝酸软无力，跌倒在床上。老伴将我慢慢地扶起来，几乎是扛着我，完成了我术后的第一次下床。每走一步就一身汗，那种痛只让人感觉生不如死。 之前，我近乎“残忍”地要求术后病人尽早下床活动。碰到娇气一些的患者，我总是一通大道理：“您迟迟不下床，容易粘连不易于恢复，还容易造成伤口感染，如果再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麻烦了。” 那时我想问题的角度，只关心这台手术成功与否，病人伤口能否顺利愈合，以后预后如何，但从来没有想过病人对肉体痛苦的承受力，以及该如何抚慰他们脆弱的内心。 现在，我才理解患者对医生的那种信任和依恋，这是一种生命之托。主任来看我时，我抓着他的手，泪水瞬间就下来了——感激，他为我手术，让我的人生再次有了生的希望；感慨，以前我还在意气风发地奋战在手术台上，而今却变成了一名弱不禁风的癌症患者，人生太过无常；委屈，三十多年兢兢业业的工作，救人无数，正要安享晚年之际却患此大病，命运竟然如此不公。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有笑话说医生“杀人”的三句话，“不好”、“晚了”、“早干什么去了”。 以前我总觉得这些都离自己很远远，现在更深刻的理解了。以前，每当有病患家属问我预后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五年生存率的统计数据。 面对可怜的百分比，家属悲痛得不能自已。我则表示爱莫能助，很少宽慰劝解。而今，我既想知道自己的预后，又不想听到那些冰冷的数字。我最想听到一句，“手术很成功，一切都会好的”，哪怕仅仅是出于安慰。 主任的副手开朗健谈，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博士，他告诉我他在日本遇到很多胆囊癌患者，十几年了常人般高质量的生活着。 博士的故事如同强心剂一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虽然我也是医生，也一直从事恶性肿瘤的治疗，但是轮到自己，我还是无法镇定自若，我还是希望能从医生那里获得鼓励和安慰。 五 术后十天，病理报告出来了：胆囊低分化腺癌，穿透胆囊壁全层，脉管有癌栓，淋巴、肝脏无转移。情况并没有我料想的那么好，甚至还有点糟糕。不过，我已经平静地接受了现实：不再反复纠结所谓的五年生存率，也不允许自己长时间沉湎于哀痛之中，我只想如何配合医生，积极进行下一步治疗。 生活总是在你绝望的时候再出其不意地给你来个当头一棒。很不幸，我遇到了肝胆手术比较棘手的并发症之一——胆漏。医生安慰我，没关系，很快就能长好的。我也就这么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一天、二天；一个月、两个月……每天都有100至200毫升的引流液流出，丝毫不见减少。我有些失望，医生也有些沉不住气，核磁显示右侧肝管完全堵死了，主任怀疑手术缝合的时候误扎了右肝管。 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保守地等待，然而胆漏什么时候能止住谁也不知道；二是再次手术，切除整个右侧肝脏。三个月内进行两次大手术，这对医生，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挑战，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可能根本下不了手术台。 术后一个月是化疗的最佳时期，我却因为胆漏已经耽误了三个月，再拖延下去化疗根本没有意义了，这也将影响到我的预后。我选择冒险，愿意放手一搏，进行第二次手术。 二次手术前进行了最后一次造影检查，结果还是右侧肝管完全堵死了。这时候，女儿也病倒了，每天发着高烧，躺在床上起不来，我想等她身体好些再手术。 身上带着引流管，干什么都不方便，不论去哪儿都能引来异样的目光。终于，管子拔掉了，可以出院了，真是无“管”一身轻。 住院这段时间，老伴一天二十四小时陪在我身边，他甚至不放心女儿照顾我。他给我喂水喂药，扶我上厕所，给我按摩，拉着我的手鼓励我。晚上只要我稍微咳嗽一声，他立刻紧张地爬起来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 出院后，亲友们陆陆续续去家里探望。每一次来人，我都泪流不止，我再也不是那个连续十几个小时站在手术台上不知道疲倦的医生了，我变成了一名懦夫，虚弱不堪地躺在床上，半倚在沙发上盖着毛毯，一集集地看电视剧麻痹自己。经常电视开着，我早已神游四方了。 大家都劝我振作起来，可是我承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压力又有谁能理解？我只能寄希望于时间，希望时间能抹平我的一切伤痛。 这段时间，我的身体恢复得不是很好。发烧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每天都虚汗淋淋的，活动仅限于在家里地上走上两圈。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着，连多说几句话都累得慌。老伴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可惜，我既没有心情，也没有胃口。 七 胆囊癌对化疗不是很敏感，而且我的手术比较彻底，所以对于术后是否进行预防性化疗，医生们给出的意见不一致。我则选择了继续化疗——我有年迈的父母，乖巧的女儿，贴心的老伴，我要努力活下来，为了所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无论治疗多么痛苦我都愿意承受。 2014年1月16日是我第一次化疗的日子，我对化疗的痛苦早有心理准备。我提前剪掉了头发，买好了假发，准备迎接下一轮的战斗。 化疗是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进行的。医生看我之前的身体素质还行，给我制定了极强的化疗方案——吉西他滨、奥沙利铂、卡陪他滨三药联合，十二个疗程。 两瓶看似平常的液体输入体内，感觉还好。回到家里后，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就出现了，我浑身酸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每个骨头缝里好像有万只蚂蚁咬噬一样，痛不可言。然后就是冷，好像瞬间掉到了冰窟窿里一样，寒冷彻骨，接着高烧。几天之后，待那些药物慢慢代谢掉大半之后，我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一些。可是三个星期后，第二个疗程又开始了。 那段时间，我掰着指头算日子，只盼着化疗尽快结束。终于，我挺过了十二个疗程的静脉化疗，后面又口服了八个疗程的卡陪他滨，历时整整一年。这期间，我经历了各种化疗的不良反应：发烧、关节痛、神经炎、血小板低、打白介素后的周身不适、血尿、尿蛋白四个加号……终于，这一切都结束了，2014年8月22日，老太婆我挺过来了。 八 女儿小的时候，我和老伴分居两地，对她照顾不多。遇到我值班的时候，我就把女儿带到值班室，经常半夜我做手术走了，快天亮的时候才回来。女儿早就醒了，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因为害怕而哭泣。 女儿上大学后就离开了家，我更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经常留老伴一个人在家。他自己懒得做饭，经常吃一顿不吃一顿，或者在外面胡乱吃碗面了事。有时候他会抱怨我无暇顾家，我总是一脸不耐烦，还责怪他不理解我。 这场大病之后，我懂得了家才是一个人的避风港湾，之前我对家人亏欠太多了。现在，逛菜市场成了我最大的爱好，我学会了如何辨别鱼是不是新鲜，我知道什么样的西瓜沙甜，我也学会了很多菜品的做法。女儿一回到家就可以吃到现成的饭菜了，她经常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我现在真幸福啊。” 在我确诊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去了一趟大连。这是我病后第一次出远门，虽然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开心快乐。站在海边，看着海浪滚滚，我思绪万分。如果不是癌症，现在的我一定仍然工作在第一线，手术和病人仍然占据着我的全部生活，我像一只上了发条的陀螺，一个劲儿地旋转着，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会考虑将转向何处。 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我原来的生活节奏，给了我时间思考生命，沉淀人生。我找到了工作之外的乐趣，我全心全意地做起了好妻子好妈妈。 九 三十多年的从医生涯我问心无愧，我觉得自己是个善良的医生，我很少拒绝患者加号的要求，宁可不吃午饭也要看完所有的病人，不愿意让病人等到下午。我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敬业的医生，三十多年来，我很少在家完完整整休息过一天，只要有手术病人，第二天我一定去查房，哪怕是除夕。我自诩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医生，我经手的所有病人从入院的查体到出院后的回访，我都亲力亲为，我记不得多少次打电话喊回体检报告有问题而本人毫不在意的肿瘤患者。 身体的伤痛肉眼看得见，我们可以及时处理。而患者内心的痛苦和悲伤，我们因为看不到所以忽略，因为不影响对技术的评判，所以我们漠视。对于患者而言，医生鼓励安慰的作用是任何亲人，朋友，甚至心理医生都不能企及的，也许医生短短几句的鼓励就能成为患者做完整个治疗的支撑。 现在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体重、精力、精神都与术前没什么差别了。虽然抗癌道路漫长而艰辛，但是我有信心和它抗争到底。 未来的日子里，我还要在父母面前尽儿女之孝，还要陪着老伴游历世界，还要帮着女儿抚养外孙。当然，我更想要重返手术台，我会微笑着告诉即将手术的病人，“别怕，我也是一名癌症患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作为一名“过来人”，在三年的抗癌过程中，我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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