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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是中国近代自海禁开后屈指可数的有成就、有影响的哲学家。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一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作学生，就听他的课。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大概听了他开的《知识论》、《休模哲学》、《知识论问题》三门课。记得清楚的，是我们在他的课堂上细细地研读而且严肃地讨论休漠的哲学著作，以至罗素的《哲学间题》、《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就在这时候，哲学界很多人都称他是中国的G.E.Moore，因为他对哲学问题的分析，精审入微，有时甚至超过Moore的分析。 
金岳霖先生的哲学，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他的哲学的发展过程，我却能十分理解,也因此在彼此之间还常可有供讨论的共同题目。我记得有一次在课余休憩时间，他见到我当时在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T.H.格林的文章，就急忙告诉我说:他过去也曾研究过T.H.格林。在大学读书，他本是搞政治思想史，后来对格林的政治哲学发生兴趣，也从而对格林的哲学有兴趣，但很快就从格林的新黑格尔哲学转到英国本有的经验哲学。我从金先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尽管知道他和罗素等人一样，是从反对格林、伯拉德雷的路数而重新以休漠哲学为出发点；但也知道金先生还是很理解英国新黑格尔派思想的，也正因此，我认为我正可从金先生的思想中从反面看到新黑格尔学派思想的短处或成问题的地方。老实说，当时我也有一些奇异的想法，我还要看金先生或罗素驳新黑格尔派是否真正驳倒了。
师生之间，也不是没有互相讨论。金先生在课堂上太严肃，除了他忽然向学生提问，要求作答外，很难于互相讨论；下课后，他又急回城内家。但系里却曾安排几次全系师生讨论会，这却十分热烈。那时全系学生不过八或九人，专任教授不过三、四人。但每次开会，学生并不比教授到得整齐，而教授几乎每次都全到。我记得几次讨论会，都是从小间题分析，逐渐到大间题、最根本的问题。有一位教授，推崇了孔德的思想进化三阶段论:从宗教到形而上学，最后到科学。于是大家立刻就从科学、分析的意义开始讨论。当场在座的师生，大半都可说是实在论者，都相信科学、分析等至上。说明白点，即都相信理性主义。
理智是最后的裁判官。但恰恰遇到我这位对柏格森的思想有兴趣的学生，自愿作反面人物，作孔德早已驳倒的形而上学拥护者。当然，这说不上在老师们面前班门弄斧，我只觉他们并没有把生命哲学、新黑格尔哲学、新康德哲学驳倒而已。我记得那些时间，我的看法是:分析是知识最大的武器，它可以分析任何物质、任何现象；可以分析一切可以化为数量或有数量的东西；但它不能对任何活的生命，以及支持现象的东西，作彻底的了解，整体的了解。即知识或分析，可以对现象作详细的理解，但不能使人具有本体的认识。这是康德作了定论的。我仿佛还记得那时我坚信伯拉德雷对思想的分析，认为理智或分析，既在现象中定是非、判正反，那就会在任何场合均有对立面，也均不免矛盾；要避免矛盾，透入本体，除非思想或理智自杀，另找出路。这些思想，本来未必是无根据的，但出自我的口，可能是很幼稚的。然而却使讨论有所展开。
冯友兰先生每次都是热烈的发言者。他不讳言自己是新实在论者，但发言总是提到柏拉图，他似乎要把柏拉图变成新实在论者，和他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孟太苟的思想差不多:他认为本体论上的“本”，是有的，类似柏拉图的“理念”(或“理式，’)，从理论上可以推论出的。这即是说，“本”也是理智上的概念，虽不是实际存在，不是现象，但却是理论上的存在，即潜存于理性或理智中。我记得冯友兰先生在那时就曾举例说:这个潜存的“本”或“理”，就如在未有飞机之前，飞机工程师手中的飞机图样。图样是理式，飞机是现象。这个思想，后来冯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新理学”，似乎成为全书中心论点。
金岳霖先生在这种会上，总是边听边深思，直到差不多最后才发言。他说的每句话、每个字几乎都是三思之后才讲出的。他在真理面前，似乎是不分同事和学生的区别的。他明白反对以科学间题代替哲学问题，他似乎很不赞成孔德和斯宾塞等旧实证主义，把哲学看成是多种具体科学之综合。他对冯朱生的新实在论，也不完全赞同。他认为冯幸生讲的“潜存”(subsiotanee)，有一漏洞，即在逻辑上推论的“潜在”，仍同于实际上的存在，或本体上的荐在:即等于对推理的东西给予时间性、空间性。不知推理上的理，说到最后，仍只是一“理”，一“关系”。飞机晕来自工程师图样，但图样仍是一现象，同样是现象，那就只能由一现象演为另一现象纷不能视此为彼之“本”。这样，形而上的“本今不能成立，新实在论的“本”或“潜在”，也不能成立。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这时，金先生虽然口中常言逻辑，但心中似乎想到的是、经过莱布尼兹和罗素等人批判过的“主谓逻辑”，他们把一切知识变为命题形式后·于是所谓主词谓语的关系，也成为仅是关系形式，所谓“主”，也仍是关系，即关系中的关界聋也仍然是关系。从这种命题意义、这种理智或理性出发，要想建立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甚至新实在论的“潜在”，当然是绝对不可熊了。金先生在这个时期写了不少知识论故文章，似乎都是从这种意义出发的。
30年代前后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数并不多，学生人数更是少得惊人；除上课和偶尔开会外，老师都各自埋头努力。然而事隔半世纪之后，回想起来，超今人无限怀念。这个精神中心，金先生是起主导作用的。金先生以他的认真、刻苦的治学态度，不仅在著作上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而且在课堂上也是十分严肃并有高度教学效果的老师；在下课后，在生活中，他对同事们、同学们又十分平易近人。有一位朝鲜来的同学方淳漠(志彤)，就和金先生常往来。他(现在用名Ahcillesfang)在哈佛大学任教授多年；退休后把珍藏的八千多册西文书籍捐赠北大图书馆，作为他怀念清华大学哲学系(当然也是为了怀念金先生)的纪念品。我记得过去在清华时，还是他告诉我，乔冠华同学去日本的赔费，乃是金先生赠给他的。乔冠华前年在快要逝世时，我在医院见到他，他途说他非常想念金先生，并又重复地说起我们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内开上述讨论会的情形，一他提起精神说:“金先生当时是一位怀疑主义者，不过:这不是从消极意义上说，而是从积极意义上说的。”
当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不论是作教师或作学生，不论哲学观点是否相同，都无一不佩服金先生的为人与学问。我是在1936年完毕研究生学业后离开清华大学的。不久即发生抗日战争，我流亡到成都住了7年多。这时清华哲学系师生都到了昆明。从昆明到成都的熟人口中，我知道金先生正写成《论道》一书，并得到当时教育部发的学术奖，还应美国邀请，去美讲学几个月。
1946年抗战胜利，很多人都从大后方各自赶到重庆等飞机或轮船回抗战前所在地。我在西南联大设在重庆的接待处见到了金先生。金先生还是那么亲切地待人，首先就说他看到了我和唐君毅、牟宗三等编的《理想教化》刊物，说了鼓励的话。同时我看到在他的桌上摆了一张似乎正要发出的伸张自苗良主的宣言，那上面有金先生的签名，似乎也有他的朋友张奚若的签名，还有和我同时的物理系同学赵九章的签名。我知道经过八年抗战，经过他的同学闻一多的惨案，金先生已经不是只关在门内或课堂内思考与讲学的金先生了。他的正义感，使他能倾听关于自由民主的呼声，并且随着自己也发出民主与自由的呼声。由此可见，八年的艰苦抗战，不仅收回了国土，而且大家都自觉关心国家和人民了。无怪整个民族已经不是束手待毙自愿为奴的民族了，不仅异族不能压服我们，而且垂死败坏的国内的反动势力，也不能放肆无阻了，也濒临死亡了。 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把全国各大学哲学系师生都集中到北京大学。组织上派金先生来主持这个新的哲学系，使我们都团结在党的周围，也在金先生的周围。金先生没有辜负党的厚望，他勇敢地担负起这个重担，与大家一起边工作，边学习，让大家都能为新社会作出贡献。大家都知道，解放前，金先生是不愿作行政工作的。但是，解放后，他深受时代进步精神的感染，宁愿暂时放弃毕生专心致志的著作生活，与哲学界的同志们和学生们共同进步。同志们和同学们也；以他为榜样，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我想，党和人民以及哲学界同仁，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在金先生的安排下，我和一些老同志们先整理中国近代思想，然后整理中国哲学史。过去从来不注重集体研究的同道，今天也同心协力专作一事了。新的事业，寄托在新的同事关系上，这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尽管有的人最初还不习惯，但久了，终于习惯了。
金先生在解放初，就参加了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主持哲学系后，不久即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响应党的号召，在50年代中期，曾对自己解放前的著作择要写出自我批判的文章。他先批判了他过去的逻辑思想，然后批判他的《论道》一书。金先生是一位十分谦逊谨慎、虚怀若谷的学者，他写完《论道》的批判长文后，一定要我这位事事落后的学生为他提意见。我惶恐地接受这任务。我告诉他，批判文盯着《论道》书中“道”、“式”、“能”的几乎每一论点，讲得很深刻，但原书末呈现的茫茫然的世界观，似未置一语。我说，当时他的世界观似乎是:失掉了世界(或自然)而又想追回世界(或自然)，(恕我是引用德国席勒讲他自己世界观时说的话。)不知世界归往何处去，正是要世界走向一个更高远的目的。这种世界观，确是解放前一切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思路。如果深入批判一下，对我们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当然会有更大的教育。我记得当时金先生回答了两点，大意如此:一是我对批判文的意见，和郑听先生提的意见大致相似，即他这一战役打得很被动；二是他在解放前的分析思考，注重在现象的关系和用以代表关系的符号上，结果，在认识上，只有关系(包括颜色、声音等)与符号，以致当每一事物出现在面前，一经分析，即找关系与符号，从而在常识上“有”的东西，反变为可怀疑的东西，甚至空无所有。金先生这番话，当然引起我想到贝克莱的“存在即感知”，但此刻则更令人想到《论道》书中讲的“出于几、入午几”的意思。金先生在书中虽然引用了很多道家的话和道理，但更重要的还是在批判分析现实经验，让我们明白:我们还是要讲“本”、“道”，“本”与“道”，就在现实中，在现象中，在逻辑上论证虽然很困难，但在事实上又不能不讲。从“名言世界”，“不能答复何以有这个世界这一间题”，但换一“工具”—“本然陈述”，却可以说明“此势何以至”这一间题。即理智对世界可以用命题作无限“分”，但“分”仍倚于“总”、“合”，而使“分”得以存在。这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讲“势”、“能”、“道”的原因。看来，金先生就是用本然陈述来代替过去哲学家的玄学。由此，金先生原来的怀疑主义，至此已逐渐变为内在主义(Immanentalism)。可见金先生原来的积极的怀疑主义，是使他收了积极效果的。 这样讲，当然是指解放前金先生的思想，至于解放后，他的思想变了，大变了，也因此才决心批判过去的《论道》，希望能有所超越。金先生在解放后自从发现马列主义哲学后，我们一起听苏联专家的课，常在一起讨论，他再也不说“道、式、能，，“出于几、人于几、”了。他相信世界有“本”，即“物”，社会人生带有“律”可言，也因此非常热心自己的事业，乐于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一切任务，勤勉而又乐观，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在1957年光荣地参加共产党后，更严格要求自己了、我永远记得，当大家庆祝金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的时候，许多同志盛赞金先生的成绩之后，金先生最后的答言是:“我改造得不好，为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还要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大意如此)这种谦逊而又十分严肃的态度，令人异常感动。 金先生已离去我们有两年多了，愿他的人格和学术长留在未死者和后代的心中，成为大家治学和生活的动力！ 周辅成 于1987年2月，北大朗润园 原题：忆金岳霖先生 原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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