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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郎平 1994年11月，我带八佰伴世界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香港弯一下北京再回美国，说有事情商量。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袁伟民说，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而时间又特别紧迫，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能否回来执教。 但是，我对自己有多大的把握呢？ 1994年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我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当时，一听中国女排拿了第八，我吓一跳，我觉得中国女排不至于打这个成绩，就是因为输给韩国队后，情绪懈了，一泻千里，结果落到第八。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女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里，我生下浪浪下在在坐月子，美国电视台不转播中国女排的比赛实况，我在家里坐卧不安，结果等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输给荷兰队，夺魁无望：巫丹误服中草药，被国际排联误认为服用兴奋剂，这一事件使女排士气严重受挫。竞技、比赛，说到底，比的就是精神，比的就是士气。得知这些消息，我整整一天说不出话，几经周折，终于拨通国际长途，找到张蓉芳，我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都抖了。奥运会之前，女排在美国圣地亚哥参赛，那里，我怀孕快八个月了行动很不方便，可我还是坐了12个小时的车去看她们，真希望她们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把1990年锦标赛没拿到的冠军夺回来，没想到她们却接连失利。张蓉芳心情也很坏，我太能体谅她了。我赶紧又拨通北京的电话，让我父亲替我去北京机场接她们，一定要代我安慰她们，告诉她们来日方长。遗憾的是，女排受打击的士气再也没有缓过来，这种状态被其他国家的教练都看出来了。 1994年世界锦标赛后，那是在香港，我、欧亨尼奥（古巴队主教练）还有卡尔波利（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团长，俄罗斯队主教练）我们三个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们和我聊起了中国队，说中国队怎么回事，中国队的水平不应该跑到第八的。欧亨尼奥说，中国队内部有问题。卡尔波利也说，奇怪，不正常。卡尔波利挺得意，他带一批新队员还拿了第三名。突然，欧亨尼奥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看那，中国队得你带。”我马上回答他：“你别开玩笑了，我带八佰伴挺好的。”但我心里常常会想起托父亲转告女排姑娘的话：来日方长！ 这个智慧的“古巴小老头”很神哪，一出口就是预言。 我自己都没想到，国家体委会请我回去执教。可我还是挺犹豫的，倒不是为工资或待遇。那段时间，和体委通了那么多电传、电话，双方都没有涉及工资和待遇的问题。我知道，如果决定回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干部，不可能提任何条件，而且，说好干到奥运会，总共一年半时间，还有什么可提的？生活中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可以估量的，如果能把女排带出低谷，也是对我自身价值的挑战。 可恰恰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正面临着最大的困难：在协议办离婚。这件事，除了我妈妈和劳尔（前美国女排队员，我的朋友）了解一些情况外，我没有和任何人聊过。我请了律师，要商量很多细节问题：财产问题、女儿问题，这都是一些最痛心、最麻烦的问题。我是赤手空拳去美国的，八年奋斗，好不容易有了工作、有了绿卡、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女儿，这一切都 是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如果决定离婚，如果决定回国，一切的一切好像都要一笔勾销，或者，支离破碎。但我还是决定离婚。 人的生活有限，生命更可贵。我总觉得，一些物质的东西好一点、差一点都无所谓，但人的感情不能将就。而感情问题却是那么复杂，那么不好驾驭，你需要在一个曾经是素不相识的人身上找到互相的欣赏、互相的默契、互相的理解、互相的爱护，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难的事情，这需要双方一起作牺牲、作努力，体谅、谦让，精神止亦步亦趋，才能越走近。这些道理，谁都会说，谁都会写，谁都明白，可感情是感情，理性是理性，而且，感情是两个人的事，事到临头，怎么讲道理都不解决问题。我想，还是一句俗话有说服力：缘分尽了。我也仔细地回想过，这“心头”是怎么来到的？好像是不知不觉，但确确实实是很不愉快的积累，一点一滴、琐琐碎碎，想追究一下谁对谁错，都觉得很没有意义。 当然，我从很多人的眼光里看出一些概念化的猜想：郎平是名人，她很能干，她是“女强人”，因此，她的生活问题是因为她太能干，她不会生活，她不顾生活。不管别人怎么猜测，我不愿意对任何人作解释，我曾经只对一位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努力做个贤妻良母，我热爱生活，我对生活尽到责任了。但生活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和错所能概括的。你尽力了，也未必能使生活美满如意，这比打球难多了。 分手让人感到痛楚，就像要割去你的手、你的脚，你怕你的手脚伤残了，割去它们是为了保全生命，但这个“割去”手术，是外心的，毕竟是你身上的一部分，曾经是一个整体，有很多记忆、很多日子、很多内容、很多活动，是一起完成的、一起经历的，不管开心、不开心，都有血有肉地联在一起了，要剥离，要侵害，连血带肉的，能不痛吗？！但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对的，“手脚”既然有伤有残，痛归痛，总得“治病”啊，拖着“病痛”生活，活得肯定不爽快。只有下决心“手术”，也行还有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当然，“治病”、“手术”，代价学生，房子要一分为二，女儿要一分为二，曾经所有合二为一的东西都 要一点点“锯开”。房子是从意大利打球回来刚买的，三百多平米的一座房子，前后还有两个院子，这样的家，有树、有草，这种祥和安谧的氛围，是我梦寐以求的。两年打球，我的膝关节动了三次大手术，才有钱买的房子，可房子还没住暖呢，我就离开去香港，到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工作，他和女儿虽然也一起去了香港，但生活毕竟动荡。而离开香港又回美国，我再也没有住进那座有前后院的房子，等待着我的，却是更剧烈的“动荡”。让我感到最难分难舍的，不是房子、院子，是女儿，她还不满两岁啊…… 1995年初，中国排协在老山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确实，最后便 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如果，真能为国家做点好事，这也不容易。 那几天，劳尔总是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的OFFICE都成了詹妮（郎平的英文名）的办公室了。”劳尔的态度很明确，她不赞成我回国，我们认真地交流过，她的想法很中肯：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应该安下心，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可以建立新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再说，你还有那么多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劳尔是为我着想，她的分析有道理，这是一个朋友的肺腑之言。 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而执教工作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在女排最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我也反反复复考虑：也许，正因为没有了家庭，心空出了一大块，应该有东西填补：也许正因为女儿还小，不懂事，我还可以抓紧时间干两年。在反复考虑的时候，我脑海里时常会闪过很多眼光，像幻觉一样，熟悉的、陌生的、亲近的、遥远的，这些眼光渐渐地走进我心里，使我终于明白，怎样的“东西”才能填补我心理空出的那一块：为了这些“眼光”，个人作点牺牲值得，我应该去尝试。而且，我有种预感，如果决定回去，不会是一年两年，应该有思想准备：肯定不可能再有个人的生活了。要说“牺牲”，这是最大的牺牲，你得想好了？！ 我想好了，决定回国。 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电影，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宫。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他说他没让我去。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耍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 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当了官就得顺着别人说话，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没这个“修养”，心太软，老同情人，不是当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千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耍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 在福冈的复赛，打古巴队是我们中国队最大、最难的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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