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书信（1）

八月书信（1）

高原放歌201108.26 12:54阅读187

八月书信（1）

1966年8月，我天天到小学传达室窗口张望，等着中学录取通知书。上个月参加了升学考试，这期间，有的同学接到通知，被要求重报志愿，限定了选择范围，说明他们的成绩低，无法被所填志愿的学校录取。我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说明我能够被志愿中的中学录取，我的三个志愿依次是五中、三中和十七中。（一等四年，到了1970年十七岁了就近划片分到一中。）

那时南城区的小学老师们集中到山西大学附中，全日制搞运动。某日，传达室马大爷递给我一封信，上海寄来的，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寄信，但拆开令人扫兴，是《少年文艺》杂志编辑部的退稿信。“你的来稿未被采用，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母亲每天下班后参加运动，深夜才回家，我已熟睡。母亲给我们洗衣服，发现兜里有这封信。她把我摇醒，盘问我投稿的内容是什么？我回答，那是五月份写的批判三家村的诗歌。母亲严厉训斥，不许给任何报刊写任何稿子。她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你呀你呀！不知道有多危险！”

我那时挺羡慕别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文化，没有这么多管束。他们的父母不是干部是工人，下班不用参加运动，能回家给他们做饭。

我们家书信往来多，宿舍大院传达室的邮栏上经常有我家的信，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就有一封，而且每封信都是厚厚的，亲戚们大都是读书人，一两页信纸写不完。

但是那年从春节后，便无书信，直到八月，整整半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父母没有写信，是因为很难叙述在运动中的处境，母亲的大字报共计二十三张。到了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其中有段话特别引起父母的注意，“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看到这话，似乎松了口气。然而，红八月的疯狂中受虐的却不是当权派，绝大多数是入了另册的无权者。父母想等运动后期有个结果再给亲戚们写信通报，和当时好多人一样，估计年底运动就差不多了。

母亲的二十三张大字报挂在单位食堂，我悄悄溜进去仔细看过，内容记得，签名也还大都记得。我甚至爬上一个办公室的窗台，偷看书写母亲大字报的情景。那位执笔抄写的年轻人二十年后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喝酒时也共同回忆过运动初期的点点滴滴，他始终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写大字报那事。酒过数巡，他对母亲当年的委屈忿忿不平，我笑咪咪地继续喝酒。

亲戚们没有来信，也是这个原因，难以预后，看看再说。

还有的是因为红八月中已失去自由，一个做大学教师的叔叔就是这样的。他平时和同事们聊天，说陈独秀抗战期间流落四川江津，经常去县图书馆看书，我爷爷那时是图书馆馆长。运动来了，叔叔失去人身自由，被逼交代爷爷和陈独秀的关系。叔叔解释，这是读者和馆长的关系，没有更深的交往。运动操手们不甘心这样的交代。多年后，婶婶对我哭诉了那年八月，别说给远方的亲人写信了，就是妻子儿女也见不到。

月底某日下午，一墙之隔的厂区里口号声此起彼伏，听不清喊的什么？但听得出是在开批斗大会。厂区分东西两部，中间有天桥连接，桥下是家属大院。批斗大会结束后，把头带高帽子胸挂大纸牌的“牛鬼蛇神”押到天桥上示众，桥下孩子们兴奋起来，争先恐后地辱骂“牛鬼蛇神”。我在桥下忧心忡忡，生怕把母亲也押上来。还好，没有。

这时一个孩子替我从传达室捎回一封信，四川姨夫寄来的。我拆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姨妈难产，险些丧命。

远远看到母亲回来，我迎上去递给她信，却发现她眼角有明显泪痕，她还没有看信啊！哭什么呢？母亲拉了我回家，关上门又哭。她告诉我，刚才她也被揪到台上陪斗了，还好，没有带高帽子。

看完姨夫的信，又抹了一把泪，还好，姨妈姨夫运动中没事儿。

母亲做完晚饭，又要去厂里参加运动，临走对我说，今晚去了万一回不来，要照顾好两个弟弟，厨房的炉灶要看好，别引发着火。

父亲在外地工程上，八月份没有信来，也不知那里运动怎么样了？